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根据提出的储蓄过剩理论，认为，中国已处于储蓄过剩状态！
3.5.1中国的状态符合储蓄过剩的定义
我们在前面提到储蓄过剩的两个判断标准：银行的巨额呆坏账；不断扩大的银行存差。
1.银行的巨额呆坏账。
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随着1984年的拨改贷而逐步显现，并且比例是不断攀升的。1990年末，我国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为2000亿元，占信贷资产总量的12.2%。1995年末不良贷款增至9000多亿元，所占比重至25%强，1996年末不良贷款达1万亿元以上。随后几年亦只增不减，截至2003年底，中国主要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余额为2.44万亿元。
戴相龙曾在“2001不良资产处置国际论坛”演讲时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后期，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继爆发金融危机，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成为困扰和束缚许多国家和地区金融业发展的桎梏，在我国，金融业存有的一个重大风险就是国有独资银行不良贷款比例过高。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降低不良贷款的比例，试图化解银行系统的风险。1998年国家用发行30年长期特别国债的方式为四大国有银行补充了2700亿元资本金，降低了不良资产的比例，然而，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基本体制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到2000年，其不良贷款率又提高到33.37%。迫于此，国家又成立了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对应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将近14000亿元（移交的不良资产为1984年拨改贷到1995年前发放的不良贷款）的不良资产，并从2001年开始，政府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下达了降低不良贷款率的指令性指标。在各地组织了专门班子，为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逐笔建立专账，锁定基数，按月分析，按季考核。到2003年末，使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下降到20.36%。但是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规模连年扩大，资本充足率逐年下降，资本金问题日益突出，同时，为了达到“每年要下降2～3个百分点，到2005年将不良资产率降到15%以下”的目标，以及2006年我国银行业的全面开放，充实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加快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事情。2004年年初中国政府破天荒地从外汇储备中拿出450亿美元，分别向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注资，以此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推动股份制改造。
然而，令人担心的是注资形成“路径依赖”，在中国金融改革史上，几乎每次资产划拨几乎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巨大的损失，而这些损失最终又不得不由政府来承担。“在金融改革和金融风险处置中，央行的救济似乎成了没有成本的、取之不尽的金融资源”（巴曙松，2004）。
看似央行为“流水席”埋单，其实所花费的都是百姓的钱。央行增发货币相当于向老百姓收取通货膨胀税。当这些货币投放达到一定的规模后，就有可能造成全社会的通胀压力。事实上在金融理论上，由央行提供救济资金从中长期来看是不审慎的。“从宏观来讲会引发两个问题：隐性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及政府公信力下降，并且容易让金融机构产生道德风险。央行要承担准财政的功能，有可能引发恶性通货膨胀，最终难以为继”（胡祖六，2005）。事实上，金融当局并非不了解这一点，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就曾指出：“在体制改革（产权结构多元化）之前，不要轻言注资……在现有体制下，仅靠注资不能改变国有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者的行为；在银行信用基本等于国家信用条件下，注资与否对公众信心影响不大。”
