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句名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
水为何被孔子这样的智者所乐呢？
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水的各种自然形态——不论是波平浪静还是汹涌澎湃，不论是涓涓细流还是浩浩荡荡，不论是清水一泓还是烟波浩淼，都能让孔子这样的智者流连忘返、赏心悦目。同时，水还能洗掉人们身体和心灵的污垢，让人的身心保持一种净洁清明的状态。
更为重要的是——“智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朱熹《四书集注》）。意思是说，水具有川流不息的“动”的特点，而“智者不惑”（《论语·子罕》），捷于应对，敏于事功，同样具有“动”的色彩。而且水的各种自然形态和功用，常常给智者认识社会、人生乃至整个物质世界以启迪和感悟。
水的活力就在于它的“流”，水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动”。流动的水永远不会腐烂，同样，有源之水就是这样一种事物，不断更新自我，是一条无尽头的河流。
庄子也说：“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意思是说，水之本性，不混入杂物则清澈，不去搅动则平静；郁结闭塞而不流动，也不能清澈，水具有天德之象啊。
水是活的，流水不腐。这是水的又一美德。在我们的事业生活，如果不求变起新，不努力去学习、成长，那么一定会落伍，所以须学习水一样不断的去流动，而非静止在那边。故学习是无止境的，惟有不断的去学习、去努力，才有未来可言；对任一个想要成功的人或企业皆是如此。
人生或事业是不进则退的，因此须让自己像水一样，不断的去流动才会有量，才不致“久储必臭”。
企业只有不断地寻找新的立业点，不断地寻找新的途径、新的路子，才像水那样在从容不迫的“无为”中始终保持流动的活力。
【引子】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吕不韦《吕氏春秋·尽数》
流动的水不会发臭，经常转动的门轴不会腐烂。经常运动的东西不易受侵蚀。
【原理】
在求新求变的发展中，最重要的是审时度势。这也是水道流水不腐谋略的精髓。
“审时度势”，意思是认清形势，审察时机。清代洪仁轩在《资政新篇》中提出：“夫事有常变，理有穷通。故事有今不可行，而可预定者，为后之福；有今可行，而不可永定者，为后之祸。其理在于审时度势与本末强弱耳。”大意是，事物是经常变化的，其中的道理是可以理解的。今天看似不可行的事物，能够预见其日后可行的人，日后可以得到好处；而那些今日可行，但不能维持长久者，必定成为日后的祸患。认识其变化的规律，在于能审时度势和分清本末、强弱。
人的愿望、看法和行动，都要受到时势的影响。是顺应时势，还是违背时势，对行动的后果关系重大。我们应该像水那样，流水不腐，求变求新：审察时机，忖度形势；明大义，识大道，察先机。
审时度势是为了使自己的行动切合实际，因时势的不同而作出相应的变化，最终的目的是保证自己处于优势地位，保证行动的成功。为此，不但要对自己的处境、事态的发展变化有充分透彻的了解，对竞争对手的情况了若指掌，而且也要细心听取多方面的意见，经过认真比较斟酌，作出自己的选择，并付诸行动。
审时度势主要是要求人们认清客观形势，明察事物发展过程中显露出来的时机。审时度势仅仅是种认识，运用这种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把握时机”。事实经常是：顺应时势者能获得大多数人的帮助，从而取得成功，比如周代的武王起兵讨伐商朝的纣王，李渊父子太原起兵反隋；背离时势者失道寡助，最后落得身败名裂，历史上的暴首都如此，如商纣王、秦始皇、隋炀帝之类。
审时度势，最为重要的是在变化莫测的形势面前，要认清、看准、分析透。而后就要毫不迟疑地实行相应的策略和措施。如果始终是观望等待，不敢下决心，就会痛失时机，经营上也必遭失败。就像任何战争都是一种动态运动一样，企业产品管理也是一种动态运动，它直接受制于经营状况。
审时度势是像流动的水那样，以发展的观点不断进行产品结构调整的谋略。它着眼于市场变化，着眼于企业实际，有机的调节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对于衰退期的产品，应下决心收回资金，有计划地撤退下来，及时改变经营方向，对于生长期的产品，市场引导，有发展前途，应迅速投资予以发展。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意思是说，自古以来不考虑长远利益的，就不能策划好当前的问题，不考虑全局的利益，就不能策划好局部的问题。远谋才有好韬略。企业家应有战略头脑，能置身于泰山极顶观察局势，不被一叶障目，不计一时得失。
