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2年冬至1926春，历时四年的东江之战落下了帷幕，第二次东征完全取得了胜利。
陈炯明失败后，退居香港。
1926年初春，香港一条逼仄的街巷里，有一座普通的民居，房子有些破旧，也有些阴暗，杨坤如拐着腿，好不容易找到陈炯明的居所，把一个个不幸的消息告之总司令：“洪兆麟12月9日在赴上海途中被人暗杀……林虎兵败后逃出广东失去联系……李易标……刘志陆……”陈炯明扬扬手，他示意杨坤如别再说了，凹陷的眼眶里滚出一颗颗浑浊的泪珠。
这一夜他失眠了，三员虎将死的死、逃的逃，十余个赫赫战功的爱将各奔东西下落不明，数万粤军士兵支离破碎，有的落草为匪，有的隐归乡里，有的流浪他乡……他失败了，彻底地失败了。
完全丧失了武装力量的陈炯明无法在军事上继续与国民党蒋介石抗衡，广东一下成为了北伐的大本营，所有参加东征的部队开始进兵北伐。
纵使如此，陈炯明仍不相信武力可以统一中国，更不相信蒋介石能建成民主共和。虽然“联省自治”已成泡影，但这个政治梦想始终不灭，他仍然在努力寻求一种途径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促成中国统一。
昏黄的灯光下，陈炯明伏在一张木桌上，他正在撰写他的《中国统一刍议》。由于劳累，他光滑的额头已经开始晦暗，眼睛低陷，胡子疯长，头发蓬乱，显出一脸的疲倦和憔悴。
1926年春，他把由洪门秘密会社的“美洲致公党”改组过来的“中国致公党”总部从美国移至香港，并致力于开展党务，在东南亚各地发展党员，登记在册的党员侨胞达十余万人。
陈炯明在致公党内极力推行以建立联邦政府为统一中国之原则的政治主张，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盛赞多党制的民主政体。
1927年，北伐取得了胜利，但中国的政治本质却完全改变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也遭到彻底破坏。曾经真诚合作并肩战斗的国共两党公开决裂，蒋介石开始把枪口对准共产党。此时的中国非但没能统一，局面更加混乱。
陈炯明在致公党会议说：“我的失败不是败在孙中山和蒋介石手下，而恰恰是败在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之下，说白了是败在了苏联和共产党人的手下。”
当陈炯明获知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员时，他并没幸灾乐祸，针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他在致公党的会议上，重申了当年与孙中山闹翻之后说过的一段话：“现在南北政府，成已对峙之局，未尝不各执一是，以图中国统一，但双方的手段，均采取武力惩罚。”
北之军治，南之党治，皆违反共和原则，压抑全民公意，殊以民主立国，根本不得相容，终必为“民治主义”抨击以去。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陈炯明还言之凿凿地断言：“将来国民政府之命运，不结束于内部争夺，必结束于‘赤寇’之蔓延。”
若干年之后，在香港敏秀街的一座低矮门楼里，常常走出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儿，夏天穿着一件破旧的灰布长衫，冬天穿一件蓝布长衫，经常在街巷的挑担中小贩手里购来早餐食品充饥，认识他的人说：“你别看他如此潦倒和落魄，他就是陈炯明，曾做过广东省省长和粤军总司令呀。”“鬼才相信，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凭他那个寒碜相，打死我也不相信他是陈炯明。”
议论归议论，不信归不信，这个穿着破旧长衫，购买小贩食品的确是陈炯明。
陈炯明病倒了，医生诊断是因为吃了不卫生食品引发的肠炎，需住院治疗，此时的陈炯明寄宿在弟弟家中，上有80岁的老母亲，下有一群子女，生活尤为艰难，根本无钱入院医治。
1933年秋天的香港，梧桐树开始落叶，秋风把枯黄的叶子吹在地上打滚，一直滚到了街角处卷成了一堆，再一阵风来挟着落叶气流把一堆的枯叶扬了起来，又重重地摔下，空气中便弥漫着一股腐朽的败落气息。
一阵哀嚎从敏秀街二十七号的窗户中传出，这是陈炯明瞎眼的妻子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哭声。此刻陈炯明正躺在厅堂边一张小帆布床上，干瘪的身躯上盖着一张灰被单。他面色蜡黄，眼睛紧闭，干枯的皮肤没有了水分，愈发似秋萧落木般奄奄一息。