从国家良苦用心的短期效果来看，似乎成绩十分理想，据银监会2005年7月26日公布的数据，2005年二季度国内银行贷款质量继续好转，不良贷款余额和占比继续呈现“双降”，其中最核心的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占比大幅“双降”。然而，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如此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工行实行财务重组、政策性剥离不良贷款所致”，如果剔除工行财务重组的因素，2005年上半年国内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不降反升，其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将增加723亿元。更值得关注的是，如果剔除三家国有银行进行财务重组和政策性剥离因素而导致的不良贷款下降因素，从2003年底到2005年6月底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四大国有银行的实际不良贷款余额不是下降而是增加了1156.7亿元。
目前国有银行2.5万亿元的呆坏账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亏损造成的。这些不良贷款的回收率现在只能达到20%左右，也就是5000亿元，其余的2万亿元全部没有了。这意味着有太多的资本没有形成，而且还占用着大量的储蓄，对于银行来说，面临的是追缴贷款软约束，归还储蓄存款硬约束。在企业获得贷款，用于产品生产后，由于产品难以销售，积压严重，最终产品一文不值，本来企业是要倒闭的，但政府为了社会的稳定，不得不要求银行继续增加对企业的贷款，以此维持企业员工的工资待遇，不得不继续提供的贷款又创造出大量的储蓄存款；另一方面，有的企业利用贷款购买的机器设备，回去后就因闲置而成为一堆废铁，而购买设备的款项则转化为生产企业的收入，增大社会的购买力。而因闲置而报废的设备不再具有生产能力。这样，银行面临着无法追回的贷款，同时又面对以后必须要还的储蓄存款。也就是说，这些贷款不但没有被有效使用，生产出社会所需要的产品，而且还进一步增大了社会的购买力，为储蓄的进一步增长提供了可能。然而，即便国有银行的资产状况得到很大改观，但其形成的不良债务仍然存在，虽然其更改了门户，不过是“张冠李戴”而已。并且，由于形成了国家埋单的“路径依赖”，不良贷款还在迅速增加。于是，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形成了储蓄过剩。这部分储蓄，在居民储蓄动机不断强化的情况下，并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物价上涨，这部分储蓄资金没有被物价上涨所消化，因而形成过剩储蓄。
更为可怕的是，银行为了降低不良贷款比例，拼命增加长期贷款。2003年以来，银行新增贷款猛增3万亿元，其中四大国有银行贷款新增1.68万亿元，占整个金融机构新增贷款总量的56%。在垄断保护下，放贷多了，盈利就会增加，就能够有更多的利润来消化不良贷款和支撑银行业高额的薪酬待遇。同时，多放款也可以扩大贷款分母，从而稀释不良贷款，达到了降低不良贷款比率效果，从而又可获得相应行政级别的政绩效果，对银行内部控制的人来说是何乐而不为的好事呢，但却为今后更大的不良资产埋下了祸根。
但对国家来说，国有银行贷款猛增的后果是宏观失控，社会经济结构失衡，导致矛盾加剧。对内，资源耗费过度，严重削弱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加剧社会矛盾，抵消发展成果。对外，经济战略将会受制于人，影响国家经济战略安全。
2.不断扩大的巨额存差。
存差又称存贷差，是在我国1979～1983年信贷资金管理制度中作为控制银行机构贷款的指标提出的。存款大于贷款是存差，贷款大于存款是贷差。人们判断是否存在存差的依据一般是以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余额相减得出的数额。我国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1994年，金融机构的贷款均大于存款，是贷差。到90年代初期，贷差比例急剧缩小，1994年我国金融机构存贷款差额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年增加存差达2979亿元，1995年首次出现了存差。自此金融机构存差不断扩大，至2005年末，存差已经超过9万亿元，存差占存款比例高达32.6%。
存差现象的出现，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并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张杰借用了Mishkin假设的银行资产负债表并将其扩展形式应用于对国有银行情形的解释，认为国有银行比一般商业银行需要更多的存款。国有银行的特殊资本结构使其存款一直充当弥补资本金不足的角色。由于国家声誉入股，国有银行的存款需求是一般商业银行的两倍。国家声誉入股意味着国家要对存款的流动性负最后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银行吸收存款就等于是在获取免费资本，因此也就会具有更大的提供存单激励。在国有经济需要国有银行提供更多信贷支持的背景下，国有银行拥有一个大致均衡的资产负结构，其存款相对于贷款也就不会显得过多。可是，由于金融风险为国有银行的信贷扩展设置了最远边界，因此信贷约束政策的实施难以避免。当继续增加的存款不再有更多的贷款追逐时，存差就会合乎逻辑地出现。因此，他认为，国有银行的存差导因于国家长期实行的金融控制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它绝非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信贷约束政策效应的体现，而是国家刻意的制度设计的结果。
