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储蓄过剩的情况下，发展对外投资不失为明智之举。通过扩大对外投资，不仅可以缓解目前国内资金过剩、产能过剩的状况，而且对于民族资本的国际化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闲置的资金需要开拓国际市场。针对国内大量资金的闲置，我们应该积极寻找出路。对银行而言，高成本的巨额金融资产游离于实体经济，在银行内部低效甚至无效运转，必然给银行带来日益沉重的经营压力。存差资金与放贷资金相比，其收益明显偏低。因此，通过扩大对外投资，开拓相应的国际市场，获取更大的收益，不仅可以缓解国内储蓄过剩的状况，而且对于民族资本的国际化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培养国内的跨国公司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对外投资。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经通过对外投资达到国内产业升级的目的。如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对外投资，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日本转移，而日本则在20世纪60～70年代，用同样的手段，向东南亚国家转移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因此，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看，需要将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转移到国外，把国内市场空间用于新的产业发展。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的生产能力得到空前的发展，短短20年时间，我国就完成了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的飞跃。生产能力过剩，是我国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之一。通过对外投资，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这些生产能力，是继续使这些资产发挥作用、促进国内结构调整，减少国内产业升级成本的重要途径。
7.3.1国际资本流动中的对外投资
1.国际资本流动。
国际资本流动概念是20世纪30年代由西方学者首先提出并使用的。不过，现在人们对此却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从广义的角度把它理解为国际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生产资本等的综合流动；而另一种则只是从狭义角度仅仅把它理解为生产资本的国际流动。王东京在《国际投资论》中使用国际资本流动概念时，是从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角度来理解的，认为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货币资本（间接证券投资）和生产资本（直接投资）的国际流动。因为商品资本流动实质上就是国际贸易；而生产资本流动又仅仅包括了直接投资。国际投资作为一个一般概念，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它的外延要比资本输出和国际资本流动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宽广得多。因为国际投资既可以是资本流动，也可以是资金流动；既可以是单向流动，也可以是双向流动。也就是说，国际投资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资本输出（发达对落后）、国际资本流动（对向性）、国际资金流动（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投资）。肖海泉、张二震、李育鉴认为，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从一个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也就是资本的跨国流动。它是由于各个国家为了某种经济目的而进行的国际经济交易而产生的。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资本项目，反映着这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资本流动综合情况。从资本流动的方向来看，国际资本流动包括资本流出和资本流入两个方面。资本流入是指国外资本流入本国，也就是本国输入外国资本。资本流出是指本国资本流到外国，也就是本国输出资本。作为一个国家国际收支项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项目由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方面所构成，它所反映的是以货币表示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国际之间的变动。张金杰认为，国际资本流动是指一国居民的资本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
我们认为，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从一个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也就是资本的跨国流动。它是由于各个国家为了某种经济目的而进行的国际经济交易而产生的。在国际资本流动中包含资本的流入与流出。而国际投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一部分。国际资本流动除了国际投资之外，还包括资本借贷、资本外逃等。国际投资又包括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
2.国际直接投资。
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个国家居民直接在另一个国家以至更多的国家进行企业投资并参与经营的投资方式。除资金外，国际直接投资还包含机器、半成品、技术与管理等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转移。国际间接投资：也称国际证券投资，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和购买中长期债券、外国企业股票等方面的投资形式。在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国际机构和各国政府公布统计数据时，一直没有一个划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间接投资的统一标准，处理办法也不尽相同。国际机构、各国政府和国际投资理论界普遍认为，从理论上讲，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间接投资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获得被投资企业的有效控制权，但在具体确定数量标准时，又有较大的差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的《国际收支手册》认为，在被投资的企业中拥有25%以上的股份，可以作为获得有效控制权的合理标准。美国商务部规定，如某外国公司完全受美国公司控制，或50%以上的股份被一群相互没有联系的美国人所拥有，或20%以上的股份被一群有组织的美国人所拥有，或10%以上的股份被一个美国人（或法人）所拥有，则美国人对该公司的投资就属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范畴，反之则为国际间接投资。日本政府规定，日本在国外企业中出资比例达到25%以上的投资或贷款，均属于对外直接投资。如日本的出资比例虽然不到25%，但符合下列条件中某一项者，也属于对外直接投资：派遣董事；提供制造技术；供给原材料；购买产品；援助资金；缔结总代理合同；与被投资企业建立其他永久性经济关系等。法国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定义则更加独特：海外投资人持有超过1/3的资本才为外商对法国的直接投资。目前按国际惯例认为，只要投资股权到10%即可算为国际直接投资。
