（一）粮食生产资源越来越短缺
耕地和水资源不足，是影响区域性粮食生产能力的最主要资源性障碍。因为，粮食生产是土地密集型产业，粮食又是需水型产品，粮食生产危机首先源于耕地面积难以遏止的减少趋势和水资源的不足，所以，粮食生产危机必然带来粮食不安全，即是说耕地、水资源不足必然影响粮食安全。
中国是一个资源约束型国家。粮食是土地、水资源密集型产品，发展粮食就意味着占用并消耗较多的资源，尤其是占用并消耗较多的耕地和水资源。资源不足既制约和影响粮食生产，也制约农民调整农业结构。
根据1996年耕地普查数据，中国拥有耕地资源实际为13003.9万公顷（约合19.5亿亩），虽然比早期的统计数字有所增加，但仍是一个耕地不足的国家。目前中国人均耕地水平仍居世界低水平，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7%，并且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耕地分布极为不均衡。人均耕地大于0.13公顷的12个省（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北。南方四省（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和北京、天津、上海人均耕地不足0.067公顷。全国有将近1/3的县人均耕地低于0.053公顷。（2）耕地质量不高。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水资源量占全国的80%，但耕地仅占全国的38%。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水资源量不足全国的20%，耕地却占到全国的62%，属于严重的错位分布。现有耕地中，有607万公顷属于25度以上的坡耕地。由于耕地自然分布的缺陷，全国有水源保证和灌溉设施的耕地，只有5237万公顷，不到40%。（3）耕地退化严重。受荒漠化影响，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40%的耕地不同程度退化。全国有30%左右的耕地，不同程度的受水土流失危害；四是耕地负荷率较高。据统计，中国耕地的垦殖率平均为14%，北方地区高达32.6%。而世界耕地垦殖率只有11%。这种状况不利于耕地的休养生息和培肥地力。
未来中国耕地资源也难以实现动态平衡。根据有关部门测算，到2030年，中国耕地供需形势不容乐观。据国土资源部门预测，有三项因素造成耕地减少：一是生态环境建设中的退耕，预测为755.3万公顷；二是独立工矿和能源、交通、水利建设及城市占用约为732万公顷（过去1986-1995年的10年中，中国净减少耕地500万公顷，相当于日本耕地面积的总和）；三是农业结构调整和灾害损毁约为583.3万公顷。三项共计减少2070万公顷。有三项增加耕地的因素包括：一是土地整理增加耕地666.7万公顷；二是土地复垦增加耕地200万公顷；三是土地开发增加耕地520万公顷。合计增加耕地1386.7万公顷，增减相抵，缺口683万公顷。所以，尽管我们拥有动员耕地资源，进行空间使用上的配置能力，但却因为不能获得足够的耕地总量供给支持，导致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受到影响。
除此以外，城市化发展对土地的大量占用，必然加剧粮食生产的资源短缺局面，尤其是粮食主产区推进城市化进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粮食增产能力的提高。根据一项调查，2004年江苏省建设占用土地总量达到了181万公顷，其中城市建设占地比重高达82%。从1996-2004年的9年间，江苏省建设用地新增35万公顷，其中占用耕地20万公顷，平均每年建设占用耕地2.2万公顷。根据建设用地规模和社会经济发展各因子之间的定量分析，每增加1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大约需要占用22.2公顷土地。据此推算，到2010年江苏省将需要新增建设用地17万公顷，到2020年将新增建设用地49万公顷，其中80%为城市建设用地。显然，土地资源不可避免的被占用，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区域性粮食生产能力提高的一个主要因素。同样的，作为粮食紧缺省份的浙江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建设占用耕地面积越来越大。1997-2004年城镇新增建设用地5.79万公顷，其中占用耕地比重高达77.5%。
除耕地紧缺外的另一大制约因素是水资源短缺，而且制约力已经超过耕地上升到第一位。一项研究表明：世界上30%—40%的粮食产自灌溉农田，今后30年中，发展中国家70%的粮食必须产自灌溉农田。有许多国家因为贫困、人口增长和水资源利用手段有限等因素影响，保障粮食安全困难重重。人们已经普遍认为，应当把水资源当作一种国际公共宝藏。
从国内水资源情况看，根据数据分析，中国水资源短缺状况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并且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水资源总量不足。来自有关部门的数据表明，中国人均水资源不足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而且时空分布不均，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全国有一半地区年降雨量低于400毫米，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根据1997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审议的《全面评估世界淡水资源》报告中的标准对照，中国有1/4的地区属于严重缺水，1/10的地区低于起码生存线（联合国划定，人均占有水资源量2000立方米为严重缺水边缘，1000立方米时为人类生存起码标准）。