伍志文、鞠方、赵细英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了存差扩大的原因，并提出了公有产权制度下“存款和资本金共谋的特殊银行资本结构假说”。认为存差的扩大是存款作为一种资本金，存款和资本不分或者共谋，存款被国有银行挪用作为损失准备或者风险补偿金的结果。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银行存差扩大成因更多源于中国特殊金融制度安排所造成的存款和资本金共谋的特殊资本结构，而较少来源于金融深化进程。我国存贷差扩大归因于金融深化进程的减缓，而不是金融深化进程加速所带来的金融资产和负债业务多元化的结果。存差的扩大反映出不合理的成分更多。
其实，“存差”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经营状况的常态，因为按照稳健性的监管和经营原则，商业银行不能将吸纳的所有存款全部贷放出去。必须依照一定的比例交纳法定存款准备金等，而计算存贷差额的存款和贷款数据都取自金融统计报表。从“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情况”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资金来源各项中包括：各项存款、金融债券、流通中现金、对国际金融机构负债和其他各项，而各项存款中又包括企业存款、财政存款、机关团体存款、农业存款、信托类存款和其他类存款。而在资金运用中包括各项贷款、有价证券及投资、金银占款、外汇占款、财政借款和在国际金融机构资产。银行每发放一笔贷款相应就会有一笔存款存入银行；银行收回一笔贷款，贷款和存款就会同时勾销。同样，购买企业债券对企业直接投资，也会在企业账户增加相应的存款。银行收购一笔金银或外汇，企业在银行的存款就会相应增加；银行卖出一笔金银或外汇，企业在银行的存款减少。财政发行债券筹资，若银行购买了国债，会增加一笔财政存款；财政将资金拨付出去，就变为企事业单位存款；银行从企业、居民手中购买国债，企业居民在银行的存款相应增加。金融机构持有企业债券和对企业投资，同对企业贷款一样直接创造企业存款，但是不作为贷款统计。
虽然张新泽、王毅认为在以上项目中，银行对企业债权中贷款占绝大部分，国外资产中外汇占绝大部分。从而得出一个近似等式：
存款-贷款=外汇+财政借款-流通中现金
他们利用这个公式得出“金银外汇占款和金融部门持有的国债增加必然导致贷差减小或存差扩大；现金投放的增加必然导致贷差的扩大或存差缩小”的结论。
但我们认为，外汇占款是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一个途径，它是中央银行用于购买外汇的人民币资金。当商业银行将外汇出售给中央银行时，中央银行的资产增加，同时会将等值的本国货币记入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账户，也就是增加了它们的存款准备金，从而增加了可用于贷款的人民币资金。1994年，我国实行了外汇体制改革，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当年增加了304亿美元，银行外汇占款猛增3105亿元，比上年多增加2843亿元，同年企业存款净增3498.6亿元，而这其中很大部分是由外汇占款所导致的。我们通过对1998年前后存差与外汇占款的比较发现，1997年、1998年外汇占款是大于存差的，而1999年以来，情况刚好相反。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流通中现金、财政借款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存差大于外汇占款表明国内资金的确是运用不充分，外汇占款在1999年以后，没有能够发挥其提供贷款的作用，而是在占用着大量的存差。与此相对应的我们发现，1997年、1998年的存差占存款比为9.1%和9.6%，这一数字与美国2004年末存差占存款比例（存款5.3112万亿美元，贷款4.8416万亿美元存差占存款比例为88.4%）是相当的。而1999年以后这一比例不断攀升，2005年已经超过30%，那么，是不是如张新泽等所认为的外汇占款占据着大量存款而无法贷出去呢？我们认为不是这样的。外汇占款是我国金融机构由贷差转为存差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部分资金是完全可以用来增加贷款的，而并不是被“封存”起来的。如果商业银行无法将此笔款项贷出去，那只是其贷款能力问题，而不应该将外汇占款作为巨额存差合理性的当然解读。
