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厚者，雨必猛；弓劲者，箭必远。
厚积者，发必强；谋深者，行致远。
——葛洪
伍廷芳（1842—1922）是赵泰来外婆的父亲，广东新会人，清末民初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同时，赵泰来的曾祖父赵秉钧与伍廷芳还有一层亲戚关系，因为他们的夫人是两姐妹，即为连襟关系，或叫“一担挑”（北方俗称）。因此，对于赵泰来，伍廷芳既是他的外曾祖父，又是他的外曾姨夫。
伍廷芳是近代史上对中国民主革命和现代化进程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诸多“第一”：第一家中文日报《中外新报》（1860年）的创办者；第一位在为中国走上民主共和道路和现代化作出巨大贡献的伍廷芳。英国获得法律博士学位的中国人；第一位取得外国律师资格的华人；香港首名华人大律师和首名华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伍廷芳以他的博学和才干步入外交界，签订了《中墨通商条约》，这是继《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后，近代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二个平等条约。他支持辛亥革命，担任中华民国军政府第一任外交总长；并作为南方总代表主持南北议和，达成清室退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出任司法总长。在孙中山先生最困难之际，他坚定地追随孙中山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任广州军政府外长兼财政总长，北伐战争时，兼任广东省省长，代行总统职权。陈炯明叛变时，伍廷芳与孙中山患难与共，他不顾80岁高龄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会晤，并忠实执行孙的指示，向各国领事馆发出“严守中立勿助叛军”的外交公告。叛军进攻越秀山，火烧总统府时，伍廷芳在总统府旁的省府行署内受困，惊悸过度，患病入院，1922年6月23日不幸逝世。
伍廷芳的一生跌宕起伏，波澜壮阔：青年时期居港二十余载，竭诚为殖民地的香港华人争取权益；壮年时期进入清廷李鸿章幕府，在实力外交年代，竭尽所能地维护弱国的权利。他晚年则在混沌繁乱的民国初期，鞠躬尽瘁地追随孙中山，并为此付出自己的性命。
1922年12月17日，国民党在上海九亩地新舞台举行伍廷芳追悼大会，曾任广东护法军政府顾问的孙洪伊在介绍伍廷芳生平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伍老先生最可令人敬慕的是他“能以出世之精神，作入世之事业”。伍廷芳传奇一生之所作所为，处处闪烁着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奉献的精神火花。
三十而立的伍廷芳靠自己不懈努力成为英国人一统天下的港英政府公务员，中华人的佼佼者，并已经迎娶了誉满香江的大牧师何福堂的女儿何妙龄。然而，慨然有澄清宇内之志的伍廷芳并没有沉醉于高官厚禄和温柔乡里而裹足不前。1874年，伍廷芳怀着对西方文明的向往和对强国之术的热烈追求，以十年节余作为学资，负笈西游，考入闻名于世的伦敦林肯法律学院。
一个举目无亲的中国青年来到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寂寞和艰辛是显而易见的，身着长袍马褂、拖着一条“猪尾巴”的伍廷芳亲身领略了英国人的傲慢和偏见。在学院的图书馆里，伍英国名门之后的玛丽娅年轻时的照片。她和伍廷芳生下的女儿伍丽芳是赵泰来的外祖母。
廷芳见对面坐着一个英国学生，他很有礼貌地上前打招呼，谁知，这个自认为是“绅士”的英国人连头也不抬，依旧翻阅手中的书本。就这样，两个人面对面坐了一个多月，竟然一句话也没说过。
就在这时，一位出身英国名门的女同学玛丽娅却向伍廷芳伸出了友谊之手。她是出于同情怜悯之心，还是被东方青年的翩翩风度和不凡仪表所吸引，现在已无从考证了。玛丽娅悉心尽力地帮助伍廷芳，从语言、学习资料、寻找导师等各方面提供大量无私的协助支持。斗转星移，三个寒暑过去了，伍廷芳经过潜心苦读，于1877年1月从林肯法学院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取得英国大律师资格，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此殊荣。与此同时，伍廷芳与这位美丽贤淑的异国女孩也萌生了爱情，玛丽娅后来为伍廷芳诞下一个女婴。这个女孩三岁时被送回香港，取名为伍丽芳，她就是本书传主赵泰来的外婆。玛丽娅毕业后也成为一名大律师，但她终身未嫁人。
