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14世纪初到17世纪初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变革时期。在此期间，欧洲形成了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它对欧洲乃至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文艺复兴运动前后持续约三百年，为欧洲各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在各个领域内造就了一大批文化巨人。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新文学以人文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是资产阶级文学的开端。这一时期文学领域内英才辈出，欧洲文学达到了古希腊之后又一个高峰。
本章对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进行了介绍，重点谈及塞万提斯及其《堂吉诃德》和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等重要作家作品。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家当推伟大的莎士比亚，他用诗化的语言与澎湃的艺术激情创作出近乎完美的戏剧，表现了自己对世界上一切事物及其联系的深刻反省。
第一节 概述
一、文艺复兴运动
从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一些统一的封建国家如法国、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波兰等先后成立，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处于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陆续在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市民阶层中产生了最初的资产阶级。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和环球航行的成功、海外贸易的兴盛、中国的火药与印刷术的传入，都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经过残酷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活动，资产阶级很快发展成一支极具经济实力的社会力量，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同仍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制度和神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一场斗争。这场斗争有两种形式：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是资产阶级在宗教领域进行的一次反封建斗争。德国的马丁·路德首先起来“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紧接着资产阶级打出建立“新教”的旗号，力图创立适合资产阶级发展要求的新的宗教学说来对抗旧的天主教教义。宗教改革运动沉重地打击了罗马天主教会及其封建神权统治。
文艺复兴是资产阶级借助于古希腊文化中反映现实生活的文艺、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以世俗的形式对封建制度和宗教势力所进行的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斗争，是早期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
从13世纪末开始，在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就已经开始了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搜集和研究。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的彼特拉克搜寻到西塞罗的书信，从而掀起了学习人文主义、整理和研究古籍和文物的热潮。拜占庭的灭亡、“十字军东征”以及罗马废墟中文物的发掘更对这场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时的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搜集、整理、翻译乃至颂扬、模仿古典文化，高呼着“回到希腊去”、“我去，我去把死人唤醒”的口号，声称要把昔日的文化“复兴”起来，“让死去的东西复活”。湮灭的古典文化得以“重见天日”，再一次放射出灿烂的光辉，这场文化运动因此被称为“文艺复兴”。
实际上，文艺复兴绝非古代希腊奴隶制文化的简单恢复。资产阶级召唤古希腊的亡灵，是为了摆脱封建思想的桎梏，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建立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的意识形态。“文化一旦摆脱中世纪空想的桎梏，还不能立刻在没有帮助的情形下找到理解这个物质的和精神的世界的途径。它需要一个向导，并在古代文明的身上找到了这个向导。因为古代文明在每一种使人感到兴趣的精神事业上都具有丰富的真理和知识。”
在这场运动中，大批先进的思想家在宗教、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领域内对旧的传统观念展开了无情的批判。
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长达千年的漫漫黑夜，为人类历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给西欧各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在哲学界，以弗朗西斯·培根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得到普及，以康帕内拉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按劳分配的社会理想。在科学界，以哥白尼“日心说”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在地球物理学、天体力学、地质学、数学、光学乃至血液循环学等方面都得以建立和发展。