从金融机构存差构成来看，主要是来自于商业银行，因此，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商业银行的存差的核心构成。商业银行的存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不可动用或较难动用的部分。一是财政存款，该项资金不能用于商业银行贷款。二是法定存款准备金，这是整个经济系统为维持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必须付出的成本。三是二级准备金。虽然非法人金融机构无需交纳法定存款准备金，但必须按照其总行要求上缴总行统筹调度的资金，统称二级准备金，一方面用于弥补由总行统一缴存其总行所在地人民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另一方面由总行统一调度用于系统内头寸调剂或购买国债、政策性金融债等有价证券。四是库存现金。商业银行必须持有为满足客户提取现金需要的库存现金，而这部分资金会随着商业银行业务扩张而有所增加。五是超额存款准备金，这也是所有商业银行普遍持有的，只是数额多寡而已，主要用于满足日常结算和维持流动性的需要。超额存款准备是低息资产，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是不付息的，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商业银行会尽量减少这种资产。商业银行会先运用超额准备金发放贷款，赚取存贷款之间的利息差额。若贷款风险太大，就会购买国债、归还央行贷款、拆借或存放在其他银行等。我国出于商业银行经营的考虑，一直对准备金存款计付利息。商业银行在宏观经济不景气、贷款风险增加或负债成本较低的情况下，主动将大量信贷资金上存央行套利，从而削弱了信贷资金对实际经济部门的支持力度。除此之外不排除商业银行在贷款有效需求不足时将资金转存人民银行获取低风险收益的可能。六是不良贷款剥离，这主要是商业银行通过各种方式剥离不良贷款，从而统计上造成在存款余额不变的同时贷款余额虚降，这部分是只反映统计数据，并不是真实可用的资金。这才是存差的症结所在。
1999年10月，我国相继成立了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不良贷款）转为资产管理公司对相关国有企业的股权，从国有银行剥离了1.4万亿元金融不良资产。商业银行在剥离了大量不良贷款的同时相当于获得大量等额的资金来源。可以看出，存差是从1995年出现的，到1999年以前，存差都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1999年进行的资产管理公司对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剥离进一步加剧了存差的幅度，1999年存差额为15044.6亿元，比1998年增幅高达64%，而1998年比1997年增幅仅为22.71%，其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情况”表中的金融机构包括人民银行、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邮政储蓄机构、财务公司、外资金融机构等，而新成立的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不在其中。因此，虽然全部金融机构的存差总额不断扩大，但各类金融机构存贷款状况不尽相同。从2001年全部金融机构存差额的组成来看，96.5%的存差额来源于商业银行，而来自工、农、中、建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存差额占73%。这也表明高存差的重要原因在于不良资产的剥离。
存差和银行系统的可用资金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存差内部还包含了大量银行系统从安全性角度考虑或是由于现行金融体制约束必须保留、上缴的不能用于贷款投放的资金，还有由于不良资产剥离所形成的存款，因此要做必要的扣减后才能近似得出商业银行系统的实际可用存款资金，这实际可用资金相当于超额存款准备金。真正决定银行贷款能力的不是存差，而是超额存款准备金。即使商业银行有存差，但如果没有超额存款准备金，一样无法发放贷款。当然，超额存款准备金是低息资产，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商业银行会尽量减少低息资产。商业银行是逐利避险的商业机构。如果商业银行认为有更好的贷款机会，它可以出代其债券资产、从其他机构收回或拆入资金，或者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贷款支持来增加超额存款准备金，扩大其贷款能力；相反，如果没有好的项目商业银行自然不会盲目贷款。但在考虑上述情况，不良资产剥离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巨额存差仍然不断扩大，就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流动性的过剩。因为这时存差的扩大意味着银行积累了过多的超额储备，过多的超额储备意味着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增大，进而降低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乘数效应。特别是在当前内需不足的条件下，不利于启动内需。