伍廷芳回到香港，经过严格考核，成为香港法庭执业大律师，并被委任为太平绅士和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成为获此两项殊荣的第一位香港华人，俨然成为华人领袖的“伍叔”，代表着香港华人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崛起，以崭新的姿态，站立在英国人的面前！伍廷芳成为华人社会向英国人挑战的一面旗帜。
在这里，不得不讲讲伍廷芳的老丈人何福堂、夫人何妙龄和妻弟何启。
伍廷芳的丈人何福堂（1817—1871）是广东南海县人，早年只身闯南洋，曾在英国人开办的马六甲英华书院任雕版工人，1837年在该院读书，翌年皈依基督教。由于何福堂勤勉好学，加上天资聪颖，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甚至能阅读希伯来文《旧约全书》原著。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华书院也于1843年迁至香港，更名为英华神学院，著名汉学家理雅各带领何福堂等中国学生来到香港，并建立愉宁堂教堂。因何福堂表现出众，1846年被理雅各在愉宁堂按立为首位华人牧师。此后，何福堂常在香港、广州、佛山、东莞等地传经布道，成立教会，建立教堂。他一生著述颇丰，有《马可注释》、《十诫注释》、《圣经析义》等代表作。1855年，他在《遐迩贯珍》第二号上发表《新旧约书为天示论》，全面系统地介绍和评价了新旧约的内容。何福堂一边做牧师，一边利用他与洋商的紧密关系，还兼营出口生意，其中包括茶叶、丝绸、瓷器和各类工艺品。1870年，何福堂在佛山主持教堂落成典礼时，被反教派群众袭击受伤，后因劳累过度及精神负担过重患上中风，遂于次年2月15日在广州安息，享年仅53岁。
何妙龄（1847—1937）是何福堂的长女，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知书识礼，养成了一种气质高雅、恬静和蔼的习性，颇具大家闺秀的风采。1864年她与伍廷芳结为夫妇，气质高雅的伍廷芳夫人何妙龄。赵秉钧夫人何箕龄与她是同父异母姐妹。相夫教子，并以私蓄助其夫留学英国伦敦。1922年捐资创建何妙龄医院。何妙龄与丈夫伍廷芳致力教育，曾在新会县会城镇友竹伍公祠开设“廷芳义塾”，免收学杂费，还供给学生文具书籍。伍廷芳去世后，何妙龄继承丈夫义务办学精神，将原校改名“廷芳义学”，把在会城宫来桥的部分祖屋改建为校舍，使学校扩大为完全小学。何妙龄一生热心香港教会事业，兴建合一堂、创办风度翩翩的何启是香港华人领袖，他与孙中山亦师亦友。
民生书院、建设湾仔福音堂、开办大衿麻风院、重修那打素医院、设立英华书院奖学金等，共计为香港社会捐款相助20余万元，是香港早年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杰出华人女性。
何妙龄的弟弟何启（1859—1914）是一位晚清的改革先锋，他自幼接触西方国家的政治与科学，深感清朝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他主张改革，提倡新政，建议引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他13岁远赴英国就学，完成中学课程后，考入苏格兰亚伯丁大学，取得医科学士及外科硕士学位。1879年他再次赴英伦林肯法律学院深造，取得大律师资格后于1882年回香港进入律师行业，不久当上太平绅士。1887年为纪念英国亡妻创办雅丽氏医院，并附设西医书院，曾为孙中山之师。1890年任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1895年参与筹划兴中会广州起义，起草对外宣言。在此前后，何启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宣传改革维新。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何启前往两广总督李鸿章处密谋，建议他与兴中会联合，实现两广独立，并草拟了《平治章程》，但未果。1909年任香港大学助捐董事会主席。1913年将所办西医书院并入香港大学，主张用中英文授课，改变单一用英文授课的方式，教育学子勿忘祖先。他在香港一面开业行医，一面从事执业律师，并在社会事务上大展拳脚，成为一代香港华人的翘楚。
何启为香港大学的创办倾注全力。香港大学前身是何启创办的香港西医书院。
1882年，伍廷芳离开香港北上，入李鸿章幕府，作为“洋务派”的智囊，开始了14年的幕僚生涯。在此期间，他以自己外交和法律方面的博学和才干，与虎视眈眈欲吞我中华的东西洋列国交涉斡旋，尽力为大厦将倾的衰弱中国谋取权利。