美国学者P。H。林德特和C。P。金德尔伯格（1982年）认为，只要投资企业拥有接受投资的国外企业的10%以上的股份，则无论是新购入股份还是单纯贷款，都属国际直接投资；反之，则为间接投资。日本学者小岛清（1981年）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很明确的。在某种情况下，仅获得10%的股份就能获得有效控制权，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即使获得49%的股份，也不能获得有效控制权。因此，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判断。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则被视为对外直接投资：以参加经营管理为目的，取得外国现有企业的股份，或购并国外现有企业；在国外建立新的完全属于自己的子公司，或建立合资企业，并持有其股份；伴随有参加经营因素的长期贷款（如跨国公司总公司对其国外子公司的贷款）。
总之，国际间接投资与直接投资的区别在于：前者只能是投资者获取债券、股票等证券投资的股息、红利，而对投资企业并无管理控制权，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易于流动和转移；而后者则不仅要承担企业盈亏外，还要直接参与企业营销的管理与监督。
资本证券是证券投资的对象，但是用货币来购买资本证券并不等于就是证券投资，因为在信用制度发达的今天，绝大多数直接投资活动也要利用购买或发行资本证券这种形式。为了与直接投资相区别，人们赋予了“证券投资”这一概念以特定的含义。证券投资的基本特点有：第一，投资者不是以谋求对资本使用者的某些活动的控制权为目标，而只是为了取得一定的收益。政府债券和公司债券的购买者关心的只是利息的高低和债券的流动性和安全性，而不过问筹资者将这些资金作何用途。同样，股票的购买者虽然在名义上是企业的股东，是企业产权所有者之一，但实际上并不干预或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而只是为了分享股息，或进行股票买卖获取差价收益。第二，直接投资是经营一个企业，资本投入后往往要经过较长的周期才能收回，投资活动的开始和中止往往也要经过较复杂的手续和法律程序。因此，整个投资过程所需的时间较长。而证券投资的时间可长可短。购买股票只谋求长期收取股息，或购买债券只谋求获得利息和到期收回本金，都是较长期的投资，但投资者也可随时将所购买的证券转卖出去。第三，直接投资是运用现实资本从事经营活动，盈利或亏损的变化比较缓慢，且投资者可以在不转移资本所有权的情况下进行调整，因而可以具有较大的相对稳定性。证券投资是运用的虚拟资本，投资者在事前虽可以对证券进行选择，但在购买之后对其收益或亏损的调整却无能为力，只有通过所有权的经营转让，即买进或卖出不同的债券来进行调整，因而有较大的投机性。在这个领域，对投资和投机的界限有时很难划分。证券投资与直接投资的上述区别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互相转化。例如，有的投资者最初只购买了某企业的少量股票，无意也不可能拥有对该企业的经营控制权，但随着购买该企业的股票增加，就可以由量变发生质变，将原来的证券投资转化为直接投资。又如，投资者通过直接投资所经营的企业，又常常把暂时闲置的资金用来购买有利可图的证券，以增加企业的盈利。跨国公司既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又是国际证券市场的主要参加者之一，也说明了这一点。
对外投资是国际投资的组成部分，它是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角度来描述其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投资活动。它包括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间接投资。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我们认为中国应主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所以本章主要研究的是对外直接投资问题。
7.3.2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
发展中国家要不要进行对外投资呢？传统发展经济学家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只是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外资问题，而对是否对外投资则很少涉及。但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现实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为了寻求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国际经济学界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的探索，创立了一些理论学说。这些理论则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他从动态的角度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其国际生产折中理论。邓宁实证分析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直接投资流量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联系，结果发现：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即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和能力大小，直接取决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因为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企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都有较大差别，从而对直接投资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邓宁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小划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位也不同。处于第一阶段的是人均GNP低于400美元的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企业缺乏所有权优势，且内部化能力也不适应，几乎没有对外直接投资。同时，这些国家缺少区位优势，投资环境差，引进外资规模也很小。因此该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负值。