当前，银行存差大部分被用来购买国债或上存央行，以期在不用承担任何风险的情况下，仍然有利可图。然而，目前这种获利空间已经非常狭小。国债方面，2001年12月，中国进出口银行以招标方式发行75亿元一年金融债券。各家银行争相购买，最后中标的利率只有2.11%。居民在银行中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是2.25%。也就是说，银行用较高的利率从居民手中吸收了存款，然后用较低的利率借给了财政，倒贴0.14%。为什么银行要做赔本生意？道理很简单，银行的资金贷不出去。所以，它们宁肯赔0.14%。如果考虑到银行本身的运行成本，那么它们赔得就更多了。即便如此，金融机构的超额存款准备金仍过多。2005年3月，央行下调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利率，由1.62%下调至0.99%，以逼迫商业银行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高资金的盈利能力。超额准备金利率下调后仅高于活期存款0.72%的水平，远低于三个月定期存款1.71%的水平。因此，商业银行在央行存储过多的超额准备金的路已经行不通，必须要拿出一部分超额准备金用于其他领域，以追求更高的回报。这客观上会促使银行提升自身资金经营能力，增强盈利能力。而这对我国即将开放的金融业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经营压力。人民银行公布的2005年金融运行情况报告显示：2005年12月末，全部金融机构超额储备率4.17%，比上月末高1.18个百分点。这个水平，是央行2005年3月17日大幅下调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后所创下的2005年最高纪录。对此，李扬认为，中国已经陷入或逼近了流动性陷阱。
商业银行可以选择“惜贷”，却不可能“惜存”，大量的储蓄无法转化为投资，存贷之间的利息差，成了国有银行潜在的财务风险。到目前为止，有1/5强的银行信贷资金未得到充分利用，大量的储蓄无法转化为投资。这将严重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能力，制约其健康发展。如今，银行业的利润已经很低，如果银行存差继续增加的话，真不知我们的金融机构还会有多少利润。银行中的存差资金多被用来购买国债。好在前几年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幅度地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存差资金被政府借用了，资金浪费现象还不算太严重。可是，这种状态却不能长期继续下去。由于目前国债的负担已经比较重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将逐渐淡化。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的存差可就真得被压进了银行的箱底。
3.5.2中国的经济状态具备发生储蓄过剩的条件
我们在前面提到储蓄过剩的两个必备条件：过度储蓄；比存款保险制度更为严格的存款硬约束制度。
1.中国是否存在过度储蓄。
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下，我们认为，在储蓄和消费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点，在这一点上，能同时兼顾到生产能力和消费欲望，并以最有力的方式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而过度储蓄恰恰就是储蓄超过了这一点。这一判断标准就应该是非充分就业下的产能过剩。
消费作为社会再生产的一个主导环节，其需求总量对经济景气度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只是用消费率低这一指标很难说明消费对一个国家的利弊。因为一个国家过大的出口比例同样可以降低该国的消费率；同样，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为了加快经济的发展，低消费率对经济反倒是有益的。所以消费足与不足，消费率不能反映实质问题。有许多学者把消费率作为衡量我国消费不足的标准。我们认为，消费率这一指标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消费多少的状况。
并且，从中国储蓄率变动情况来看，1995年的储蓄率就已高达42.5%，这一数值比2002年之前的各年都高。但这一储蓄率在当年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异议，也没有给国内造成太大的压力。因此，储蓄率的高低都是相对的，这一指标对于一国所处的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其面临的是一个过剩的经济状态，所以这种高储蓄率才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如果这种高储蓄率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社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社会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利用，那么这个储蓄率才应该算是高的。