建筑艺术从压抑个性的“哥特式”中解脱出来，转向柱式，后者成为法国卢浮宫的设计思想；音乐浸透了乐生的自由思想，大量引入民歌俚曲，开始向多声部音乐体裁演进。马丁·路德的合唱曲《上帝是我坚固保障》影响巨大，被誉为16世纪和农民战争的《马赛曲》。
绘画艺术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更辉煌的成就：拉斐尔《圣母子》的整个画面，包括人物的服饰、表情，都充满平民化的世俗内容；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中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和她充满魅力的双手，体现了透视学和解剖学在艺术上的实际运用。与此同时，才华横溢的米开朗琪罗也以系列雕塑表现出对人的本质与力量的深刻认识。这位艺术大师的杰作把肉体和精神、情感和理智、科学和艺术平衡而完美地结合起来，显示了文艺复兴时期造型艺术的非凡成就。
二、人文主义文学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新文学以人文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和广大人民的愿望，是资产阶级文学的开端。
“人文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humanismus，可译为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一般用来特指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教会、反封建的思想体系。人文主义针对基督教的以神为中心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观点，因此也称人本主义。
人文主义者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价值与尊严；用人性反对神权，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肯定世俗欲望，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
这一时期的文学领域英才辈出，人文主义文学的巨大成就使欧洲文学达到了古希腊之后又一个高峰。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发展一般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14世纪初至15世纪中叶是人文主义文学发展的早期，作品多以强调个性解放和享受世俗生活为主，以意大利和英国文学成就最高。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最早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第一个先驱人物是但丁，另一位是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
彼特拉克率先指出了“文学”与“神学”的对立，被认为是欧洲第一个人文主义者。他通晓古希腊、罗马文学，是用人文主义观点研究古典文化的最早代表。彼特拉克曾于1341年获“桂冠诗人”称号。他用意大利方言写成的抒情诗集《歌集》（1336—1374），以与美丽少女劳拉的爱情为主题，展现出人文主义者否定中世纪道德观念、热爱生活的新世界观。相传诗人年轻时曾对教堂里遇到的劳拉一见倾心，此后便写了300余首十四行诗以抒发爱恋之情。大约七年后劳拉病逝，诗人悲伤之余又创作了一些表达哀思的抒情诗。在这些抒情诗里，诗人以丰富多彩的色调描写了人的精神之美、女性的形体之美和景物的自然之美，表达了人文主义者要求摆脱禁欲主义桎梏和追求个人幸福的强烈愿望。彼特拉克的抒情诗开欧洲近代抒情诗之先河，确立了十四行诗在欧洲诗歌中的重要地位。
与但丁、彼特拉克并称文艺复兴初期“三杰”的是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
薄伽丘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主要代表作家，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他的代表作短篇故事集《十日谈》开创了欧洲近代短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
《十日谈》中的故事分别取材于历史事件、中世纪传说、东方故事、宫廷传闻乃至人们街头巷尾的闲谈，薄伽丘把这些故事题材的背景都移到了意大利，以人文主义观点运笔如刀，进行再创造，使其成为抒发文艺复兴时期自由思想和反映意大利现实生活的一部杰作。
《十日谈》中的故事首先把批判矛头指向了当时炙手可热的天主教会，反映了整个时代的批判精神。与此同时，薄伽丘还提出了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主张用人性反对神性，表现出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摆脱教会约束和封建枷锁的强烈愿望，充满了反封建的高昂情绪。
《十日谈》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第一面旗帜，也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意大利近代著名文艺评论家桑克提斯把《十日谈》与但丁的《神曲》并列，称之为“人曲”，因为当时的人间百态、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被收到了作家的创作视野之中。
《十日谈》对欧洲16世纪和17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作家深受启发，从中发掘出许多创作题材。至于引用其中故事，根据其内容作曲、作画的艺术家则为数更多。《十日谈》的影响超越了时代、国家和门类的界线，是世界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杰作。