到2030年前后，中国可用水量可能达到极限值，有可能发生资源型水危机。当人口达到16亿，人均水资源量将比现在还减少1/5，仅为1750立方米，其中黄淮海流域人均水资源量仅为390立方米。届时中国将成为严重缺水国。（2）农业用水需求量较大。中国基本上是灌溉农业，全国75%的粮食、90%的经济作物依靠灌区生产，每年需要灌溉用水4000亿立方米，仍有2670万公顷耕地因旱受灾，灌区每年缺水300亿立方米。到了2030年，农业用水总量将达到6000亿立方米。（3）水资源分布不均衡。中国水资源主要集中在南方，北方不到20%。造成北方用水紧张和地下水资源的过度开采。据测算，黄淮海平原是中国主要的商品粮基地，但整个流域缺水严重，供需缺口率高达6%-17.2%。其中，冀鲁豫每亩耕地水资源量为274立方米，东北地区每亩水资源量为486立方米，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5和1/3.而超过5%就会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4）农业用水方式极为落后。到现在农业灌溉用水多数仍沿用传统的土渠输水、大水漫灌的方式，加上工程不配套、老化失修、管理粗放，使得单位水资源产出效益低下。据计算，中国单方用水生产的粮食只有1公斤，而发达国家为2公斤。目前的灌区有效灌溉面积只达到设计面积的75%，中低产田占1/3.水资源短缺和利用方式的落后给粮食生产带来严重损失。例如，山东省曾因黄河断流，使当年粮食减产270万吨，减产的粮食能够供给900万人需要。即便是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也存在着利用方式不科学而导致的浪费，加剧了整个水资源的紧缺程度。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水资源是粮食保障计划的关键因素。
耕地和水资源不足的刚性约束，足以构成中国在发展新阶段，提高粮食区域性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性“障碍”。
（二）体制性障碍约束至今存在
目前中国家庭小农经营组织方式，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必须面对的基本事实。因为土地规模狭小，既不利于发展粮食生产，提高粮食商品率和扩大规模化生产，也不利于提高粮食生产效率，更不利于复杂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它放大了“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缩小了“提高粮食能力”的可能性，因而成为提高粮食区域性生产能力的最主要和最根本的制度性约束。
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施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土地等生产资料划归分属于农户。全国2.6亿农户，平均每户拥有耕地0.56公顷，粮食主产区的农户家庭土地拥有规模情况稍好。
如此微小的耕地等资源拥有水平，决定了目前中国农户只能采取家庭小农式的经营方式。这种小农家庭经营组织方式，适合当时中国农业生产的特点和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对于农民由食不果腹转向温饱有余的确是灵丹妙药，但在中国农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后，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不适应性，对于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并非是最佳制度选择。显然，承包政策对农业生产力所产生的效应已到末期。与农业现代化国家相比，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劳动生产率上，以及适应市场的能力上，都远为落后，集中表现为生产成本高、交易成本高、产品竞争力低、农民收入率低。
1.不利于提高农业竞争能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益是检验农业发展的最终标尺。农业效益的状况，取决于农业竞争力的状况。相对于发达国家，当前中国粮食价格高、成本高的问题，已经比较突出，这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粮食的竞争力不强。加入WTO以后，随着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的迅速发展，如何提高粮食的国际竞争力，成为当务之急。
2.农户难以适应并进入市场
让为数众多的分散农户直接进入市场，无法回避交易成本高的问题，而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更显得小农家庭经营局限性的突出。特别是中国粮食主产区的农户，进入市场的成本更高。
3.不利于农业特别是资源性农业发展，限制了粮食等生产的盈利能力
农业现代化国家所走过的历程表明，只要拥有足够数量的农业资源如耕地，发展粮食等资源性产品一样可以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因为粮食比较利益虽低，但规模效益高，同样可盈利。如美国家庭农场，平均每户家庭拥有的耕地大约数千公顷。如此数量的耕地，为农户实施大规模机械化、电气化，甚至卫星遥感测量技术，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大大降低了单位产品成本，提高了每户每人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强势地位，为农户获取丰厚利润提供了安全保障。