1896年至辛亥革命前的十余年时间，伍廷芳两度漂洋过海，出任大清国驻美国公使。在此期间，他调侃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拜访大科学家爱迪生。他远赴南美大陆，走访巴拿马、秘鲁、墨西哥、古巴等国，为在当地备受歧视和屈辱的华侨同胞伸张正义，确保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他代表大清国与秘鲁签订了废除限制华人苛令的《中秘条约》、与墨西哥签订了《中墨通商条约》，这是近代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最早的平等条约之一，并为废除美国《排华法案》而不懈抗争。伍廷芳以他的博学和雄辩的才干，在清末外交舞台上施展才华，在与列强的折冲樽俎间为大清海外子民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身为大清臣子并不影响伍廷芳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家的眼光，看穿清朝帝国行将衰亡的命运。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0年，伍廷芳所上《奏请剪发不易服折》，就是一篇坚定的反清宣言书。当时，“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成为汉人的生死符。而“辫子、小脚、纳妾”则成为外国人嘲笑鄙视中华民族丑陋的标志，伍廷芳以剪发为形式，提出变法革新，不啻表明了彻底背弃清廷的决心。
辛亥革命以武昌起义为突破口，立即在东南各省得到响应。伍廷芳走马上任，担任沪军都督府外交部长，站在国民革命的前线。
这时候的中华大地，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列强各国虎视鹰瞰，中华民族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在南方，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控制了11个省的政权；在北方，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依仗强大的军事实力，维系着衰弱的清廷政府。在决定中国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伍廷芳这位看惯了刀光剑影的历史元老，凭借蜚声海内外的声望，以耄耋之身，肩负着11省人民之重托，出任南北和谈南方总代表，同袁世凯、唐绍仪展开激烈交锋。历经45天的艰难谈判，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清帝退位，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建立中华民国的最后障碍终于被扫除。
黎元洪任命伍廷芳为南北议和南方代表的委任状。
1912年2月12日，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帝制至此寿终正寝，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至此画上了一个阶段性的句号。因此，有评论家这样论述：武昌起义打响了推翻清朝的第一枪，南北和谈则以法律形式宣告了封建帝制的终结，为中华民国的确立奠定了根基。史称“中国之覆君主，成共和决于此时”。由此观之，作为南方议和总代表的伍廷芳在推进近代中国社会的民主法制史上功莫大焉。
据史料记载，民国成立之初，各国领事馆与中国政府间往来公函，皆称中华民国为“ChineseRepublic”。伍廷芳当时任中华民国驻沪全权代表，他一贯注意外交上的语言严谨，认为“此意甚狭，谓‘中国之共和’，即共和为中国局部也。宜用‘共和之中国’（RepublicofChina），其义甚广，谓共和属于全中国也”。此后，他以公函照会各领事馆，要求以此英文翻译中国国名。他的建议被中外一致认可，一直沿用至今。
有趣的是，在伍廷芳与北方代表在谈判桌上激战之同时，他的连襟赵秉钧则在紫禁城内义正词严地威逼那对孤儿寡母下诏退位。
伍廷芳在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帝制沸沸扬扬的尘嚣声中，始终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为生命，表现出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和觉悟。在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于1915年12月31日宣布恢复帝制，改元“洪宪”之际，伍廷芳在一次集会上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直指倒行逆施的袁大皇帝。他说：“北京现有的政府，只算得上是戏场，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僚只算得上是戏子。我们看戏则可，若听了戏子的话当真就不可。……我们要努力坚持，不管它是洪宪，还是宪洪，只晓得今年是民国五年，明年是民国六年，维持这个年号以至万年，万万年！”
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83天就一命呜呼了。伍廷芳再次踏入民国政坛，出任中华民国外交总长，并在军阀们“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激烈争斗中，短暂代理过国务总理。与赵秉钧同为书童出身的“辩帅”张勋，于1917年将12岁的末代皇帝溥仪重新抬出来宣布复辟，改称这一年为“宣统九年”，并通电全国宣布解散国会，改挂黄龙旗。这是伍廷芳万万不能同意的，他气愤地将总理印信从楼上扔下，并辞去总理职务，携家眷从北京经山海关再到上海与孙中山会合。