同期英国的人文主义先驱是素称“英国诗歌之父”的乔叟（1340？—1400）。在意大利人文主义文学的影响下，其代表作长诗《坎特伯雷故事集》（1387—1400）以一批到坎特伯雷朝圣的伦敦香客的旅行为线索，用24人各讲一个故事的形式，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英国社会生活，揭露了封建阶级的腐败无耻，肯定了世俗的爱情。作品在人物塑造、叙事和语言运用上手法圆熟，极富生活喜剧气息，历来被视为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必读之作。
15世纪下半叶至16世纪上半叶是欧洲人文主义文学发展的中期。这一时期法国文学成就最高，英国文学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化，单纯讴歌人类的本能欲望和展示个性已经显现出深度方面的欠缺。只有充分展示人类的巨人风采和理性力量，才能真正显示出人类的价值和尊严。于是描绘巨人形象、展示巨人的思想和行动逐渐成为这一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重要内容。
在16世纪的法国，最能代表文艺复兴精神的是小说家拉伯雷和散文家蒙田。
弗朗索瓦·拉伯雷（约1494—1553）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和学者。其代表作《巨人传》（1530—1553），是他倾注毕生精力写成的传世佳作。小说以中世纪民间传说为题材，用幽默、夸大手法，塑造出卡冈都亚、庞大固埃这两个无论是躯体还是精神都远比神高大健壮和机智聪慧的巨人形象，让人代替神，成为社会和世界的主宰，并在书末发出“畅饮知识、畅饮真理、畅饮爱情”的响亮的人文主义号召。
米舍勒·爱冈·德·蒙田（1533—1592）是法国文艺复兴后期的人文主义作家。他在阅读古希腊、罗马作品时所作的心得笔记，为《随感录》（又译《随笔集》，1580—1588）的写作打下了基础。《随感录》由多篇长短不一的文章构成，每篇讨论一个独立问题。在著名的《为雷蒙·德·塞蓬德辩护》中，蒙田认为，人和禽兽的不同之处在于人能够思考。几百年来，人类追求真理，其结果只是证明自己的无知。这种观点反映出后期人文主义者在动乱年代中反对盲目信仰，对客观现实采取冷静思索的态度。蒙田怀疑一切现行政治制度和旧的信条，但并不否定现实的一切。他认为生活是真实的，应当尽量享受它；要精神自由，心情恬静；不让习惯、偏见等束缚自己的思想；不让贪婪、吝啬等欲念扰乱自己的心情。
蒙田《随感录》用漫谈的口吻写成，文章富有形象性，不乏诗意，给读者以亲切自然之感。《随感录》在法国散文史上有重要地位，蒙田也被视为欧洲近代散文的创始人。
15世纪末，英国一批新的人文主义者登上文坛，托马斯·莫尔（1478—1535）是其中的代表作家。莫尔曾经身居高位，迭任要职，经历丰富，见多识广。他38岁时所著对话体幻想小说《乌托邦》（1516），作为空想社会主义史上的第一部杰作载入史册。
《乌托邦》的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按希腊文的原意，“乌托邦”就是“没有的地方”。《乌托邦》分为两部。第一部主要揭露了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圈地运动”的罪恶，其中作者对“羊吃人”现象的生动描述成为相关时期的重要史料，多次为马克思《资本论》所引用；第二部主要描绘了“乌托邦”公有制社会的种种美好图景，开以文艺形式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之先河，对后世社会科学幻想小说影响极大。作品用拉丁文写成，文笔典雅优美，极富思想魅力。
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是人文主义文学发展的晚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有相当大的收获，人文主义文学的发展堪称登峰造极，其中西班牙和英国成就最高。
在这一时期，欧洲人第一次拥有了地球上的大片土地，冒险与开发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这既是充满激情与创造力的时代，也是一个欲望膨胀、贪婪横溢、邪恶滋生的时代。在人欲横流、道德失范的现实面前，人文主义者大多持有更清醒、冷静的认识。文学作品中，除讴歌人性和展示巨人风范外，对人类自身矛盾的关注、对由于人性的弱点所导致的社会丑恶现象的探讨成为他们创作的基本主题。
西班牙的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叶是一个文学人才辈出的时代，在文学史上被称为“黄金世纪”。
16世纪中叶，由于农业衰败，工商业凋零，大批破产者出现，西班牙产生了一种有一定现实主义成分的新型市民文学——流浪汉小说。这种小说大多描写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并从下层人物的角度去观察和讽刺一些社会现象。作品的流浪汉主人公靠个人机智谋求生存、反抗压迫，看上去有些玩世不恭。
西班牙最早也最具代表性的流浪汉小说是《小癞子》（全名为《托美斯河的小拉撒路》），作者不详。小说以流浪儿“小癞子”的自述形式写成。“小癞子”原名拉撒路，十岁丧父，曾先后为盲丐、吝啬的老教士、一文不名的穷绅士引路、帮佣，几易主人后来到一个大祭司家中为仆。大祭司把与自己私通生子的女仆嫁给拉撒路，拉撒路迫于生计装聋作哑，最后得以摆脱贫困。
通过小癞子的流浪史，小说以俏皮的手法，大胆讽刺了僧侣的欺骗、吝啬、贪婪、伪善和愚蠢，嘲笑了贵族的傲慢和空虚，揭露了西班牙社会的腐朽和破落，塑造了欧洲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机智幽默的流浪汉形象。
《小癞子》语言简洁流畅，叙述生动自然，笔调辛辣有力。它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它以主人公的经历串联各种社会生活场景的表现手法，为后世许多小说名家所借鉴。流浪汉小说余脉一直延续到19世纪，对整个欧洲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塞万提斯的创作达到了“黄金世纪”的顶峰。塞万提斯的著名小说《堂吉诃德》借用骑士小说题材，对当时西班牙的社会现实做了极为广泛、深刻的讽刺性描绘；其短篇小说集《训诫小说集》（又名《惩恶扬善故事集》）亦为后世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创作提供了优秀范例。