处于第二阶段的是人均GNP在400～2000美元之间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虽有所增长，但仍很有限，但开始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随着本国投资环境改善，开始出现较强的区位优势，从而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商直接投资。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邓宁所描述的第二阶段，因此我们应加大对外投资的引导，减少对外投资的人为障碍，积极加大对外投资的力度。
处于第三阶段的是人均GNP在2000～4750美元之间的国家，这时本国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能力明显增强，对外直接投资也相应增长，其发展速度可能超过引进国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但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仍为负值，不过数额日益减少。
处于第四阶段的是人均GNP在4750美元以上的国家，其拥有强大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能力，同时善于利用国外的区位优势，对外直接投资额明显大于引进外资额，且差额不断扩大，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正值，并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
2.小规模技术理论。
在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者中，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T·威尔斯（Louis T。Wells）被认为是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977年发表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一文中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界跨国公司》专著中对该理论作了较系统的阐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竞争优势的来源。
威尔斯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对优势：首先，拥有为小市场需要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低收入国家的成品市场的一个普遍特征是需求量有限，大规模生产技术无法从这种小市场需求中获得规模效益，而这种市场空缺正好被发展中国家企业所利用，它们以此开发了适合小批量生产的技术而获得对外投资部分优势。其次，发展中国家在本民族产品海外生产中颇具优势。这些海外投资往往服务于海外同一种族团体的需要，而这些民族产品的生产往往利用当地资源，在生产成本上占有优势。第三，低价产品营销策略使其拥有对外投资的相对优势。与发达国家公司的产品相比，物美价廉是发展中国家产品最大的特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往往寻求当地廉价劳动力，尽可能减少推销产品的广告费用，以便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市场占有率。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常投入大量广告费用，试图创造名牌产品效应，从而提高了经营成本和产品价格。
3.局部技术变动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桑家亚·拉奥（Sanjaya Lall）在小规模技术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技术优势的形成路径，从而提出了局部技术变动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不仅能够简单模仿先进技术，同时也能对外国技术的局部环节进行调整，进而开展国际直接投资。
拉奥深入研究了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尽管表现为规模小、使用标准化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但这种技术的形成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在拉奥看来，导致发展中国家能够形成和发展自己独特优势主要有以下四个因素：
（1）发展中国家技术知识的当地化是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环境中进行的，这种新的环境往往与一国的要素价格及其质量相联系。
（2）发展中国家通过对进口的技术和产品进行某些改造，使他们的产品能更好地满足当地或邻国市场的需求，这种创新活动必然形成竞争优势。
（3）发展中国家企业竞争优势不仅来自于其生产过程和产品与当地的供给条件和需求条件紧密结合，而且来自创新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
（4）从产品特征看，发展中国家企业往往能开发出与名牌产品不同的消费品，特别是当东道国市场较大、消费者的品位和购买能力有很大差别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仍有一定的竞争能力。
局部技术变动理论强调企业对外国技术的改进、消化和吸收不是一种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技术的改进和创新，是这种创新活动给企业带来了竞争优势。
4.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坎特威尔教授与他的弟子托兰惕诺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并提出了两个命题：一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二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在两个命题的基础上，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并且是可以预测的。
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认为，从历史上看，技术积累对一国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技术创新是一国产业、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表现为大量的研究与开发投入，掌握和开发尖端的高科技，引导技术发展的潮流。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并没有很强的研究与开发能力，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掌握和开发现有的生产技术。
