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革命的“成功”，革命阵线内部就开始了无休止的争斗和内耗；从开始控制议会的君主立宪派到后来主政的吉伦特温和派，再到1793年极端的雅各宾派专政后所开始的大恐怖，这一切就再也没有什么“伟大”可言了，其暴力和恐怖所留下的阴影和负面影响远超过了1789年大革命的本身。
1792年9月，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正式成立。这时候，优柔寡断的路易十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轻听了玛丽王后的怂恿，乔装出逃，中途被认出而押回巴黎关押。
1793年新年伊始的寒冬，路易十六被最高权力的国民议会宣判有叛国罪，在革命广场上被处死在他自己按人道原则倡导和授权设计的基约丁断头机下13。他远远算不上是暴君，时也运也，谁让他赶上这么个年头！他从容泰然地走上了断头台，并坚信自己的清白无罪。他的最后留言是：“但愿我的血可以为法国民众带来幸福。”
1793年10月，路易十六的王后、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内特（MarieAntoinette）也因叛国罪被推上了革命广场的断头台。她从容地走向基约丁断头机时不慎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和颜悦色地说了一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这位生活上极尽奢侈并领衔着巴黎时尚的美人，在死神前依然保持着她的尊严和高贵。这是真正的巴黎的高贵，那份征服了西欧和俄罗斯上流社会的高贵。
两百年过去，这种高贵早已荡然无存。现在已经是作践到连总统萨可齐都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和小民对着骂娘了。
卢梭的人权思想通过其信徒罗伯斯比尔（MaximilienRobespierre，1758—1794）等人从自由主义的人权观出发在接下去的革命过程中加以实践。然而其结果却演变成了侵犯人权的专制主义。特别是1793年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党人上台实行了所谓的“一党专政”以后，把思想理念与政治斗争纠缠在了一起，凡意见不合者，动辄被送上断头台。革命广场成了史无前例的恐怖象征。
接下去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折腾和胡闹中，协和广场上的基约丁断头机先后砍下了约一千五百多名政治人物的首级，其中也包括了曾经是恐怖象征、砍了别人无数脑袋的大革命旗手罗伯斯庇尔本人的脑袋。在当时，到处都在“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自然也就有了无数的告密者，以至于被处死的所谓“反革命分子”不计其数。无论是贵族或平民，学者或政客，商贩或妓女，不管有否证据，只要是被怀疑“犯有对抗自由”的罪行，不必审判，随时可以被送上断头台。许多贵族都是全家一起被送上断头台的，连无辜的儿童也格杀勿论。在这个革命广场上被处死的前前后后估计达四万人之多。
法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AntoineLavoisier，1743—1794）也是被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的。法国伟大数学家拉格朗日曾经痛心疾首地说：他们可以一眨眼断下他的脑袋，然而那样的头脑一百年也长不出一个来。
当“革命”已经走到如雨果所说的“断头台的阴影几乎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头顶上”时，那还有什么自由、平等和博爱可言呢。这个“革命”也就变质了，它已经跌穿了基本人道的底线，还妄论什么“伟大”。
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家、吉伦特党领导人之一的罗兰夫人（MadameRoland，1754—1793）在这个广场上的基约丁断头机上临刑前曾留下了她的传世名言：“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不妨再听听雅各宾党的精神领袖，以自由的名义猖狂践踏人权，“一党专制”的始作俑者罗伯斯庇尔在革命广场上走到基约丁断头机前的自白吧：“美德！没有美德，一场伟大的革命只不过是一场乱哄，是一种罪恶摧毁另一种罪恶。”
事实证明，按照卢梭的理论设计加政治激情所进行的革命原来是革命恐怖，是革命者被革命，而宪法所承诺的人权在革命的暴风骤雨面前荡然无存。理论和现实几乎对立：许多权利在理论上是拥有的，一到现实中就没了；理论上民众是国家的主人，实际上还是奴隶。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篇首就开宗明义写下了这样一段针对法国大革命的振聋发聩的话：“那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那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最愚蠢的年代；那是信仰的世纪，也是怀疑的世纪；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无助的冬日；我们似乎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我们都走向天堂，却都走上了相反的路。”
说得太精彩了！这是以英国式的睿智所看到的法国大革命。
战争和暴力在欧洲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中断过；然而，把暴力和恐怖提升到作为革命的最高形式的始作俑者，就是发生于1789年、继而在1793年达到疯狂的法国大革命；其发源地就在此——巴黎。
雨果的《九三年》和狄更斯的《双城记》都是反映法国大革命的。对于协和广场上的断头台和基约丁断头机的描写，《双城记》最为成功；尽管其故事是虚构的，但所描写的发生在协和广场上的一切却都是真实和可信的。雨果的《悲惨世界》则反映了1832年6月的巴黎暴乱。
鲁迅痛恨中国老百姓爱看杀头的闹剧。殊不知同巴黎的市民们相比，鲁迅所描写的杀头场景只能算小巫见大巫。1793年的巴黎，到革命广场来观看断头的民众可谓是人山人海。每当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哪怕是一个无辜婴儿的人头——从基约丁断头机上滚下来，都会引发地动山摇般的喝彩。这个广场上血淋淋的闹剧演变成了当时巴黎人最最热衷的“娱乐”。在这里，人性已经湮灭，剩下的仅仅是麻木的兽性。
比“九三年”还要早144年的1649年1月30日，在伦敦白厅大街宴会大厅前的广场上，因破坏《大宪章》而被议会宣判为“暴君、杀人犯和国家公敌”的国王查理一世在这里走上了断头台。但英国人并没有乱用断头台，因为在伦敦，无论是国王、贵族还是臣民，大家都有尊重契约的传统。在伦敦，法制还是高于一切。在一个有规范的法制社会当中，人性中的恶会受到遏制；这就保证了伦敦的断头台不会演变成一场杀人游戏。
巴黎则是“自由”高于一切而蔑视法制的地方，这所谓的“自由”似乎是更多地体现出暴乱和发泄的自由，杀人和破坏的自由，不遵守契约和承诺的自由。巴黎人没有遵守契约的传统，就如同那位曾经写下巨著《社会契约论》点亮过无数法国人思想而自己一生的行为却是最最不愿意遵守契约的卢梭一样。一个不相信法制、不愿意遵守契约的社会就失去了对恶的制约；恶已经没有止境，以至于到了不可思议、令人发指的地步。法国大革命所创造和实践的，恰恰是对断头台的乱用和疯狂，是血腥的红色恐怖。
失控的暴力和恐怖，是巴黎留给世界历史的一份有争议的遗产。
失控的暴力问题还在于，在无法无天的时期，社会上许多危险人物深藏在心底里最邪恶最兽性的一面会被唤醒，从而滋生出无休止的社会暴力和无穷的破坏力。《双城记》里十分成功地塑造了这样一个社会底层的可怕人物：一个巴黎闹市小店铺的女店主，她从早到晚不停地编织着毛线，两眼却始终盯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不断收集着她的“黑名单”。大革命一到，她成了异常活跃分子，被她列入“名单”的人一个不漏地被送上了断头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