同时期的洛卜·德·维加（1562—1635）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他是西班牙戏剧的奠基人，被西班牙人民誉为“西班牙的凤凰”。维加多才多艺，写过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一生创作了1 800多个剧本，其中400余部流传至今。其作品多以爱情、婚姻、政治为主题，把人民、贵族、国王三者作为矛盾冲突的主角。代表作《羊泉村》（1609）取材于1476年富恩提·奥维纳村村民武装抗暴的真实历史。在作品中，羊泉村村长的女儿于新婚之夜被当地骑士团队长劫入城堡，激起了村民的义愤。村民们拿起武器，冲进城堡，杀死了队长。当国王派人审理此案时，全体村民异口同声地说杀死暴虐者的是羊泉村，最终得到了国王的赦免。《羊泉村》把维护人的尊严作为主题，体现出英雄主义的正义本质。
16世纪的英国国力强盛，在文化上也出现了一个佳作竞出的兴盛局面。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散文作家和哲学家，他曾猛烈地抨击中世纪的蒙昧主义，论证了知识的巨大的作用。在培根看来，人是自然的主人，可以驾驭自然。但“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即认识自然规律，掌握科学知识。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对后世影响颇深。培根创造了别具一格的随笔体裁，他对文学的主要贡献是散文集《随笔》（1597）。这部作品共收短文58篇，内容涉及哲学、伦理处世之道、治家准则等，浓缩了他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思考。文章思想深刻，说理透彻，风格凝练有力，名言警句迭出，诗意隽永。
诗人中成就最大的是被称为“诗人中的诗人”的斯宾塞（1552—1599），他的主要作品《仙后》（1579—1596）塑造了两个有道德、有教养的高尚形象——亚瑟王和仙后格罗丽雅娜。斯宾塞利用中世纪骑士传奇，采取寓言手法反对天主教的清规戒律，热情歌颂了作为英国民族象征的伊丽莎白女王。作品充满了诗人对生活和大自然的热爱之情。斯宾塞的创作深受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影响，技巧圆熟，优美多变，为后世讲究诗艺的作家们所仰慕。
英国诗歌的成就还包括无韵体诗在剧本中的成功运用。诗与剧的结合产生了这一时期最为令人骄傲的成果——诗剧。从16世纪80年代起，诗剧作者——当时被称为“大学才子”的一批剧作家，摆脱了中世纪神秘剧、奇迹剧的宗教色彩和粗糙手法，建立了能够精确地表达时代精神的生机勃勃的新戏剧。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集大成者，莎士比亚博采众长，写出了37部具有极高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剧本，成为欧洲文学史上影响最为久远的伟大作家之一。
莎士比亚创作的154首十四行诗堪称文学中的瑰宝。
十四行诗源起于中世纪意大利歌谣，因14世纪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著名的十四行爱情诗系列而声名鹊起。1527年前后，十四行诗被引入英国，成为一种形式严谨的抒情诗体，莎士比亚将十四行诗发展到了顶峰。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作于1592年至1598年，1609年于伦敦首次出版。诗集分为两部分，前126首献给一位英俊少年，热烈地歌颂了这位朋友的美貌以及他们之间的友情；第127首至最后的诗献给一位黑肤女郎，以爱情为主要内容。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主题鲜明、意象生动，结构工整而富于变化，语言流畅洗练而寓意深刻，充分体现出英语的音韵之美和节奏之美。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标志着欧洲文艺创作方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不同于人类童年时代以神话为土壤的古希腊、罗马文学，更不同于充满了宗教神秘色彩的中世纪文学，它是文学开始走向成熟并进入自觉时代的标志，是欧洲近代文学的开端，也是西方文学中一座巍峨的高峰。
第二节 塞万提斯及其《堂吉诃德》
一、生平与创作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1547—1616）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戏剧家、诗人，曾被狄更斯、福楼拜、托尔斯泰等名家称为“现代小说之父”。
塞万提斯出身于西班牙中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由于家贫，他只上过几年中学，一直跟随做江湖外科医生的父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569年他作为红衣主教的随从去意大利，游历了罗马等地，阅读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1570年塞万提斯从军，1571年参加了抗击土耳其军队的勒邦德海战，身负重伤，左臂残废。1575年回国途中他被阿尔及尔海盗掳去，过了五年俘囚生活，中间曾四次组织大逃亡，均未成功。1580年被赎回国，之后开始从事创作。因为写作难以糊口，塞万提斯还当过军需员和税吏，并因得罪权贵和教会而数度入狱。1605年，动笔于狱中的《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并于一年之内再版多次，在宫廷市井广为流传。然而塞万提斯本人却仍贫病交加，且屡遭不幸。1614年有人用化名出版了续集，塞万提斯为此加紧了第二部的写作。1615年《堂吉诃德》第二部出版。1616年塞万提斯因水肿病在马德里逝世，其坟冢不知下落。
塞万提斯一生中曾采用各种当时流行的体裁进行创作。他的戏剧作品有二三十种之多，其中著名悲剧《努曼西亚》创作于1584年，描写古代西班牙努曼西亚城4 000居民抵抗8万罗马侵略者的英雄事迹，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短篇小说集《训诫小说集》（1613）共收入12个作品，是仅次于《堂吉诃德》的又一名作，充分表现了塞万提斯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卓越的人文主义思想。
二、《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全名《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是塞万提斯的代表作，也是西班牙文学中国际声望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鸿篇巨制，是一部讽刺灭亡了的骑士制度的长篇小说。