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还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和地理特征。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受其国内产业结构和内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在产业分布上，首先是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然后是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一体化生产活动。从海外经营的地理扩张看，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心理距离”的影响，其投资方向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道。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一些新型工业化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技术能力也得到迅速提高。在对外投资方面，它们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产业的传统产品，开始从事高科技领域的生产和开发活动。
从对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企业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同样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找到适宜的投资场所。而我们国家由于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进程。
5.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近年来，国际经济学者为了克服以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提出了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任何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在投资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组合作用下而发生的。
所谓直接诱发要素，主要是指各类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资源、技术、管理及信息知识等。直接诱发要素既可存在于投资国，也可存在于东道国。如果投资国拥有技术上的相对优势，可以诱发其对外直接投资，将该要素转移出去。反之，如果投资国没有直接诱发要素的优势，而东道国却有这种要素的优势，那么投资国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来利用东道国的这种要素。如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向技术先进的国家投资，在当地建立高技术分公司或研究开发机构，将其作为科研开发和引进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设计的前沿阵地；或者与东道国联合投资创办企业，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直接学习别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获得一般的技术贸易和技术转让方式得不到的高新技术。由此可见，东道国的直接诱发要素同样也能诱发和刺激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间接诱发要素是指除直接诱发要素以外的其他诱发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投资国政府诱发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鼓励性投资政策和法规、政府与东道国的协议和合作关系等。二是东道国诱发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东道国政局稳定；吸引外资政策优惠；基础设施完善；涉外法规健全等。三是全球性诱发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经济生活国际化以及经济一体化、区域化、集团化的发展；科技革命的发展及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和汇率波动等。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试图从新的角度阐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条件，其创新之处在于强调间接诱发要素包括经济政策、法规、投资环境以及宏观经济对国际直接投资起着重要作用，而以往诸多理论都仅从直接诱发要素单方面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从而导致某些片面性和局限性。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
7.3.3我国FDI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对外投资开始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初期，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历史相比滞后了一个多世纪。统计显示截至2003年底，经商务部含外经贸部批准和备案的对外投资设立的企业达747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114.3亿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贸易企业489家，中方协议投资额13.07亿美元，每年带动原材料、散件、零配件出口26亿美元。对外投资已成为我国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形成跨国公司的重要形式。
1.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状况。
跨国公司是一国开展直接投资活动的微观经济主体。目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企业，主要是一批外向型的企业和企业集团，包括各种所有制、各种行业、各个地区和各种经营规模的企业，但以国有大中型企业占主导地位。我国FDI主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大型工业企业集团。这类集团大都以一个大型工业企业为核心，周围聚集着许多中小企业。如首钢集团公司自1988年以来已经在欧美国家和港澳地区投资兴办独资、合资企业近20家，华为公司在全球40多个国家建立了市场分支机构，并在巴西和俄罗斯投资8000万美元，合资建立了两个生产工厂。这类企业在生长规模、产品制造、技术开发、资金融通以及市场营销等方面拥有单个企业无法匹敌的集团优势，因而有利于他们利用相对成熟的技术和国外资源，扩大技术和产品的出口规模。
第二，大型专业外贸公司。这类公司有着悠久的对外贸易历史和良好的国际信誉度，同时其资金实力雄厚，拥有外经贸专业人才的储备。如中国化工、五矿等专业外贸公司，它们率先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对外投资最主要的力量。它们绕过国外的贸易壁垒，扩大了中国商品在世界市场的占有份额。
