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个体，我们如何才能将这场运动的影响推广到最大？”一个示威者在演讲结束提问道。
“告诉你的朋友们，这场运动有多么好玩儿！”娜奥米笑着回答。
“告诉你的朋友们，这场运动有多么好玩儿！”内圈的人们朝外圈呼喊。
“告诉你的朋友们，这场运动有多么好玩儿！”外圈的人们高声呼喊。
彭韧
一个月内席卷全球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从表面看诉求模糊，令人难以捉摸，但对亲临现场的我来说，恰恰是这个运动的组织方式和运转过程里包含和传达了某种理想主义。
如果不是大家一起声嘶力竭喊出那句“All Day，All Week，Occupy Wall Street！”的口号，我会以为自己身处某个音乐节或者锐舞派对的现场。
这一幕与我在10月5日来到“占领华尔街”现场之前所想象的场景完全不同。在美国主流媒体为数不少的报道中，这场始于9月17日的民众示威运动看起来就像一场暴力革命的前兆。
10月1日，纽约警察在布鲁克林大桥上用橙色隔离网和塑料手铐抓捕示威者，这个场面让人直接联想起之前发生在埃及开罗广场的流血冲突。“阿拉伯的春天之后可能就是美国的秋天”，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范琼斯（Van Jones）当时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
可我第一眼看到的“占领华尔街”现场，却像一个不设围墙的民权运动博物馆，一场井然有序的民众狂欢。
纽约秋夜寒意逼人，但在离华尔街一街之遥的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里—示威者们从9月17日起便驻扎于此，并将其更名为“自由广场”（Liberty Plaza）随着音乐舞动的人满身大汗，包括几个白头皓首的白人老头老太太。一个已经连续敲击几个小时的黑人鼓手累到接近虚脱，猛地把鼓槌扔下，一旁跃跃欲试的观众立刻替换上来。强劲的鼓点动人心魄，连一旁表情严肃的纽约警察也不自觉地用脚轻轻跟着节奏拍打。
“加入我们吧，有免费比萨吃。”一个年轻人举起一盒比萨饼向一名黑人警察走过去，警察用力摇头，同时用手扶住腰间的警棍表示年轻人不要再靠近。“我们也在为你们的福利而斗争，欢迎下班后加入我们。”年轻人这句话引来了阵阵欢呼。
“这些场面是真的吗？”我指着一张警察从背后试图反铐住示威者的照片问从9月17日就来到现场的新泽西示威者Mullen。9月26日，纽约警察局发言人布朗（Paul Browne）曾对外发布消息说，有大约80名示威者被捕，被捕的原因主要是阻挠车辆和行人通行，但也有些人是因为妨碍政府公务而被捕的。
“当然是真的，”Mullen说，“但在那之后我们就没有再举行走上汽车道的示威活动，警察也就不能再抓人了。”
在华尔街之外的地方，纽约看起来跟我2010年冬天来时没有两样。纽约城市大学校园离华尔街只有两个街区，在10月1日刚刚被示威者包围过，现在也已恢复了平静。一位正在这里就读的北大光华MBA交换学生告诉我：“电视台只挑冲突最激烈的画面播，其实我本人感觉（冲突）没那么强烈。”
这位姓祝的男学生说：“大部分纽约市民对这个活动目前只是抱着看热闹的态度。”
你想要什么样的美国？
全长524米的华尔街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城区，紧挨着被称为“Ground Zero”的世贸大厦遗址，平均宽度只有11米的狭长街道被两旁悬崖般的大厦紧紧压迫，从街西头往东头走时，人常常会产生行走于缝隙间的错觉。尽管这条街是美国金融业的代名词，但实际上除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之外，在十几年里，多数大银行或基金的总部都搬迁到了洛克菲勒中心、时代广场或中央火车站周围的繁华商业区，只有高盛和美林还坚守在离华尔街不远的地方。华尔街早已经“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了心理概念”。
即使是在以行人走路匆忙而著称的纽约，华尔街上行人的步速也称得上数一数二。到了秋冬季，从哈德逊河上吹来的风阴冷无比，行人们总是紧紧护住手中的热咖啡朝着办公室或者地铁站方向狂奔。这条街上唯一引人驻足的地方就是那头被认为是华尔街标志的铜牛雕像。从9月17日示威者试图占领华尔街开始，纽约警方将整条华尔街和附近几条交叉街道的街心地区，包括那只6吨重的大铜牛都用金属栏杆包围了起来，不许任何人进入。只有几步宽的人行道对行人开放，但人们必须随时保持走动，路上每隔几米就放置着醒目的“不准停留”标志。