此时孙中山高举护法大旗，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并被选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出师北伐，打响了护法战争。伍廷芳从上海经香港来到广州，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成为包括孙中山、唐继尧等七人在内的护国军政府政务总裁。护国军政府在西南军阀岑春暄等人的把持下，废除大元帅、排挤孙中山，暗中勾结北洋军阀，破坏北伐战争。孙中山及早看穿了西南军阀的真面目，在绝望中悄然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伍廷芳则对西南军阀仍抱有幻想，反而指责孙中山不以大局为重、独逞个人之英雄。两年多在广州的风风雨雨过后，伍廷芳终于识穿了西南军阀“假护法之美名，谋求个人之权利”的真面目，毅然与西南军阀分道扬镳，于1920年4月乘坐轮船北上，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上海再度会合。
伍廷芳对孙中山这位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一旦认准了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和道路后，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便为民主共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终身恪守“立志坚毅，行事光明”。
1920年底，孙中山重返广州，恢复了护法军政府，并担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伍廷芳为外交总长，尔后又兼任财政总长、广东省省长及代总统等职务。在此期间，伍廷芳日夜操劳，心甘情愿地协助孙中山处理繁杂的政务，而无半点怨言。用他儿子伍朝枢的话说，父亲“佐孙公，决疑定计，鱼水交欢”。
1922年6月16日，正当孙中山指挥北伐军向北挺进，节节获胜的关键时刻，作为陆军总长的陈炯明突然叛变，派出部队悍然包围广州，炮轰坐落在越秀山下的总统府（即现在中山纪念堂位置）和孙中山官邸（在越秀山半腰）。孙中山在宋庆龄的一再恳求下，被卫士硬拉着逃出总统府，步行到永汉路，在黑夜中跑到天字码头，避入停泊在珠江上的“楚豫舰”。而宋庆龄则坚守在总统官邸处理后事，在叛军的枪林弹雨中侥幸逃脱。
据赵泰来从祖辈那里听说，当时伍廷芳留守在省政府行署内，当部下跑进来报告说陈炯明叛军已向总统府进攻时，伍廷芳“啪”的一声，用双掌重重地击打在桌上，大声骂道：“竞存（陈炯明字）这个衰仔，竟敢犯上作乱！我就在这里不走，看他敢拿我怎样？”广州卫戍司令担心伍廷芳的安全，派副官强行将他转移了出去。
第二天伍廷芳得知孙中山已脱险，他冒着生命危险，以80岁高龄之身躯，与卫戍司令魏邦平划着小船登上“楚豫舰”探望孙中山，共商平叛事宜。孙中山对伍廷芳的到来大为感动，当即向伍廷芳表达了坚决平叛的决心。伍廷芳深受鼓舞，他表示“大总统主持平叛，我立即离舰登陆，通告各国驻粤领事，要求他们严守中立，勿助叛军！”临别时两位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友人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孰料这江面一别，竟成永诀。
回到家中，伍廷芳草拟通告，安排人员限时送达各国领事馆。此时伍廷芳仍忧愤不已，大骂叛贼。由于受到惊吓，又感染风寒，伍廷芳终于病倒了。儿子伍朝枢赶紧将父亲送往医院治疗。6月23日凌晨，伍廷芳在悲愤中与世长辞，享年80岁。
伍廷芳逝世的噩耗传出后，举国震惊。孙中山在“永丰舰”上闻之后，伤心万分。他在舰艇上面对海军将士们慷慨而言：“今日伍总长之殁，无异代我先死，亦即代诸君而死。为伍总长个人记，诚死得其所；惟元老凋谢，此后共谋国事，同德一心，恐无如伍总长其人矣。全军唯有奋勇杀贼，继承其志，使其瞑目于九泉之下，现立于广州越秀山上的伍廷芳墓园。以尽后死者之责而已！”根据伍廷芳生前意愿，在他去世后，遗体运送到广州南石头火葬场火化。当时的风俗以土葬为主，除和尚等外，甚少火葬，伍廷芳可以说是开了殡葬火化的先河。
1924年12月10日，广东革命政府决定重新安葬伍廷芳灵柩，在广州市东郊望冈新修了一座宏大的坟庐。1925年1月，身处北京协和医院，肝癌已到晚期的孙中山抱病为伍廷芳墓撰写了1600多字的碑文。碑文中最后写道：“文自元年与公共事，六年以后频同患难，知公弥深，敬公弥笃。谨揭其生平志事关系家国之大者，已告天下后世，俾知所模楷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