第三，金融型跨国集团。以中国银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为代表，它们通过在海外的分支机构筹集国内企业所急需的资金，并通过向中国海外企业发放贷款，进行投资活动。如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资金为纽带，全方位发展在金融、贸易、生产、技术、服务、航空等领域的投资，兴办了30多家海外企业。
第四，中小型企业。目前中国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中，中小企业占据大多数。这些企业的投资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投资领域和兴建项目却很多。尤其是民营企业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如东方集团，现已拥有十多家境外企业，分布于俄罗斯、美国、西班牙、日本等国。
2.中国对外投资的地理分布状况。
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发展的初期，由于政策的限制，从事海外投资的企业只限于拥有对外经营权的专业进出口公司和省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而外贸公司的投资区域多选择在进出口市场集中的地区，因而出现了以亚洲尤其是东南亚为主的对外投资区域分布。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海外投资的主体结构进一步向多元化发展，截止到1999年底，中国批准的海外非贸易性投资已遍布在全球的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资本流向具有高度的聚集性，分布区位重心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德国、中国香港和澳门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从商务部对2005年的投资统计数字来看，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69.2亿美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地区）有30个，累计投资额39.1亿美元，占股本投资总额的96%；其中投资额上亿美元的国家（地区）有6个，分别是香港地区、韩国、开曼群岛、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
从地区分布情况看，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24.53亿美元，占60.3%，主要流向香港地区、韩国、泰国、柬埔寨、日本、蒙古、越南、也门、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地区）；拉丁美洲6.59亿美元，占16.2%，主要流向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委内瑞位等国家（地区）；非洲2.8亿美元，占6.9%，主要流向苏丹、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南非、赞比亚等国家；北美洲2.7亿美元，占6.7%，主要流向美国和加拿大；欧洲2.57亿美元，占6.3%，主要流向俄罗斯联邦、德国、英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大洋洲1.48亿美元，占3.6%，主要流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从对外投资的累计量来看，截至2003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332亿美元。这些对外投资中，按地域分布来看，亚洲地区存量265.6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80%；拉丁美洲地区存量46.2亿美元，占14%；北美洲地区5.5亿美元，占1.7%；欧洲地区5.3亿美元，占1.6%；非洲地区4.89亿美元，占1.5%；大洋洲地区4.72亿美元，占1.4%。按国家或地区分布来看，排名前几位的是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美国，而俄罗斯名列19位。
从行业分布情况看，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制造业11.78亿美元，占29%；采矿业11.69亿美元，占28.7%；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10.71亿美元，占26.3%；商务服务业2.12亿美元，占5.2%；批发和零售业1.32亿美元，占3.2%；交通运输业0.88亿美元，占2.2%；农林牧渔业0.73亿美元，占1.8%；建筑业0.71亿美元，占1.7%；其他行业0.76亿美元，占1.9%。
中国在第一产业的对外投资以农业种植为主，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独联体及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与东道国的自然资源条件是分不开的；在第二产业的对外投资以制造业、采矿业和建筑业为主，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东欧国家；在第三产业的对外投资只以外贸和旅游餐饮业为主，投资集中在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总体而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二产业中投资又集中于加工制造业。横向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尤其是少数的高科技企业和金融保险类服务业也集中分布在发达国家；而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中等水平发展中国家，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的投资重点是第二产业；在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又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
4.我国对外投资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对外投资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从整体来看，中国对外投资仍存在不少问题。
（1）对外投资规模小，经济效益偏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在国际直接投资市场上都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无论是直接投资流量还是存量，其份额都在90%以上。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与世界最大的直接投资国美国相比，2003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均相当于中国的50倍之多。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0.47%和0.45%，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8%和4.3%。因此，无论是立足于世界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偏低的。