小说第一部写拉·曼却地方的一位原名吉哈诺的上了年纪的穷乡绅，因为读骑士小说入迷，决定按照书中一切原样实施，遂改名堂吉诃德，并拼凑了一副破盔烂甲，骑上骨瘦如柴的劣马，提上长矛，立志要出去“冒大险、成大业、立奇功”。第一次单枪匹马，堂吉诃德出师不利，被打得“像干尸一样”，邻人把他横在驴背上驮了回来。第二次，堂吉诃德说服了邻居桑丘·潘沙作为侍从一同出游，路途中又干出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情：把风车当巨人，把羊群当敌兵，把苦役犯当做受迫害的骑士，把装酒的皮囊当做魔鬼，一路乱砍乱杀。结果，其“行侠”不但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被打得头破血流几乎丧命，最后被人锁在笼子里装在牛车上拉回家。
小说第二部叙述堂吉诃德和桑丘的第三次出游。桑丘夙愿得偿，在公爵的一个小镇上当了“总督”，堂吉诃德则迫不及待地要实现他的社会理想。结果主仆二人受尽捉弄，只得离去。最后，堂吉诃德败在“白月骑士”手下，从此收兵，卧床不起。临终之时恍然大悟：“我现在不是堂吉诃德·台·拉·曼却了，我是为人善良、号称‘善人’的阿隆索·吉哈诺。”并嘱咐外甥女不得嫁给读过骑士小说的人，否则不能继承他的遗产。
在塞万提斯生活的年代，以幻想的冒险和虚构的情节来愚弄读者的骑士传奇在西欧各国已经销声匿迹，但在西班牙却仍然泛滥。塞万提斯对这种状况深恶痛绝。于是，在《堂吉诃德》中，他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亦步亦趋地模仿着骑士小说。华莱士·马丁指出：“滑稽模仿本质上是一种文体现象——对一位作者或文类的种种形式特点的夸张性模仿，其标志是文字上、结构上，或者主题上的不符。滑稽模仿夸大种种特征以使之显而易见。”塞万提斯处处把堂吉诃德与传奇里的“英雄”对比取笑，终于达到了他“要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的写作目的。
但是，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实际上远远超过了作者的主观意图。在作品中，先后出现了将近700个人物，描写了从贵族城堡到外省小客店，从农村到城镇，从平原到深山广阔的生活场景，谴责了贵族阶级的荒淫无耻，对劳动人民的痛苦给予了深切同情，同时还广泛涉及了当时的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和风俗等方面的问题，使得它不仅成为一部生动反映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西班牙封建社会的生活史诗，同时也对西班牙人民摆脱封建奴役进行了革命的思想启蒙。
在《堂吉诃德》中，塞万提斯突出刻画了两个人物形象——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前者身上体现出许多破落贵族的特征，后者则是冷静、谨慎的西班牙农民的代表。两人一幻一真、一虚一实、一愚一智、一热一冷，体现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关系。
堂吉诃德的形象极为复杂，他疯癫、消瘦、满面愁容，然而却从骨子里“不畏强暴、不恤丧身”，立志扫尽人间不平，是一个可笑、可叹、可悲而又可敬的人物。鲁迅先生说：“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因为当时的西班牙确有不平现象存在，“错误是在他的打法”。堂吉诃德以复兴骑士道来铲除社会罪恶的主观幻想与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西班牙社会的一切都是相抵触的。骑士道产生于封建制度全盛时期的11世纪，本来是一种严肃的道德规范，但随着封建经济的解体和火炮、火枪在军事上的运用，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堂吉诃德在火枪盛行的年代舞动锈蚀的长矛，便犯了时代性错误，从而成为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物。
但是，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绝不仅仅是一个引人发笑的滑稽人物，在他身上既有喜剧性又有悲剧性，作者的讽刺性描写处处闪耀着人文主义理想的光辉。
堂吉诃德每次行侠都师出有名：他与风车作战，是因为他把风车看成了危害人类的巨人他解放苦役犯，是因为在他看来，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的人当奴隶未免残酷”。堂吉诃德一系列夸张、怪诞的行为都包含着他对封建专制暴政的反抗，包含着他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被奴役人们的深切同情。
为了实现理想，堂吉诃德不怕议论和嘲笑，不怕污辱和打击，从不胆怯，从不退缩。种种难以预料的险境突出了他的疯魔与荒唐，也表现了他为了理想不怕牺牲的美德。在那样黑暗愚昧的时代，堂吉诃德能够针对社会积弊发出激愤的呼声，顽强地追求正义，令人肃然起敬。堂吉诃德的冒险行径是可笑的，但他的社会理想和献身精神却具有人文主义特色，代表了时代的进步要求，而这要求在当时西班牙的历史条件下却不可能实现。为了实现理想，堂吉诃德一生历尽千辛万苦，受尽世人辱骂嘲笑，这又使得他的结局带有了悲剧色彩。
堂吉诃德身穿破旧的古代骑士甲胄，脑子里却有着人文主义的崭新思想；手中所提是中世纪的长矛，进攻的却是枪炮盛行的资本主义时代；清醒时他是一个见识高明的智者，糊涂时又是一个乱打乱撞的疯子。这些极端矛盾的现象集中在堂吉诃德身上，构成了他复杂的性格，使他成为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
塞万提斯塑造的另一个不朽形象是那位呱呱叫的侍从桑丘·潘沙。他与堂吉诃德的形象既相对立又互为补充。堂吉诃德胸怀壮志，一心想要济世救人，眼中所见只有过去和未来；而桑丘却念念不忘一身一家的温饱，一切从经验出发，毫无理想。他考虑事务时冷静的头脑与堂吉诃德枉费心机的狂热幻想形成对比，而他作为仆人的贪嘴也与主人的禁欲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小说开头，桑丘一心为了要得些好处才跟了堂吉诃德出来。他一面咒骂游侠的疯狂幻想，一面希望好歹碰上一个发财的机会，显得目光短浅、狭隘自私。然而随着情节的发展，桑丘身上西班牙农民的善良、机智和乐观精神逐渐放出光辉，堂吉诃德的美德终于吸引了他，桑丘那些自私自利的小算盘开始让位于对主人的真诚眷恋。尽管没有工钱，尽管吃尽苦头，桑丘还是追随鞍前马后，爱他那多少有些疯癫的主人甚至“比爱自己的眼珠还要厉害”。