反观中国家庭小农经营组织，无论是耕地数量，生产手段，经营方式，经营理念，市场应变能力，经济收益等诸多方面，都还处于传统、落后的状态。原因就在于它的小农经营方式。在此情况下，即使对所有的农产品都实行价格保护，或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一个农民一年无非就是增加几十元的收入，不可能带来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还会影响农户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从区域角度分析看，东北地区是最有条件实现规模化经营的地区，也是中国现在和今后主要的粮食资源供给区。但是，由于受到家庭经营规模狭小的制约，尽管粮食总产量较大，分散到每个家庭的产量就显得很小了。同样的，在冀鲁豫、长江流域、东南、西南西北，小规模经营依然是粮食生产的主要形式。而这恰恰是提高区域性粮食生产能力的致命因素。
所以，区域粮食生产能力提高的过程，实际上是在“政策变量”中增强“改革内涵”力度，彻底变革家庭小农经营组织方式的过程；是发展粮食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市场竞争力、获取粮食收益的过程；也是一个发展商品农业的过程。要顺利完成这一过程，必须克服来自小农家庭经营的“制度性障碍”制约。
（三）流通体制不完善
提高区域性粮食生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粮食的流通体制和粮食市场发育、交易活跃与否。因为，区域性粮食能力提高的结果，除了能够获得更多的粮食以外，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将产出的粮食运往需要的地区。这就需要具备完善通畅的流通渠道，充满活力的市场交易。从中国目前来看，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流通市场，无论是它的方向、主体、管理，还是规模、档次、规则、布局、手段等都不适应区域性粮食生产能力提高的要求。
1.目前的粮食流通主体还不是市场化和竞争性的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重要的收购环节和进出口环节，还没有形成多元化和竞争性的主体。这就使得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的利益，在市场流通环节得不到保障。同时，缺乏粮食流通主体，也使农民难以直接进入市场，或进入市场后，利益不能保证。整个培育和发展新型粮食流通主体的工作滞后。
2.还没有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
粮食市场体系包括有形的市场，也包括相应的市场规则与制度。但从目前来看，中国粮食市场发育还比较落后，不能适应国家建立粮食安全战略的需要，也不适应通过粮食市场交易进一步激发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的积极性。而完善的统一市场，正常发挥功能的开放经营，公平交易下的市场竞争，规范的制度化管理，以及国家宏观调控的可靠依托，这些正是粮食市场体系所追求和应具备的。
3.政府调控下的市场形成粮食价格机制不健全
粮食价格机制（包括价格形成机制和管理体制），是粮食流通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基础和核心。而目前中国粮食市场价格形成，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人为的痕迹，市场供求决定价格水平和高低，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适用，还没有扩展到整个粮食市场领域。因此，不利于粮食主产区农民获得正当的参与市场竞争和获利的权利，影响到这部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中国粮食流通体制存在的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造成粮食在全国范围、地区范围的流通不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粮食市场的正常交易和粮食市场的发育完善，给我们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增加了难度，特别是主产区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往往会因为流通环节的制约而受到限制。
（四）经济效益不明显
种种迹象表明，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所进行的生产活动，是非常具体和现实的。20多年来，为了提高中国的粮食安全，增强粮食生产能力，粮食生产已经从主要依靠活劳动投入，转向依靠资金物质技术投入。生产方式的改变，大大提高了粮食总产出水平，但同时也增加了成本，且一直居高不降。与此同时，粮食市场价格又进入波动状态。到目前为止，中国粮食市场价格已经在2004年的高位状态中，显现出回落的趋势。这种趋势还没有显示出止落的苗头。
粮食生产成本增加价格下降最直接的结果是，粮食的成本利润率强烈波动。根据一项统计测算：1990年中国三种粮食（稻谷、小麦、玉米）每亩成本利润率为39.4%，1996年提高到40.1%，最高时的1994年达到79.7%，此后直线下降，2000年每亩成本利润率为-0.9%，2001年为11.25%，2002年为1.3%，2003年为9.1%，到2004年跃升到49.7%。