投资规模明显偏小一方面容易造成我国企业在海外市场上出现管理困难的现象；另一方面企业不能在产品生产、开发、创名牌、搜集信息等方面分享规模经济的好处，影响海外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且，海外投资企业一开始就成为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弱小者，使企业步履维艰，力不从心；同时由于销售利润微薄，拓展市场的能力十分有限，也难以通过自身积累扩大规模。据统计，我国的海外企业中赢利的占55%，其中多为非生产性企业；亏损企业占17%，其中以生产性企业居多。这与国际上工业企业在跨国公司中所处的主体地位和巨大规模形成了鲜明对比。
（2）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不协调。从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对比关系来看，中国的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表现出明显的不协调。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04年12月底，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508941个，合同外资10966.08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5621.01亿美元；200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640.7亿美元，比2003年的561.4亿美元增长14.1%，其中2004年外商直接投资606.3亿美元，比2003年535亿美元增长13.3%。中国已经连续3年成为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最多的国家。
与此同时我国的对外投资发展却十分缓慢。我国的对外投资开始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初期，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历史相比滞后了一个多世纪。从统计结果来看，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发达国家为1：1.14，发展中国家为1：0.13，而中国仅为1：0.09.在外资大量流入，国内储蓄过剩的情况下，应该说，发展对外投资是难得的机遇。因此，要实现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协调，就应该鼓励对外投资的发展，撤销原有的不合理限制。
（3）对外投资存在体制障碍。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以国有企业为主体，在目前对国有资本仍然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对外投资往往成为资金外逃，化公为私的手段，这种缺乏监督机制的海外投资必然导致效率低下。此外，我国实行的对外投资审批制度存在效率低，门槛高，不同所有制歧视等问题，也导致企业失去海外投资的有利时机。而以前实行的《公司法》不但有对外投资的限制，而且对于注册资本的要求也相对较高。这就造成为了使对外投资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50%，而不得不增加母公司的注册资本的做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投资和经济的发展，也变相地干扰了公司的经营自主权。
（4）对外投资的地区分布不合理。我国海外企业大多数集中在港澳地区和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泰国、欧洲诸国，其中对美、加、澳三国的投资额占我国对外投资总额的40%左右。由于投资区域集中，出现了同一地区的企业出现争客户、自相压价、封锁消息的现象，不仅损害了自身的利益，还造成了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案增加。这种分布状况与我国现行的出口市场格局有较为紧密的联系。实际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东欧独联体国家是很大的市场，但未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5）缺乏清晰的境外发展战略，投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往往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具有完整的全球战略。以世界市场作为角逐的目标，对再生产周期的各个环节实行国际化安排。而我国大多数企业尚不具备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也缺乏全球性发展战略，没有融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还不能站在企业长期生存和发展战略需要的高度去规划自己的海外投资行为。有些企业只是将海外投资作为转移旧设备、获取投资补贴、建立境外考察的接待站或享受优惠政策的短期行为。一些海外投资企业由于缺乏明确的投资目标，投资决策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很大，从而造成严重亏损。
7.3.4发展对外投资的战略选择
由于我们国家在对外投资上还刚刚起步，以往对投资的限制还很难一下子完全放开。因此，中国鼓励对外投资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断放松管制的过程，如果逐步取消企业境外投资用汇额度等的限制措施，必将会促进对外投资的发展。因此我们在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可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对对外投资加以政策性引导，在对外投资用汇额度的放开、对外投资项目的核准等方面引导企业的对外投资，则将更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我们认为，在政策调整上既要鼓励投资发达国家，也要鼓励投资发展中国家，只不过在鼓励投资方向上应各有侧重。
1.对发达国的投资策略。
对发达国家，要注重对其国内人力资源的利用，特别是要注重其研发能力的优势，汲取国外先进的技术成果，向国内进行传输和扩散，降低国内的技术约束，充分发挥技术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带动国内技术进步，进而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如国内的海尔集团就高瞻远瞩，在美国洛杉矶、硅谷设立了产品设计部门，在德国建立了以研发和技术转让为主要目的的海外企业。