因此，判断储蓄过度与否的根本依据并不在储蓄者这一侧。并且，在中国，消费不足问题不单单是储蓄率的高低问题，中国完全可以扩大进口来消解高储蓄率，但这有可能会恶化国内的经济形势。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是一个过剩的经济状态，所以这种低消费率才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如果这种低消费率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社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社会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利用。那么这个消费率才应该算是低的。因此，判断消费充足与否的根本依据在于供给方面。
正如凯恩斯所分析的，中国所面临的消费需求不足，其重要原因在于企业投资时所设想的居民消费数量远远大于现实中的居民实际消费数量，因而我们看到的是产品积压，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的消费不足所产生的最重要的负面影响的衡量标准。
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对国有工业企业475种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状况的计算结果表明：近2/5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不足一半；2/5以上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50%～80%之间；利用率超过80%的产品不足1/5，仅占17.3%。而根据北京大学宋国青的研究结果，中国1998年的实际生产水平比潜在生产能力低4个百分点，闲置生产能力为47.6%。我国生产能力闲置的程度，可以说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以来各国少见的。斯蒂格利茨统计了美国战后50多年经济繁荣与萧条交替的过程，发现加工业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在70%～90%之间波动，即使战后最萧条时期，也未低于70%。
其实，中国的产能过剩只是相对于目前的有效需求而言的，而中国有效需求的提高有着很大的潜力。中国是有着13亿人口的超级消费市场，很多跨国公司对这个市场的态度是志在必得，有些来自小国的跨国公司对于中国市场的态度是宁失本土，不失中国。中国市场的消费潜力何在呢？中国市场的潜力恰恰在于较低的人均消费水平，只要这个消费市场稍微有所提高，就是巨大规模的销售增长早在八九十年代就有人说中国的家电三大件的产能过剩了，生产线引进过多了。而实际上2003年，中国农村家庭每百户只有34.27台洗衣机，15.89台电冰箱，67.8台彩色电视机。空调只有3.45台，照相机3.36台。2003年，全国居民的耐用消费品人均支出只有213元，服装支出只有455元。美国是中国第一大服装出口市场，对美纺织品年出口额也不过就是100多亿美元左右，如果中国人均消费能力提高100元人民币，全国就是1300亿元，足可以替代一个美国市场的容量。中国2004年钢产量达到创纪录的2.8亿吨，产能3.5亿吨，现在面临着国内产能过剩的危险。而据估计，到2010年时，为满足14亿人口的需要，中国需要年消耗8亿吨钢，有足够支撑中国钢铁工业再翻两番的市场空间。因此，中国所面临的并不是“富裕中的贫困”。
中国的产能过剩，与凯恩斯所处的历史背景是不同的。凯恩斯所面对的是自由放任政策下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问题，而我们所面对的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因此，这里有许多非正常利益驱动所造成的因素。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积极推动。我们目前的体制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传统体制还存在着巨大的惯性，其显著特点是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政府配置资源的目标函数不完全是效率，还应该有社会稳定等参数。而目前，在政绩考核制度下，各级政府配置资源时，更多考虑的是为了升迁而需要的经济增长速度、规模、市政形象、社会稳定等政绩工程。这就决定了政府配置资源不可能、也不应该是追求效率最大化的。我国强制性制度变革的特点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在推动市场化变革中冲锋在前，加之分权与财政分灶吃饭，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人员的任命制和以GDP增长为主要内容的考核制，使得地方政府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市场主体的角色。然而一旦GDP的增长成为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的时候，为了在短时间内把GDP做得最大，最有效的办法是粗放经营和重复建设。