从各年统计数字看，三种粮食中小麦每亩成本利润率的波动幅度最为剧烈，在1994年达到峰值以后，连续的负值，直到2004年才回升到正值水平。玉米虽然出现负值的年份只有一年，但是，从1990-2004年间，每亩成本利润率基本保持不变，考虑到物价变动因素，实际投入产出效益是负数。稻谷每亩成本利润率虽然没有呈现负值，但是，增长幅度并不显著，1990-2004年只增加了11.6%。
显然，对于粮食生产者来说，必须有高于成本费用的收益，才会从事粮食生产。当粮食生产利益下降无利可获时，一方面促使更多的粮食生产者到非粮食产业或非农产业领域谋生；另一方面种粮劳动力就会减少耕作面积或减少粮食投入，使粮食生产规模保持在仅仅能够满足家庭需要的水平上。
今后，中国粮食生产成本上升趋势还将存在，粮食收益增长空间非常有限，这将非常不利于提高中国区域粮食生产能力。
（五）区域分工不协调
提高中国区域性粮食生产能力，主要是提高粮食主产区的生产能力。但是，按照资源禀赋差异、比较优势与分工协调原则，划分的粮食主产区和粮食主销区，由于存在经济利益获取的不平衡，已使提高粮食主产区生产能力遇到重重阻力。
目前，粮食比较效益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粮食市场放开，流通环节的逐步理顺和通畅，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粮食主产区的经济压力。因为，主产区粮食生产外流越多越吃亏，这就把粮食流通贸易关系，转为明显的产销双方利益的得失关系。集中表现为粮食利益在主产区和主销区的分配过于失衡，产区利益在生产与流通环节中流失严重。区域分工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成为比分工协作本身更为棘手的深层次问题，从而也成为提高中国区域粮食生产能力所要面对的问题。
众所周知，粮食是集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于一身的重要农产品。同时，粮食又是各种资源要素如水、土地、资金、劳动、技术、教育等综合投入的产物。获得粮食就意味着在上述诸风险并存中投入这些综合要素，甚至包括非资源性要素投入等，提供它相应的生长环境。谁发展粮食生产，谁就要承受各种风险，投入各种生产要素。在实行粮食区域分工中，随着粮食这种低价商品的输出，投入者抑或是主要投入区的经济利益就会随之流失，输出越多流失越多。
由于在粮食主产区存在着各种利益矛盾，使得依靠市场调节区域供需平衡，实现区域分工协作，呈现出明显的脆弱性和相当的不稳定性。这种状况，不利于中国建立一套强有力的粮食安全体系，更不利于提高粮食主产区的生产积极性。
（六）大宗粮食品种竞争力弱
提高中国区域粮食生产能力，遇到的最大的外部不利因素是，大部分粮食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偏弱。这种状况，对于粮食主产区的东北尤其不利。
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使我们必须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市场。作为中国大宗出口的粮食产品，要在国际市场中提高竞争力，扩大贸易出口规模，就必须发挥比较优势，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根据有关部门测算，中国粮食品种中的中籼稻、晚籼稻和粳稻生产，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玉米处于明显劣势，小麦和早籼稻生产已处于利益均衡点，不具出口优势。
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粮食比较优势变动，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土地产出率、生产成本、国内价格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但各因素对不同粮食品种的影响程度不一样。其中，稻谷比较优势主要与国际市场价格变动有关；小麦比较优势与土地产出率有关；玉米等更多的受生产成本影响。而价格则对所有品种都有影响。过去，政府在粮食短缺时实施的以提高价格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已使国内粮食等农产品的价格水平居于较高位置，已经超过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约30%-70%。由于高位价格水平，中国粮食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出口竞争力大大降低。而国际市场粮食不但产品品质优于中国，而且交易价格也低于中国，致使中国在粮食出口方面处于被动局面。
预计今后中国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将进一步下降，尤其是玉米和小麦，大米的优势将被削弱。在此情况下，中国一方面要根据已签署的有关协议，允许外国粮食大量进入。根据一项统计，山东、四川、深圳已订购美国玉米6万吨，中国玉米贸易形势逆转已不可避免，很可能不用几年，中国将成为玉米净进口国。很有可能重蹈大豆覆辙。另一方面中国又有大宗粮食，由于比较优势丧失而难以出口，不得不转向国内寻求市场，从而影响到粮食主产区的生产，打压农民生产积极性。这已经不仅仅是提高区域性粮食能力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内粮食生产能否持续的问题。
这种局面目前来看，可能有利于粮食主产区休养生息，适度调整产区粮食生产目标，但是从深层次上看，过多的粮食进入，不符合中国实现储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战略方向。（1）不利于市场价格回升。在国内粮食市场出现阶段性、结构性过剩的时候，超量进口粮食，只能是继续打压国内粮食市场价格回升的势头。（2）不利于保护耕地资源。粮食大量进口，必然挤压国内粮食生产，容易出现农民抛荒撂荒现象，或造成耕地改为非农用地逾越“红线”的行为发生。如果不加以控制，势必使粮食生产失去耕地等资源要素的保障。（3）弱化国内粮食生产能力。粮食过度进口，会提高国内粮食进口依存度，削弱通过资源转换获取粮食的能力，冲击国内市场。如玉米每年进口450万吨，就会替代东北玉米主产区1/3的产量。（4）增加财政负担。大量进口粮食，需要增加仓储、交通、港口等设施，加大各项财政费用支出。