我国企业在和国际上的大企业进行竞争时，最大的劣势就是缺乏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技术，缺乏持续的竞争能力，这也是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劣势。我国企业普遍存在资金投入不足，研发能力不够，企业技术设备老化等特点，根本不能适应现代化竞争的需要。国家要实现跨越式发展，除了自主研发外，通过吸引外资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就成了一条捷径。但是发达国家只把成熟产品或标准化产品作为出口产品进行技术贸易，把低于世界水平的设备和技术进行直接投资，这些传统的国际技术方式转让的都是在发达国家已经过时的技术，但是如果我们采用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发达国家兼并先进企业或设立研发机构，就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人员、先进理念和先进设备进行研究开发，从而缩短研发时间，加快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的可能。同时通过我国企业跨国经营形成内部化的市场，在企业内部进行稀缺技术资源的最优配置，将先进技术转移到国内，通过技术外溢效用和示范作用提升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从而促进国内产业的升级换代。
2.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策略。
（1）产业转移策略。对外投资要有利于国外市场的开辟、产业转移目标的实现。从国际分工来看，我国处于中游地位，相对于落后国家而言，我国某些产业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如纺织、食品、冶炼、化工、家用电器、电子等产业。我们一方面要发展朝阳产业，同时更要注重夕阳产业在广大落后国家的实用价值，若能顺利实现这种转移，则表明在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中，我们还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否则，则表明产业升级是很被动的，如英国当年就是由于没有很好地利用对外投资而为产业升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研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专家指出，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首要动因是扩展出口市场。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动机的调查也显示出，寻求海外市场的动因排在首位。对市场的寻求不仅包括寻找新的市场，还包括要避开已有的或潜在的贸易壁垒，以促进在东道国的销售，或避开某种进入限制，达到进入进口国市场的目的。由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在当今世界有抬头趋势，通过反倾销法、原产地规则等非关税壁垒实行。这时如果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不仅可以绕过这些壁垒避免贸易摩擦，通过产品设备的投资输出，减少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
中国经济目前存在重复建设的问题，由于过度投资，许多产业都有过剩的生产能力，中国存在把这些生产能力转移出去的要求；而这些生产能力又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向发展中国家投资能够取得比较好的经济效益。比如上海广电集团把国内已经淘汰的黑白电视生产线转移到非洲，结果产品深受非洲人民的喜爱，上海广电集团也从中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上海广电集团成功的案例证明，国内的一些剩余生产能力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的。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建立新的市场和达到价值增值的目的，这样还可以为国内的产业发展留出空间。在我国国内消费不足，储蓄过剩的情况下，寻找企业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在国际市场上占有更大的份额成为必然选择。这就必须建立国际销售网络，在国外直接投资，并按当地要求生产和服务，才能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
（2）建立资源基地策略。在注重产业转移的同时，我们还要注重对于从长期来看属于国内短缺资源的投资，要通过对外投资，在国外建立资源供应基地。在这方面，国有企业应该承担起应有的重任。以石油为例，如今我国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并且进口数量不断增加，而国际石油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受不确定因素影响较多，会给国内经济的平稳运行带来很大冲击。因此从长远来看应通过对外投资，建立稳定的工业血液补给线。目前，中石油就是通过对外投资接手了哈萨克斯坦北布扎奇油田65%的股份而成了它的主人，此石油管道2006年投入运营后，年供油能力将达5000万吨，与“安大线”旗鼓相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人士对中国石油安全的担忧。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随着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人均自然资源匮乏的制约会不断显现出来，因此，通过对外投资，在国外建立战略性资源开发生产供应基地，应该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目标之一。
我国是一个资源大国，许多资源总量居世界前列，但我国人均资源不足，经济增长方式还停留于粗放型，相对于庞大的需求量来说，资源就显得更加贫乏了。据估计，到2020年，我国需要进口自身消费量70%的原油，50%的天然气。20年之内，我国将短缺30亿吨铜、1亿吨钢和6亿吨铝，再加上我国的资源结构和分布不平衡，工业配置不合理等方面的原因，资源约束问题已在中国凸现。而利用国外的资源，弥补国内资源不足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资源瓶颈的一种重要手段。在中国储蓄过剩的情况下，如果采用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到国外，则可以直接控制资源的来源，提供稳定的供应，避免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操纵在别人的手中，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持续稳定发展。