因此，“占领华尔街”运动其实一直没有在这条地理意义上的华尔街上进行。在放弃了围绕铜牛安营扎寨的计划后，示威者们在自由广场（祖科蒂公园）建起宿营地。起初，他们只停留在公园西南部，由于每天都有示威者携带着简单的行李铺盖和各式各样的主张加入这个运动，人们开始睡在所有能躺下的地方。当我10月5日赶到这里时，到了夜里，这个3100平方米左右的广场已经睡满了人，除了留出几条狭窄的过道供人穿行外，几乎没地方下脚。
自由广场上遍布美国历史上历次民权运动的缩影：鬓角佩戴着鲜花的年轻人在陈述20世纪60年代盛行的非暴力主张，嬉皮士们穿着五彩斑斓的服装，瑜伽大师和西藏喇嘛打扮的白人教导人们通过寻找内心平静来对抗外界喧嚣，戴着红袖章的左派人士则散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材料。广场中最常见的标志是代表美国传统的星条旗。一名示威者把开国元勋托马斯·杰弗逊的名言搬了出来：“每一代人都需要一场新的革命”；另一名示威者则戴着美国首位总统华盛顿的面具告诉行人：“这不是我想要建立的美国”。
“你想要什么样的美国？”我问。
“它应该属于99%的美国人，每一个人的声音都能够被听到。”“华盛顿”说。
在来到纽约之前，我曾经试图通过电子邮件联系这场运动的负责人，但没有得到回复。到了现场我才明白，也许我的邮件还躺在邮箱里那成千上万份未读的邮件列表里呢。“你可以去采访广场上的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很重要。”一个忙着回复邮件的小伙子头也不抬地说。“那么有没有能够代表运动组织方的人？”我追问道。
“每个人都可以，如果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加入，成为我们的志愿者。”
“为什么要占领华尔街？因为那里属于我们，因为我们能。”这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网站上所公布运动纲领的最后一句话，铿锵有力却含义不清。这导致我向很多示威者询问占领（Occupy）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可以仅仅表示占据这块地方，也可以表示获得掌管权，但不如接管（Taking Over）那么强烈和清晰。当地的一个比萨饼店还适时地推出了一款名为“OccuPie”（与occupy同音）的比萨饼向示威者致敬。我的其他问题包括：占领之后该做什么？示威者们有哪些具体的政治诉求？但在广场上逛了半天，我得到的答案令人莫衷一是。
显然，不少人和我有同样的感觉。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加普在他的专栏里评论说，这些示威者提出的政策要么很疯狂，要么就很难获得广泛支持，比如一名抗议者在一段视频中大喊着要求关闭美联储。在抗议者集资出版的小报《被占领的华尔街日报》（The Occupied Wall Street Journal）里，他们要求政府采纳的两项政策是：社会化医疗和银行国有化。我很快意识到，广场中张贴的标语反映出的仅仅是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和美国普通民众对经济低迷的失望情绪。有的标语上写着“伊拉克战争。失业。阿富汗战争。谁在赚钱？华尔街的投机分子。”还有“银行被拯救。我们被出卖。”人们提出的要求五花八门：给穷人减税、遏制大公司、从阿富汗撤军、停止偏袒以色列、增加教育机会、减少对石油的依赖、爱护环境、不歧视同性恋、不虐杀小动物……示威者满腹怨气，从金融家的贪婪、不断膨胀的赤字到无所作为的政客都是他们的抨击对象，但鲜有解决方案或者明确的目标被提出。
但约翰·加普也说，抗议者还不是唯一“贡献”不解决问题的空谈群体，现在的政策制定者们也在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因为某些问题太过严重，政客们一致认为解决方案最好还是不说为妙。“公平地说，华盛顿方面提出的某些构想同样愚蠢。”
“是否有明确的领导者”“是否有明确的纲领”——这原本是评价一场抗议活动是否值得人们关注的重要指标。但是由于对银行家的厌恶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幻灭感几乎席卷了所有的人，因此即使这次活动诉求模糊，目前也还无伤大雅。这场运动的内里实际上蕴藏着大量潜流：它的目标初看与白宫的目标一致，人们所称的“那1%”的富裕美国人，正是奥巴马总统的增税对象，他希望用增税所得为他的促进就业方案提供资金。但民主党人也担心长此以往，这个吵吵闹闹尚处于萌芽期的运动可能会疏远明年大选时民主党需要的独立选民。国际金融“大鳄”、量子基金创始人乔治·索罗斯公开表示理解这一运动，但也有人说，他其实只是不想让银行的主管领取高额红利奖金而已。