一个易于考核的指标，一个有限的通常为4年的任期，一个在给定的条件下每个人都会做最有利于自己选择的不可抗拒的逻辑，使得重复建设、亮点工程、“短、平、快”等能在短时间内让GDP迅速增加的举措成为地方政府的普遍选择，造成了各地产业结构趋同，生产力严重过剩。而企业所以敢于扩张，对于扩张所造成的损失无后顾之忧，则在于传统体制下国家与企业的父子关系导致的预算约束软化。换言之，国有企业的产权约束是软的。各级政府保持着对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比如说土地、信贷等的配置权力（吴敬琏，2005年）；解决增长模式转变的问题，政府要逐步退出经济；要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功能，让市场和民间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尽管中国存在着大量的过剩产能，但国民经济仍然能够保持高速增长，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增长质量问题。
发达国家的GDP数据虽高，但主要是由消费构成的，而我国的GDP主要是依靠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而政府投资虽然在熨平经济的波动上很有效果，但无法长久拉动经济。1980年以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3%的高速度增长，在东亚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虽然增长数量成绩非常好，可是增长的质量非常得差（吴敬琏，2005年）。它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产能过剩。
中国的确存在过度储蓄问题。但过度储蓄问题并不是高储蓄率问题。中国强劲的外贸出口对中国过剩生产能力的发挥和解决就业是具有积极作用的。至于过多外汇储备的负面影响，则是国内外汇资金管理运用能力的问题。因此，在解决中国的过度储蓄问题时，不应该过多地关注储蓄率，而应该更加注重中国的产能过剩。
2.中国的存款硬约束制度。
如今，我国虽然没有宣布实行存款保险制度，但事实上我们的银行业实行的是比存款保险制度还要严格的存款硬约束制度，这也被认为是国内执行得最好的合约。存款保险制度要弱于国家信用下的全额保护制度，前者只是给予存款人一定的存款清偿保证，并不一定是100%的偿付；而中国的存款硬约束，支付给存款人的不仅是100%的本金，而且还要给付利息。因此，中国在存款保险制度方面，具有比西方国家更为强烈的条件。这种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如降低挤兑风险，但是它也在积累着另一种风险—储蓄过剩。这种制定下，即便银行贷款不慎，产生巨额呆死账，即便四大国有银行已经技术性破产，但由于政府偿付居民存款的隐性承诺，居民仍然会源源不断地向银行注入储蓄，银行仍然可以“安全”运转，居民的储蓄仍然“健在”。即便是很差的金融机构甚至个人，也都享有事实上的国家支付承诺。如1997年1月关闭的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2005年披露的青海省格尔木市8家信用社因严重违法违规经营而倒闭的事件等，其对自然人债务的赔偿都是全额偿付。甚至连江苏无锡的邓斌非法集资案，到最后也都是由政府出面，用纳税人的钱完全赔偿的。
这些存款补偿举措以及银行所产生的巨额呆坏账，意味着这些款项拥有者将所获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商品和劳务并消耗后，没有创造出应有的商品和劳务。这样银行账面上虚有的和债权人新获得的购买力就会与社会实际产出之间发生巨大差额。空虚的泡沫越多，不良资产越多，意味着金融体系中没有商品和劳务保障的名义购买力就越多，过剩货币储蓄就越大。
储蓄过剩是由过度储蓄引起的，由于过度储蓄的不断积累，而商品价格的不断下跌直至报废，从而造成以货币形态存在的储蓄超过实物资本的量，但在一些条件的约束下，这些过剩货币还没有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的状态。储蓄过剩状态是两种形态的合成：一种是储蓄相对于商品的过剩；另一种是由于有消费能力的人过度储蓄不进行消费，造成产品过剩，资本的边际效率面临崩溃，从而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目前的中国经济恰好是这两种状态的合成：一方面是巨额呆坏账；另一方面是不断扩大的巨额存差。因此，中国正处于储蓄过剩状态。
中国面对的储蓄过剩，不仅存在霍布森与凯恩斯所描述的过度储蓄，更存在着巨额的呆坏账。与凯恩斯等不同的是，他们所研究的是在经济衰退中的过度储蓄问题，而我们面临的是一种经济处于高速增长状态下的储蓄过剩问题，因此，中国的储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凯恩斯所说的节俭悖论问题。中国经济正处于一种储蓄过剩状态，这种状态是一种经济的“失衡”状态。
那么，中国的储蓄过剩形成的微观基础何在？它对中国的宏观经济会有哪些影响？而我们又应该采取哪些对策呢？这是我们接下来的章节需要深入研究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