【故事】
流水不腐——李密反隋奔义军
隋朝末年，隋炀帝杨广的统治暴虐无道，一方面大兴土木，花天酒地，奢侈荒淫，一方面残酷压迫百姓，连年招兵买马，对外穷兵赎武。这一切使全国的百姓无法生活，忍无可忍，被迫拿起武器来反抗暴政，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如火如荼，势不可挡。
在众多的衣民起义军中，有一支是由翟让领导的。这支起义军以河南滑县附近的瓦岗寨为中心，所以叫“瓦岗军”。翟让勇猛并有胆略，他手下的士兵有很多是渔人猎手，英勇善战，投奔他的人也不少，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了一万多人。
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手握大权的隋朝礼部尚书杨玄感，乘农民起义的浪潮起兵反隋，但不久就在河南灵宝被隋军击败身亡。李密是杨玄感的部下，他在失败后被隋军俘获，在押解途中逃脱。
三年之后，李密投奔了瓦岗起义军，劝说翟让联合附近的各路起义军，取得了对隋军作战的胜利，因此得到了翟让的信任。第二年，李密便掌握了瓦岗军的领导权。
李密取得大权之后，为了进一步联合各路起义军，并且吸引隋朝的官员来投奔起义军，便在进攻隋朝都城洛阳的时候，发布了一篇声讨隋炀帝的檄文，号召天下各方人士顺应时势，起来推翻隋朝的残暴统治。声讨檄文历数了隋炀帝残暴统治、祸国殃民的十大罪状，并且宣称：“就是用尽南山所有的竹子来做竹简，也写不完杨广的罪行；即使决出东海的水，也冲刷不尽他的罪恶。”
在各路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隋王朝迅速土崩瓦解，隋炀帝杨广在扬州被杀。然而，李密竟杀了翟让，使瓦岗军受到沉重打击，他接着入关降唐，但不久因反唐而被杀。
从原来的阵营中反叛出来，往往是审时度势后醒悟的结果。李密原为隋朝官员，起来投奔农民起义军，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总是认识到了隋王朝的残暴统治不会长久、暴君终究要灭亡这一点。所以，他的反戈一击是及时而明智的，是学习了水道流水不腐的精神，是为了求变求发展。
在经商过程中，形势的变化相当复杂。这就需要不断对形势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像流水那样审时度势，做出正确的判断之后，采取相应的经营策略和手段来适应形势的变化。如果对变化的形势麻木不仁，不能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还是我行我素，因循守旧，还是沿用老一套的经营方式、方法，其结果必然带来经营上的亏损。
美国唐纳生公司创建于1955年，在短短的15年时间里，唐纳生公司成为华尔街第一个为大众服务的财务公司。但70年代中期，唐纳生公司陷入困境，从1973年到1977年这5年认真的分析研究，认为公司在1973年开始走下坡路只是华尔街市场衰退的局部反映而已。
“我们在头15年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使我们过于自信，误认为能在金融服务的超级市场内战胜一切竞争对手，从而迷失在危机四伏的竞争战场上。”
“就我们的自身问题来说，当我们的业务发展到比较复杂而可能起伏不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建立必要的制度，以具有建设性的方式来发展我们众多专业人员的创造力和革新力，这些本是我们公司的优点，但我们却没有按照最基本的方法，来评价日常业务的进行，以及如何安渡艰难的时期。”
针对这些问题，唐纳生公司采取了综合性的策略，重新制订目标。唐纳生公司重新估量了自身的力量之后，开始研究投资的方向，看看何处可以集中公司的力量，以发挥专长，保持特性。为了建立公司在投资研究业务上的领导地位，唐纳生公司投入了投资管理这一前景看好的市场，很快就囊括了华尔街一半以上非信托公司的员工福利金及类似基金的管理服务，并恢复了以前主要的经纪业务。大宗物资交易及投资金融等业务，并在小型市场投资，以维持或建立市场领导地位。为了强化唐纳生公司的策略重点，卡素还建立起一套利润责任及管制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每月的营业作业检讨，即每月汇报。