在就职“总督”期间，桑丘的发财欲望已经为改革现状的民主要求所取代，性格显得十分完美。他主持正义，申雪无辜，断案如神，执法无私。堂吉诃德为之奋斗一生没能做到的，桑丘做到了。与疯痴的主人不同，桑丘观察敏锐，办事果断，一旦吃亏，决不重蹈覆辙。在识破公爵夫妇的“陷阱”之后，他毫不犹豫地辞了职。他说：“在这里是死路一条，得让我回去才活得了命……我上任没带来一文钱，卸任也没带走一文钱。这就和别处岛上的卸任总督远不相同了。”在放弃总督权力的时候，桑丘用平凡的话语深深谴责了权力观念和整个官僚制度，显示出劳动人民的智慧。
塞万提斯在这部卓越的作品中采用了戏拟骑士传奇的写法。一方面经过作者的艺术夸张再现骑士小说的滑稽与荒谬，收到奇妙的喜剧效果；另一方面借用骑士小说固有的游历体裁，借题发挥，放笔写去，海阔天空，一无拘束。堂吉诃德主仆二人在西班牙的通衢大道上信马由缰，或打抱不平，或针砭时弊，使作品得以容纳更为丰富的内容。因此，当人们已经不再阅读骑士文学的时候，《堂吉诃德》便成为保存骑士文学的形式和中世纪社会风俗的一部杰作。
塞万提斯不愧为西班牙语言大师，小说中他对各种各样的语言都能够加以熟练运用：在主人口中放进骑士文学矫揉造作、酸气十足的语言，让侍从说出普通人民包罗万象、充满智慧的口头语言；同时还在作品中大量使用准确生动的谚语、俗语。塞万提斯的语言一方面突出了人物的个性，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强了作品的生命力。
《堂吉诃德》问世400多年来，在世界各国共翻译出版了1 000多次，堂吉诃德的名字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年代流传着，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名词，被永远铭刻在世界文学的丰碑上。
尽管这部小说的结构还不够严密，有些细节前后矛盾，但是不论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上，还是在塑造人物的典型性方面，《堂吉诃德》都比欧洲先前的小说前进了一大步，标志着欧洲长篇小说的创作跨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三节 莎士比亚及其《哈姆莱特》
一、生平与创作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他的戏剧创作无论在欧洲戏剧史还是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极富生命力的“最深刻的人类观察者”，“他的每一出戏都是一幅世界的缩影”，而他的舞台则像是“一个美丽的百像镜，在镜箱里，世界的历史挂在一根看不见的时间的线索上从我们眼前掠过”。
莎士比亚1564年4月23日生于英国中部沃里克郡的斯特拉夫镇一位富裕的市民家庭。七岁时被送到当地文法学校读书六年，学习拉丁文、希腊语和修辞学。后因家道中落辍学。他当过肉店学徒，也曾在乡村学校教过书，还干过其他各种职业，这使他增长了许多社会阅历。1587年前后，莎士比亚只身来到伦敦，最初在剧院中当马夫、杂役，后来进入剧团，做过演员、导演、编剧，并最终成为剧院股东，赢得了包括大学生团体在内的广大观众的拥护和爱戴。由于莎士比亚始终与社会各阶层保持着广泛接触，同时又结识了许多具有先进人文主义思想的青年新贵族和大学生，他的戏剧活动成绩斐然，收入颇丰。在接近天命之年时，莎士比亚隐退回归故里。1616年4月23日逝世。死后七年，莎士比亚的戏剧界朋友收集他的遗作，出版了第一部《莎士比亚戏剧集》。
在1590年到1612年的20多年中，莎士比亚一共完成了戏剧37部，叙事长诗2部，十四行诗1卷154首，主要成就是戏剧。
莎士比亚的剧本创作是从改编别人的旧作开始的，甚至后来当他已是一位成熟的剧作家时，他也还利用过前人已经写过的题材。但是，天才的莎士比亚大大地丰富了这些题材，极为鲜明地赋予了剧中人以各种个性色彩，并使剧中包含的冲突和问题的范围达到了十分深刻和复杂的程度，使这些题材有了全新的风貌。
莎士比亚的创作按其思想和艺术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590—1600）一般称为历史剧、喜剧时期。写有《亨利四世》上、下篇（1596—1597）等历史剧9部，《仲夏夜之梦》（1596）、《威尼斯商人》（1597）、《温莎的风流娘儿们》（1598）等喜剧10部和《罗密欧与朱丽叶》（1595）等悲剧3部。
莎士比亚创作初期正值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极盛时期，资本主义发展迅速，政治安定，国力强盛。1588年，新兴的英国海军显示出不可阻挡的力量，击败了称霸海上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这个辉煌的胜利为英国展示了无限宽广的前景，文学艺术也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这时的莎士比亚对未来、对社会、对生活都颇具胆识和信心，因此他的作品也朝气蓬勃，充满了愉快乐观的浪漫色彩。
莎士比亚以历史剧开始他的创作生涯，其内容毫无例外地都是写英国封建宫廷的内部斗争或对外战争，大多取材于贺林希德主编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这些剧作以史诗规模展现了从13世纪到15世纪三百年间英国重要的历史事件，塑造了一系列封建暴君和理想君主的形象，反映了莎士比亚反对割据、拥护王权的政治理想和爱国情绪。
在《亨利四世》中，莎士比亚塑造了福斯塔夫这个代表封建制度解体时期“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的著名形象。福斯塔夫是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中最生动、最成功的典型，一个年逾五十的破落骑士，痴肥臃肿、贪杯好色、吹牛撒谎、胆小怕死，但同时又有着一种不拘小节的自由感和游戏人生的幽默感。福斯塔夫身上既反映了中世纪传统的瓦解，又反映了新时代的乐观精神以及这个时代所特有的贪婪自私和否认道德等特点，身兼嘲笑者和嘲笑对象双重性质。
莎士比亚的早期喜剧大都以爱情、友谊、婚姻为主题，主要正面宣扬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等人文主义生活理想，以轻松笔调描写聪明勇敢的贵族青年男女与封建道德传统之间的冲突斗争以及最后争取到的幸福结局，温和地揭露嘲讽旧事物的衰朽和丑恶，如禁欲主义的做作、清教徒的伪善和高利贷者的贪婪卑鄙等。主题大同小异，情节却生动而丰富。