（3）加大对俄罗斯的投资策略。对发展中国家投资中，我们应该尤其关注俄罗斯。按照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所总结的规律，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起点应是周边国家。而俄罗斯不仅同中国有着40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而且俄罗斯具有科技强国与经济弱国的双重性，恰恰符合我国储蓄过剩下对外投资的目标定位，这就又使得我们对俄投资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应该说，无论从自然资源还是智力资源来看，世界上都没有几个国家能够与俄罗斯相提并论。据统计，俄罗斯已探明和初步探明的各种资源的价值达28.6万亿美元，而预测的潜在价值则高达140万亿美元。俄罗斯的土地、森林资源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天然气等十多种矿物资源的储藏量居世界首位，煤、石油、水力资源以及许多有色金属的贮藏量居世界前列。在世界所开采的矿产总量中，俄罗斯天然气占30%，石油占11%，煤占10%，铁矿石占14%，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占11%。与俄罗斯的人均资源相比，我国则资源相对贫乏；俄罗斯核动力技术、航天和军事技术都居中国之前，冶金、化工等亦优于我国，而我国的农业、轻工、纺织、家电、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则优于俄罗斯。因此，两国在产业结构、技术和商品等方面的互补性很强，加强投资合作的潜力很大，例如，天歌牌防寒羽绒服挺进俄罗斯市场、长虹公司在俄罗斯投资电视机生产企业都是成功的例子。对俄罗斯资源型行业投资，既有利于俄罗斯自然资源优势的发挥，又有利于中国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以第一产业为例，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亩，而俄罗斯人均耕地面积为12.6亩，相当于中国的12倍之多。中国对俄罗斯的投资可以解决俄罗斯人力、财力的不足，缓解土地闲置的压力。由于资金短缺、技术缺乏、劳动力不足，俄罗斯的森林企业濒临破产，无力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进，再加上俄罗斯林业产品大部分为初级产品，40%的出口产品为粗加工的木材。因此，若加大对该行业的投资，将是一种双赢的合作。2003年9月，俄罗斯前总理卡西亚诺夫访华时就表示，俄罗斯特别欢迎中国资本投资俄罗斯的木材深层加工领域和向中国和第三国出口的水产品加工领域。可见，俄罗斯对中国投资的渴望。俄罗斯被认为是世界上尚未开发的“处女地”，而中俄两国在投资合作上却刚刚起步，目前两国的经贸合作的质量与水平同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与两国经济实力和水平很不相称，中俄两国经贸合作的潜力还远没有发挥出来。因此对俄投资具有广阔的前景。
在高科技领域，俄罗斯拥有巨大的智力潜力，拥有一支世界一流的科学队伍。在高能物理、航空航天、军工技术、数学、生物化学等领域，俄罗斯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据统计，俄罗斯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科学研究专家达96.8万人，工程技术人员超过100万人，其中科学博士2.48万人，副博士16.86万人。按人均自然资源和智力资源占有量来说，俄罗斯超过美国1～1.5倍。在美国高盛公司提出“俄重新崛起”的观点后，印度学者莫汉即一针见血地指出，俄罗斯拥有惊人的技术资源，“对于中国和印度来说，最好的选择是充分发掘自身经济潜力并抓住俄罗斯的技术，否则西方将会找到打败我们的途径。”俄外交部经济合作局专家说，俄在软件等高科技水平已经迅速跃升到世界先进行列，韩国三星、LG等公司的很多高科技软件都是俄罗斯人设计的。2004年俄IT产业总产值已达8000亿卢布，且每年以超过30%的速度大幅增长。因此，加大对俄罗斯的投资，为充分利用俄罗斯的科技优势提供了可能。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不同国家间的要素存在互补性，利用这些互补性要素的对外投资可以形成比较优势，因此，我们可以选择本国有竞争优势的项目进行对外投资，提高投资的回报率，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同时，通过对资源型行业的投资控股，既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收益，又可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从而使相对过剩的国内资金转化为有效投资，促进国内资金的有效利用。并且，在外资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对外投资也可以避免外资对内资的替代而形成的不利影响。当国内资金相对过剩时，如果不能在引进外资的同时把相对过剩的国内资金转化为对外投资，就有可能恶化国内经济形式，出现恶性竞争，从而会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加大对外的投资力度，是我们的可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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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补充完善而成的。在即将付梓之际，我首先感谢我的恩师陈享光教授。博士的三年生活，陈老师对我给予了太多的关爱，为我打开了通往经济学圣殿的大门，使我今天终于能够欣慰地回顾这些年来的风风雨雨。从跨入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身上担子的沉重。因此，三年来，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不敢让一日虚度。我的毕业论文从选题到最终成文，历时一年多。这里面不仅有我辛劳的汗水，字里行间更凝结着陈老师的心血。他那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我终生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三年来，不仅陈老师广博的知识使我耳濡目染，而且他那大度从容的人格魅力更使我懂得应该如何面对未来。
感谢三年来师母的关心与帮助。师母不仅美丽开朗，而且友善和蔼，她总是在学生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他们以慈母般的关爱。
感谢黄泰岩、李义平教授，他们在我的论文开题时给予了极大肯定，同时也为我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在论文的评审和答辩过程中，有幸得到裴小革研究员、王元龙研究员、丁德章教授、王天义教授、黄泰岩教授、吴汉洪教授、郑超愚教授等多位知名学者的指导，他们的评审意见对于论文的进一步修改完善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感谢杨瑞龙、徐茂魁、吴易凤、关雪凌等老师，是他们的关怀与鼓励使得我不断进步。
在人民大学的学习中，梁浩、刘斌、彭五堂、郭青、陈亮、张建成、李振宇、聂辉华、石晶莹等同学的关心和帮助，让我感受到同学间的最珍贵的情谊，使我在这三年中能够不断汲取到集体的温暖与力量。
感谢我的师兄吴显亭！我从他那里获得了许多最具价值的第一手材料，使我对论文中许多模糊的东西日益清晰可见，活灵活现。感谢师弟刘霄，师弟年轻聪明，乐于助人，和他们在一起，总是觉得很开心。
三年来，我之所以能够远离家乡，顺利完成学业，应首先感激我的父母。他们不仅把我培养成人，而且还不顾年迈多病，仍然为我们接送照顾孩子，一想到这儿，不禁泪水涌动。还有我的妻子，她无怨地承担着全部家务并照料孩子学习，并在我最艰苦的时候，给我以最需要的鼓励与支持！我的儿子如今已近小学毕业，他虽然调皮，但很懂事。深感多年来所欠家人的太多！相信这多年心血化成的著作一定能给他们带来一丝慰藉！
感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魁校长！是文校长的关心与鼓励使我的学术生涯得以更上一个阶梯！
后记本书最终能够顺利出版，要感谢博士后科学基金（20070410086）、黑龙江大学博士基金、黑龙江省科技厅攻关软科学（G207D408）和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11522009）的资助。
李学彦
2008——5——17于北京望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