（七）种粮主体生产积极性不高
提高中国区域粮食生产能力，面临的一个较大制约因素是地方政府和粮农的生产积极性问题。粮食主产区的地方政府和农户实际上都是“经济人”，二者的种粮积极性都取决于种粮收益和成本的比较。如果不考虑政治和社会因素，纯粹从经济角度考虑，地方政府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不高。本级地方政府从粮食生产中汲取的财政收入减少。原因是，农业税减免政策，导致地方财力吃紧。此外，农村税费改革，尽管有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但低于农业税减免额，农业税收入净减少。发展粮食生产增大地方政府本级财政支出压力。主要是本级农口系统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人头费和办公费，以及本级发展粮食生产的水利建设等支出，上级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配套资金，上级扶贫项目的配套资金，上级粮食风险资金项目的配套资金，“三补”的配套资金。发展农业不如发展工商业。无论是从财政收支的角度考虑，还是从GDP增长的考虑，抑或是从政绩考虑，地方政府发展工商业的积极性都要高于发展农业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提高，但是后劲不足。从不同的时期纵向比较，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提高，主要原因是，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综合补贴；农村税费改革；粮食价格上涨，并实行最低收购价制度。但由于粮食比较效益较低，不同产业的横向比较，粮食显然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后劲不足。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务农种粮不如打工、不如种经济作物。加上化肥、农药、燃油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粮食涨价收入被抵消。当然，种粮劳动者的数量减少，种粮劳动者的素质下降，给粮食生产也带来了不利影响。外出打工增加导致“老人”农业、“妇女”农业，种粮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新技术推广应用受到影响，大多数农民是凭经验种田。
（八）相关制度约束力增加
新形势下提高中国区域粮食生产能力，还面临着诸多制度方面的约束，这些约束力较强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削弱了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其中包括：财政制度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支农资金投入结构不尽合理。支农支出中，直接用于流通环节的补贴过高，用于建设性的支出比重不高、用于农民可以直接受益的中小型基础建设的比重较小，一些关系农业发展全局的基础性、战略性、公益性项目，如农业品质改良、重大病虫害控制、社会化服务体系等缺乏足够的投入保障。
1.支农资金管理体系不完善
主要是财政支农投入高度依赖上级政府，地方财政连“吃饭”都不能保证，很难再向经济效益相对较低的农业追加投入；支农支出实行分块管理，因而不同程度地存在条块分割、相互之间不协调、重复投入，力量分散，有限的资金不能形成合力；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监督机制有待完善。金融制度使资金投入不足。（1）邮政储蓄系统只存不贷，取走了农村本已有限的资金，实际是在“抽血”；（2）商业银行在农村没有分支机构，不可能为农村粮食生产“输血”；（3）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投向受到严格限制，也不可能为直接粮食生产提供很多资金支持；（4）农业保险在农村基本是空白，粮食生产风险基本由农户自己承担；（5）现在真正为粮食生产提供直接金融服务的只有农村信用社，但信用社同样存在严重的“离农”倾向。其结果是农户特别是种田大户资金短缺。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
2.生产领域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亟待加强
（1）农技推广网络不完善，具体表现为村级没有农技推广网络，县、乡级农技部门技术设备落后，农技部门之间的配合，联系较少；（2）农技人员自身素质不高，具体表现为专业知识陈旧、老化，多年来一直未得到过培训；（3）农技推广经费不足，目前的经费只能维持农技人员的基本工资、根本没有资金用来进行农技推广，导致许多试验、示范无法开展。
3.流通领域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利于粮食生产
（1）粮食流通体制问题，粮食风险基金县级财政配套，地方财政难以兑现；（2）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仓储平衡困难；（3）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方面，种子、化肥、农药价格上涨，质量难以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