写于这一时期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部具有喜剧气氛的爱情悲剧，描写了一对出身于两个世代相仇的封建家族的青年男女的坚贞不渝的爱情。悲剧以两家械斗开场，以主人公殉情换来的和解作为结束，歌颂了男女主人公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忠贞爱情，谴责了封建的家族纷争和包办婚姻。《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最富诗意和魅力的作品之一。
第二个时期（1601—1607）一般称为悲剧时期。著有悲剧7部，其中《哈姆莱特》（1601）、《奥赛罗》（1604）、《李尔王》（1605）、《麦克白》（1606）被称为“四大悲剧”，代表了莎士比亚创作的最高成就。同期作品还有《终成眷属》（1602）等喜剧4部。
17世纪初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社会急剧动荡，民不聊生。在新经济体制下悄然兴起的资产阶级新贵企图问鼎王权，残酷的圈地运动加剧了人民与暴发的新贵们的矛盾，由此而引发的贫富差别、通货膨胀等社会问题与战争、自然灾害、瘟疫瓦解了昔日对英国前景“日不落”的憧憬。忧郁和苦涩代替了乐观旷达，人文主义理想在日益增长的社会罪恶面前变得愈加苍白无力。
此时的莎士比亚已届中年，普遍的幻灭情绪激起了他的愤懑和忧郁，冷静的思考逐渐取代了炽热的激情。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揭露和批判的力量加强了，出现了背信弃义、尔虞我诈的罪恶阴影，风格也变得悲愤沉郁。这是莎士比亚创作的高峰时期。
《奥赛罗》取材于意大利短篇小说《一个威尼斯的摩尔人》。
屡建奇功的威尼斯大将摩尔人奥赛罗与贵族之女苔丝狄蒙娜相恋私奔，冲破重重阻挠结为恩爱夫妻。奥赛罗手下旗官伊阿古因为没有被提升为副将怀恨在心，便唆使妻子盗来奥赛罗的定情手帕，设计诬陷苔丝狄蒙娜与人私通。奥赛罗狂怒之下掐死了挚爱着他的妻子，于真相大白之后悔恨自杀。
奥赛罗和苔丝狄蒙娜的爱情超越了种族偏见和门第的藩篱，却没能逃脱伊阿古的阴谋陷阱。这一内容表明莎士比亚已经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当时业已出现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剧本着重刻画了伊阿古的形象。他阳奉阴违、口蜜腹剑、卑鄙凶残、心狠手辣，没有任何道德观念，更没有丝毫怜悯恻隐之心，是一个包藏祸心擅长见风使舵的恶棍，一个杀气腾腾却惯以笑脸示人的无耻歹徒。
《李尔王》的故事最早见于贺林希德的编年史。
古代不列颠国王李尔因年老体衰决定下放权柄，要求三个女儿用言语表达对他的感情，并以此作为国土分配的依据。长女与次女的甜言蜜语博得了他的欢心，幼女考狄利娅的率真朴实却令他震怒。李尔无情地剥夺了幼女的继承权，考狄利娅挥泪远嫁法兰西。长女和次女很快便露出了毒如蛇蝎的本来面目，李尔终于无家可归沦为乞丐，在风雨交加的夜晚狂呼悲号于荒野之中。考狄利娅闻讯率军讨伐叛逆，兵败遇害，李尔也在极度悲伤中死去。
在《李尔王》中，莎士比亚把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与社会罪恶的斗争，深入到了宫廷内部和骨肉至亲之间。李尔由专横刚愎的统治者变成“流浪的叫花子般的国王”的际遇，一方面表现了现实社会中的人情浇薄、利欲熏心，另一方面也说明昏聩的君王只有设身处地才能体会到颠沛流离的人民的痛苦。
写于次年的《麦克白》是莎士比亚另一部重要作品。
苏格兰最英勇的大将麦克白在得胜回朝的途中与女巫相遇，女巫关于未来君王的预言使麦克白大为震动。在妻子的怂恿之下，麦克白野心勃发，弑君篡位，从此走上血腥道路，众叛亲离。原王子马尔康和贵族麦克德夫在英王协助下举兵征讨，麦克白夫人受到良心折磨，精神分裂而死，麦克白仓促应战，毙命于麦克德夫剑下。
《麦克白》的主题在于强调个人野心的危害。由战功赫赫的英雄堕落成嗜血成性的暴君，作者以震撼人心的力量展现出因一味追求权势而产生的犯罪意识，最终使人陷入充满邪恶、恐惧和痛苦的深渊的全部过程。剧本充分显示了莎士比亚揭示藏于事实背后的不可思议的规律和实质的心理描写的独到功力。
莎士比亚的悲剧是不同于古希腊悲剧的新悲剧，尽管仍带有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观念，但是这两种命运观念已不尽相同。莎士比亚的悲剧没有在神示与先知的怪圈中徘徊，从不放弃他的人文主义信念，正因为如此，他对于现实的失望才显得格外震撼人心。莎士比亚强烈地感受到生存的悲剧性情境，从动乱英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体验了幻灭的悲哀。莎士比亚的悲剧主人公往往是他们自己悲哀的制造者，苦难和灾祸都来自于人们自身的各种行为：苔丝狄蒙娜在最要紧的关头遗失了最要紧的手帕，李尔出于父爱将国土分赠爱女，麦克白窥伺邓肯王的王冠……从而导致了一场场异乎寻常的灾难并走向死亡。莎士比亚以浓烈的主观感受和现实存在的方式，赋予了悲剧新的生命与光彩。
第三个时期（1608—1613）被称为传奇剧时期。主要写有《暴风雨》（1611）等三部传奇剧。
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莎士比亚深切感到现实世界与人文主义理想互不相容的痛苦，于是逃离现实，开始在幻想境界中寻找乌托邦。这一时期的作品对黑暗现实仍然有所揭露，但主旨却是通过偶然因素和道德感化来调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对社会罪恶采取了宽容态度。
《暴风雨》是这一时期非现实创作手法的代表作。该剧通过主人公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的沉浮际遇肯定了理性和智慧的力量。作为莎翁最后一部剧作，《暴风雨》表现了作者晚年对人类未来的设想，被称为其“诗的遗嘱”，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二、《哈姆莱特》
五幕悲剧《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年轻的丹麦王子哈姆莱特在德国威登堡大学接受人文主义教育，因父王猝死回到祖国。不久母后即与新近登基的叔叔成婚。新王声言老王是在花园中被蛇咬死的。一个晚上，老王鬼魂显现，告知“毒蛇”就是新王。哈姆莱特思虑重重，为报仇装疯卖傻，寻机了解真相。他趁戏班进宫的机会改编了一出阴谋杀兄的旧戏文进行试探，新王心虚仓皇退席，接着便以哈姆莱特错杀宫内大臣为口实把他遣往英国，密告英王将他杀害。哈姆莱特识破诡计，脱险而归。新王又利用宫内大臣之子雷欧提斯的复仇冲动，设毒剑、毒酒欲置之于死地。结果哈姆莱特和雷欧提斯决斗中双双中剑，王后误饮毒酒，哈姆莱特最后奋勇一击刺死了新王。
