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心情沉重，脑子空白白的。他问自己，这“时局关系”真的如此震动么？想想罢！这后面不就是政策又收紧了，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了。那么河对岸要捎回来的白米、面包干、饭焦、咸肉、香肠……都是要割的尾巴了。这些都是活命保命的东西，人家都不稀罕。这又犯得上什么时局，什么关系呢？村人担心的就是填饱肚皮的事。难怪村里流行曲，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他的心一样的沉重！
青牯要找妈妈，拉着他往河边走。小黑狗走在前面，头也不回，小狗识途。河边依然青草蓬勃，流水清清。他抬眼望去，那稍为低陷的地方就是他俩过河之处了。青牯站住，不停地喊妈妈。
昨夜，月茹拖着儿子一起过河。爬到对岸，没留神青牯滑落一道小水渠。她夫妇俩只顾着往前冲。孩子爬起来时惊得迷了路，又不敢哭，也不敢喊妈妈。幸得小黑淡定机灵，带着他往回走，回到家里。
方田心细在离家前给儿子口袋里装上张纸条，以防万一。拜托姓肖的朋友了。
他知道方田满肚冤郁，但没有想到他会断然出走，连儿子的后事也安排了。他俩是民兵，平日出入成双，同捞同煲。那年歉收，眼看又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了。方田夫妇吃得做得，饭量也大些。每月不到三十斤谷口粮，填不饱肚子。方田悄悄地在屋后山背开了两分荒地，插上几行番薯，总算有点帮补。这不惹祸了，犯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要批判检讨，交回开荒地。幸得村支书易天乐暗地相助，事情才没闹大。再加上那回逃港潮，有个外地女孩身子瘦弱，连小河也冲不上去，只好走回头。方田见她可怜便放走了。新旧账一块算，方田给民兵除名了。这可是件大事。要知道村里男人本来就不多，男青年更是稀有品种，连民兵也当不上，够丢人的。幸得妻子月茹乐观豁达，通情识理，她背地里说丈夫没错。不是偷不是卖，吃饱肚子不是罪。一点也不在乎。
这回风声紧，说没点顾虑担心是假的。得未雨绸缪。方田是个孤儿，身世凄凉。月茹父母都在美国。奶奶去世后只剩下她一个人，平日家中缺粮短油都是双亲接济。其实方田自明，家里事情还是得听老婆的。
这回乐观的月茹也犯难了。眼见肖超和跟何静江这样的好人也大难临头，易天乐也无能为力，束手无策。究竟还要牵连上多少关系，禁闭边境又得待多少日子呢？她想深一层，丈夫已落魄低人，前程堪忧，活着也没意思。心想倒不如换个环境，自己又不是没有去路。于是便给妈妈写了封信，透露心事。心一横便过河去了。
扪心自问，不胜唏嘘。她从娘胎落地已开始割资本主义尾巴，割了二十年，她也当了妈妈，还是闹哄哄的割不完。就似壁虎尾巴，一碰就断，断了又生。其实村里家家户户都是一家两制，一个家庭两个世界。不说全村，就是全县一半人口在外面，家家都有一个家在对岸。唉，两个世界的事都一目了然，黑与白，香与臭，好与坏，饿与饱都分得清清楚楚，何必要非割这切那不可呢！傻瓜也懂得分辨肚饿与肚饱。她想不明白，这分明是死路一条还不回头。越往下想她就越失望了。
她又想起静江，她呀，漂亮的姑娘会嫁给谁呢？自己命苦，她比自己还命苦。
何静江跟着大黄狗来到河边，一眼就望见肖超和同青牯。小黑不知什么时候溜到河对岸去。青牯睁着一双泪眼，叫声何阿姨。她搂着孩子，默默地紧搂着。
他们三人，宛如一家人沿着河边漫行，一言不发。唉，心事重重，难呀！
回到月茹家里，喝了杯开水，才觉得有点儿累。青牯已累得睡着了。
他俩相视凝望着，眼睛都含着泪水。她忍不住扑倒在他怀里，相互拥抱着。两人都哭了。伤心极了。
“我做了去海南的准备。”他说。
“什么？”她反问道：“我恨死那个地方！”
“我已别无选择了。”他明白她的心事。
“死了我也不去。”
他知道她妹妹初中毕业就到海南农场插队。一个美貌纯真的姑娘，年轻天真有点幼稚，场里安排她兼当赤脚医生，得下队里诊病。正是出诊的缝隙，场长安排策划好地点，把她给糟蹋了。她受伤得太重了，失常了。后来被关在一间杂物室里。半年之后，何静江才获知妹妹的消息。待到她和肖超和赶去海南，那位农场场长出差去了。说妹妹是病死了，也没给家人发个通知。生无对证死无尸首。唉，人单力弱，苦无证据，几句敷衍的话便打发他俩走了。亲爱的可怜的妹妹就这样献身给农村广阔天地！
她伤心透了。她清醒了，也谨慎了。
“不说了，不提了。”他忙着安慰地说。
她想了想，深情地望着他说：“你是不会过河去的，难道就真的是天有绝人之路。”
她了解他。一个好学善良英俊的青年学生，充满热情理想。他读广雅中学，她念培道女中，两间都是名校。他俩在一次联校晚会中认识。他抱着把木吉他，温情地演奏着《梭罗河》，琴声太优美动听了。她听着听着，禁不住凑近前去。她着迷了，从没有这样的迷离过。
他感觉到有一道迷人的目光在望着自己，温柔亲切得有点灼人，他带着这份柔情的目光演奏得更投入了。传奇的琴声，充满感觉的音调，成了他吉他之音的绝响。
演奏完了。他见了她。一眼就惊住了。她漂亮温文大方，一双大眼睛，高挑身姿，胸脯耸挺，玲珑性感，给人一种神奇独特的健美感。今晚他感到太幸福了，能遇上她，真好。
之后，他们很常见面，相好了。
他父亲是邮电工人，根正苗红。她爸爸是南头人，属边防地区。他俩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干部。经过筛选挑拣，他们才分配到边防来插队，这是无上的光荣，令人羡慕不已的光彩。真的，他们是热血沸腾抱负理想奔赴农村的。
然而，晴天变阴，哪会想到会有今日，一律得转移海岛。这不是明显地不受信任吗？这不是时代的欺骗吗？又有谁同情过他们的感受，说过一句公道的话呢？
“你理解我。”他难过极了。
“我明白。”她说，“但历史早已宣判你无罪。”她理解他是不想给人戴上叛国的帽子。
他仰天长叹道：“历史已经不属于我们的了。”他腰间挂着几串两条村子空屋的大门锁匙，还牵着孤零零的青牯，他能丢下这份亲情走吗？他心里还惦记着父亲临行时说过的话：绝不可以过河去！这就是历史，他一个知青的历史。
她伤心地哭了，搂着他哭出声来。哭吧，眼泪流干了就不流了。历史是什么？干涸了的眼泪。
这是他的信仰。她又能说些什么呢！她心灰了，她心凉了，她心碎了！
“我们只有分手了吗？”她伤心地说。已经没流眼泪。
“那也是暂时的。”他搂着她。
“不，不会的，河水不会倒流。已经再没有机会了。”她有了过河去找妈妈的打算。她已一无所有，就剩她一个人了。
“来日方长，我们可以等待。”他依然自信。
“我在哪儿等待呢？”她问。她感到无地立足的悲哀了。
他搂着她，紧紧地搂着，无言以对。
她抬起头望着他说：“好，等待，那就找个地方等待吧！”然后又认真地说，“我会找到个地方的！”
说完，她便带着大黄走了。他惆怅地望着她那远去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