在每月汇报时，各部门的经理无论其方便与否，一律不得缺席。公司将各部门的营业进度进行分析，研究下一步需采取的措施，以使其进度能与原定计划完全吻合，并与上月份的进度相衔接。在每月汇报时，各部门的经理必须看一大堆损益报表，虽然琐碎烦杂，但却使每位经理都了解到公司每项营业的进行情况，使他们能够更严格地控制经费开支，并努力实现预期的产销及收入目标。唐纳生公司每年也实行一种富有策略性的作业计划，包含多种随机应变的方策，提示各部门经理，一旦营业状况恶化时如何应付。
唐纳生公司善于学习水道流水不腐的谋略，能够顺应形势的变化，重整旗鼓的收获十分惊人，1984年，它的收入比1978年增长了1000％。
流水不腐——冶铁世家卓氏
卓氏是西汉前期著名的冶铁世家，他家一面采矿炼铁，一面打制铁工具售卖，是手工业和商业兼营的大企业主。到了汉武帝时期，卓氏企业传到卓王孙掌管时，卓氏已成为滇、蜀一带的首富，仅在铁山为卓氏鼓铸冶铁的工匠就有千人之众。由于卓家富有，当时有不少权贵和文人都争相去巴结卓家。
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卓家经常高朋满座，司马相如就是在卓家作客时，和卓王孙“新寡”的女儿卓文君相识的。尽管司马相如精于诗赋，是当时著名的诗人，擅长剑术，曾做过汉景帝的武骑常侍，而且生得一表人才，财大气粗的卓王孙仍不把他放在眼里，最后迫使卓文君只得采取“私奔”的方法去追求爱情的自由。然而，创建卓氏“王朝”的老卓氏最初只不过是一个“迁虏”。
卓氏祖籍赵国，靠冶铁为生。秦始皇攻灭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之后，为了防止各国的遗民叛乱，采取了强制六国富豪迁徙到“关中”定居的政策。所谓“关中”，是指函谷关以西的广大地区，战国末年，那里是秦国的本土。秦国之所以要把在“关东”的六国富豪迁徙到函谷关以西，目的一是为了剥夺他们的财富，削弱他们的经济实力；二是为了就近对他们进行政治监视，很有现代的集中营味道。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这些移民为“迁虏”，说明他们是像俘虏那样被强制迁徙的。
当时老卓氏被指定迁徙的地区是巴蜀，即现在的四川。上路时，卓家已被剥夺到只用一辆独轮小车，就能装载全部家产的狼狈地步。在去四川的途中，老卓氏夫妇一个人在前面用绳子拉车，一个人在后面推，景况相当凄惨。
当时，四川大部分地区尚待开发，条件比较艰苦，所以其他“迁虏”都争着拿出自己有限的“余财”去贿买押送他们的官吏，希望能把自己安置在靠近发达地区的葭萌县（治所在今川北广元县）境内。惟独老卓氏嫌该地“狭簿”，愿意远迁。一直走到临邛县（治所在今四川邓崃县），才要求定居在那里。
老卓氏为什么选择在当时尚属边远山区的临邛县定居？这和他具企业家的开拓精神，善于为自己的经营创造有利条件分不开。原来，临邛在岷山脚下，距离铁矿很近，开采较为方便。老卓氏认为，在这里定居，可以充分发挥卓氏冶铁世家的专业特长，便于老卓氏重操祖业。
临邛的另一个特点是临近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在老卓氏看来，它的好处不仅在于有数量充足的劳动人手供自己驱使，而且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劳动力价格低廉，可以减少生产开支。
临邛临近少数民族地区的另一大优点，是可为卓氏的产品——铁制工具提供广阔的市场。因为当时少数民族地区还处在刀耕水耨阶段，人们种田普遍使用石制、骨制或木制工具，所以先进的铁器容易打入并占领少数民族市场。临邛再有一个优点就是距离当时的大城市成都不算远，卓氏可以通过成都和其他地区沟通，把临邛和发达地区的大市场连结在一起。
临邛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土地肥沃，仅靠野生的大竿就能充饥活命。老卓氏算过细账：按照当时的习惯，工匠的食宿是要由企业主集中供给的，虽然以后可以从工匠的劳动所得中加倍扣还，但如果能节省掉，或者至少用野生大竽减少一部分饭食上的支出，可是一大笔资金。
临邛具有上述这些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优越地理条件，难怪老卓氏要费尽心机，选择在这里定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