剧本取材于12世纪丹麦历史学家萨克索·格罗马契克的《丹麦史》，莎士比亚站在人文主义立场对这一旧题材进行了再创造，其寓意显然指向了16世纪末的英国。
哈姆莱特素有“忧郁王子”之称，但他并非天生忧郁，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深受人民爱戴。作为“国家的期望和花朵”、“举世瞩目的中心”，哈姆莱特趣味高雅，头脑敏捷，喜爱文艺尤其是戏剧，能够领略文艺复兴艺术的卓越之处。和当时的普通人一样，哈姆莱特宗教意识浓厚，深信灵魂不死，但同样突出的是，他早已接触到新时代的曙光，认为“人是多么了不得的杰作”，有着明确的人本观念和社会理想。莎士比亚称哈姆莱特为“高贵的王子”，不仅指他的皇家血统，更是就他高贵的心灵而言。
然而，正是由于有着高度的道德敏感和进步的社会理想，所以身边那些骇人听闻和不可思议的行径强烈地震撼了哈姆莱特的心灵，周遭世界的“醉生梦死”、“乏味”、“无聊”和冷漠无情使他觉得厌恶，人和人性的丑陋和堕落令他大惑不解，甚至对自己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存意义也产生了怀疑。哈姆莱特的个人遭遇使他更加清楚地感受到人民的疾苦和社会的不公，他看到摆在自己面前的迫切任务不仅限于复仇，还有拯救身陷水火的百姓和濒于灭亡的国家。哈姆莱特痛感责任重大和孤立无援，因此才变得“委靡憔悴”，在孤独悲苦中陷入了忧郁的沉思。经过长时间的徘徊思索，哈姆莱特逐渐克服了优柔寡断，在“戏中戏”之后，他的一系列行动变得果断起来，只是由于对敌人缺乏足够的警惕，仓促应战，才中了新王借刀杀人之计而同归于尽。杀死奸王仅仅达到了个人的复仇目的，却没有实现哈姆莱特重整乾坤的愿望，形成了一出个人与时代的悲剧。
哈姆莱特是一个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在他身上不断显现出人文主义者的历史进步性和阶级局限：他思想先进，才智出众，有着远大的抱负；但作为天潢贵胄，他脱离人民，始终孤军作战，他思考多于行动，患得患失，贻误战机。借着哈姆莱特的忧郁和犹豫，莎士比亚倾吐了人文主义者的追求和惶惑。
莎士比亚的创作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完美的创造性赋予了戏剧令人动容的生命力。
第一，莎士比亚的创作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贵族与农民、贵族与资产阶级、宫廷贵族与乡村贵族、资产阶级与农民等的矛盾，盘根错节，相互交织、重叠，构成了一个复杂有序的社会关系网络。莎士比亚的创作直接或间接地摄入了新旧交替时期英国丰富多彩的社会风貌和生活场景，宫廷贵族的花天酒地、农民和手工艺人的失业贫困、战场上的厮杀、公路上的黑夜抢劫、政府的搜捕、四乡的征兵、官吏的无情压榨、朝廷的阴谋暗杀等真实的生活画面，令人目不暇接，堪称时代的缩影和简史。莎士比亚对于时代矛盾变迁的高度敏感决定了其作品的现实主义深度。
第二，莎士比亚的创作囊括了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人物，诸如国王、大臣、将军、兵士、酒保、商人、娼妓、衙役、水手、掘墓人、非洲的摩尔人、无家可归的犹太人，等等。莎士比亚塑造的一系列典型人物，其中许多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不朽的形象。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虽然穿着古代的服装，却富于现实生活气息，具有个性化的思想、性格和感情。莎士比亚不仅善于通过外部环境的激烈冲突刻画人物，而且善于窥测与展现人们在道德、环境等因素制约下的各种欲望，用他非凡的直觉洞察人的内心世界，因而使他的人物有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第三，莎士比亚的创作在艺术表现形式方面也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在他天才创作的背后有着从内向外辐射着的融化一切的热情。他的作品植根于生活，却时时闪耀着理想的光辉；不仅兼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因素，而且打破了古希腊戏剧意识中悲、喜剧界限分明的陈规，把崇高与卑贱、恐怖与滑稽、豪迈与诙谐离奇地融合到了一起。
第四，莎士比亚的作品具有丰富多样的情节，剧中经常有两条或两条以上的线索平行交错，相互对照映衬，环环相扣且层层递进。
第五，最值得一提的是，莎士比亚还是戏剧语言的巨匠，他用诗化的语言表现了自己对性格和情欲、事件的发展和人类的命运、人的素质以及世界上一切事物及其联系的深刻反省。他以澎湃的艺术激情构建了戏剧人物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以崇高而优美的诗化语言表达了他动人心弦的激情和超凡脱俗的悲剧才智。“他的每一个字都有形象；每一个字都有对照；每一个字都是白昼和黑夜。”
莎士比亚的戏剧语言是运用诗体写剧作的完满典范。他的作品主要用无韵诗体写成，结合了散文、古体诗和民间抒情歌谣，音韵铿锵，变幻无穷，使剧本具有典雅富丽的特征。
莎士比亚不仅阅读和研究了英国早期诗人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从生活本身吸取了语言养分，同时他还具有将对话元素与高昂的诗意糅合在一起的熟练技巧。莎士比亚的戏剧并不是刻意矫饰的矫揉造作，他的语言是根据不同角色的性格和气质来决定的。莎士比亚笔下的小贩、农民、士兵、水手、仆人，尤其是傻子和丑角，几乎都在用他们现实生活中的言说方式来说话。他的剧作词汇丰富，或文雅或俚俗，各如其人。不论是高尚者还是卑贱者，无论是最庄严者还是最粗俗者，莎士比亚都在真实的基础上展示了他们的个性。
莎士比亚驾驭语言的能力游刃有余，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形式都能把握事物的本质。他善用明喻、暗喻、反语、双关等修辞手法，讽刺尖锐，妙语如珠，剧本中许多佳句已经成为英国语言的精华。莎士比亚通过语言把强大的激情灌注到戏剧的非凡情境当中，使剧本有了前所未有的动人心弦的强度和张力。
思考题
1.古希腊神话中的人文主义对文艺复兴有着怎样的影响？
2.你对《堂吉诃德》有着怎样的阅读感受？
3.莎士比亚在作品中对人性进行了怎样的探讨？
4.试比较莎士比亚戏剧与古希腊戏剧中的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