瞎眼妻子俯在床前泣不成声，长女站着拉紧父亲的手，问父亲有何遗嘱交代，陈炯明睁开眼，抚摩着女儿的手苦笑着说：“吾家事无可语。为父追求革命，一生无钱积蓄，且无田地房产，今居陋室乃你叔父之家业，惟不安是高堂老母八十有余，为儿不孝心存愧疚。”说罢老泪纵横。旁人再问以国事，陈炯明则连呼“共和、共和”，双腿一挺，闭目而终。时为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9月22日，享年56岁。
历史是无情的，北伐胜利之后中国并没统一，蒋介石的血腥镇压更没有打倒共产党。而恰恰相反，在陈炯明发表此言论二十一年之后的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退守台湾，被陈炯明一一言中。
历史学家认为共产党能够发展壮大，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顺应了历史潮流；二是从始至终地依靠了工农群众，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民治思想，依靠了中国的大多数人民群众，代表了全国大多数群众利益的政党，何有不取代国民党执政地位之理？
一位历史学者曾评说：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斗争，是“地域主义”对抗“民族主义”，陈炯明相信克鲁泡特金的“互助”、“友爱”之说，可以代替“民族主义”，陈炯明书生气太浓了，他忽视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孙中山远比他高明，他利用“民族主义”来大做宣传，顺应了世界潮流和国情民情。陈炯明在刘师复的影响下，用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来反对“民族主义”，哪怕他一腔热血，满怀豪情，都只能进退维谷，最后以失败告终，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英雄。
陈炯明赞成并资助“农民运动”，提倡以“减租减息”来减轻农民负担，而且还把农运的创始人彭湃在第一次公费留学时选派出国，在广东省长的位置上又首聘共产党人陈独秀为广东教育长，彭湃为海丰县教育局长，致力新文化运动，热衷教育救国。当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出台之后，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农民协会都把陈炯明看成了公敌。1925年第二次东征的棉湖大战，就是彭湃的同党李劳工组织大量农军支援蒋介石的，而最终反败为胜击退林虎，让黄埔教导团起死回生，最后成为了中国一支中流砥柱般的军事力量。
陈炯明忽视了“群众运动”及“学生运动”，他没有像孙中山那样，用共产党这个精英组织来控制军队。他还有一个遗憾就是在漳州期间，首次拒绝了苏联代表路博的军事援助，结果只能与吴佩孚一样，虽然曾一度军政大权在握，威震一方，显赫尊贵，最终逃不出失败的命运和军阀的下场。
细究起来，“联省自治”和“北伐统一”并不相悖，甚至有异曲同工之处，一个靠“文装”，一个靠“武装”，一个是“缓进”，一个是“激进”，最终的目标无非是达到中国统一和民主政体的建立。
康少白在写《陈炯明传》有文曰：“陈氏因不置产，又无私蓄，晚年困居香港，陈喜抽烟但贫不能购，有客来凡吸烟者则伸手讨索几根置桌前，待客去留为己用，但每日仍以读书作文自娱，实有一案有经世稿，家无宿日粮之写照。”更令人感慨唏嘘的是，康少白的这段文字：“时陈氏居香港敏秀街二十七号，其处狭隘萧条，且无棺成殓，亦不得已乃借用其母杨太夫人之棺，子卒贫而用其母空棺成殓，亦世问惨事也。”
正是因为陈炯明在生时为官清廉和死后的困窘凄惨，让国民党的元老和生前故旧纷纷解囊，也让其时集国民党党、政、军于一身的蒋委员长心生怜悯。也许他没有忘记自己是靠粤军起家，是靠孙中山起家，也可能没有忘记自己曾在陈炯明手下做过作战室主任，当莫纪彭电告吴敬恒，陈炯明死后“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葬”的消息传到蒋介石耳朵里，蒋委员长拟立拨5万元为治丧费，后因戴贤存异而未拨。纵使如此，蒋介石还是以个人名义从江西寄来赙金3000元，以寄托他的一片哀思。
2011年4月30日于惠州枫园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