也有一派观点认为，保持这一活动难以捉摸的特点挺明智，“没有诉求的力量令人迷惑，媒体会发了疯似地想把这件事弄清楚。”
这场运动有多好玩儿
这个活动是由加拿大的反消费主义杂志《Adbusters》于7月中旬的一篇文章引发的，文中号召2万人在9月17日占领华尔街，通过和平静坐等形式声讨华尔街金融业者。之所以选择9月17日，是因为当天是美国宪法日。随后，以US Day of Rage为代表的各种美国社会组织在网络上反复商讨了操作细节。9月17日，当计划真正付诸实施时，示威者已经超过了一千人，他们大都是社会活动家、失业者和学生。我到纽约的这一天，10月5日，恰逢纽约市教师联合工会、运输工人联合会和纽约市立大学教职员工也参加了游行示威，人数据说过万，是该运动开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
这还没算上美国其他城市的声援：从西海岸到东海岸，洛杉矶、旧金山、丹佛、芝加哥、华盛顿、波士顿、西雅图等城市都有“占领华尔街”的翻版抗议活动。欧洲也不消停，10月2日的英国执政党保守党年会是在3.5万名示威人群的抗议声中开幕的，游行者要求卡梅伦政府停止紧缩预算政策。10月1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和第二大城市波尔图有13万人游行示威。10月中旬，我的一个朋友去芬兰的赫尔辛基出差，他在那里也遇到了类似的抗议活动。
在纽约的华人留学生朱萧木一直通过微博向中国网友介绍这场运动，不过他本人是茶党的拥护者，并不同意大多数示威者的主张。他最为反对的是示威者试图通过影响政府政策来增加福利。朱的这一立场是典型的茶党主张，和很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认为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扩张信贷来提高底层人民的生活恰恰是“养懒人”，也是导致次贷危机的原因，而不是解决方案。但朱萧木也承认，跟这场活动至今不明确的主旨相比，它的组织堪称井然有序。
从示威者第一天入驻开始，面积大约3100平方米的自由广场就被井井有条地分为了几个功能区：广场的东北角因为有几排阶梯而成为了天然的议事厅（General Assembly），旁边是人们可以随意取阅的人民图书馆（The People’s Library），往西一点是问讯处（Info）和媒体区（Media），广场正中间是厨房（Kitchen），西头的开阔地作为展示标语和创作的区域（Art/Signs）以及表演音乐、舞蹈和戏剧的演出区，往南一点是医疗和安慰区（Medical/Comfort），还有专门的残障人士区和西班牙语接待处。
这就使得这次抗议活动的优势与其说在于其目的，不如说在于其形式——它采取了非暴力的形式，并且一直坚持运转低效的大众民主原则。尽管没有明确的领导者，但这次运动的真正主力是由纽约一班社会活跃分子、艺术家与学生组成的“纽约市人民大会”。“人民大会”中的每一个人，不但在每一项决策中被询问意见，还可以否决那些他或她不喜欢的决定。“占领华尔街”借助非暴力主张建立了威信——它迄今为止最具“破坏力”的举动就是10月1日的布鲁克林大桥静坐。对于身在自由广场现场的我来说，恰恰是这个运动的组织方式和运转过程里包含和传达了某种理想主义。
我发现，经过了三周的演练，示威者们已经形成了一套极为有效的沟通手势。每次听到“Mic Check”的呼喊声，就意味着有人希望公开发言。因为纽约市区和公园里禁止使用喇叭、扩音器等扩音工具，示威者们形成了一套手语：在倾听发言者说话时，人们伸手晃动五指来表示赞成；耷拉着手不晃表示反对；举起一只手指表示有问题，然后等待轮到自己发言。如果要举行更大规模的集会，发起者会向周围提出聚会要求，然后四周就会有人组织回声测试，听到“Mic Check”号令的人重复呼喊一遍，在传声范围内的示威者便会席地而坐。一般这样做上两三次测试后，演讲者就能在原地开讲。虽然广场上声浪起伏，但在有人公开发言时却只有一个声音。
这也是这次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政府、警察和大多数示威者都还是在尽力保持克制，以免踩过界引发大规模暴力冲突，彻底改变其性质。纽约州州长库莫（Andrew Cuomo）的态度是拥护美国第一修正案赋予抗议者的权利。纽约警方的抓捕活动都援引了法律条文，比如他们声称自己是根据一部1845年的法律才在9月19日逮捕了7名戴面具的示威者。在10月1日，纽约警察逮捕示威者的理由是他们造成了布鲁克林大桥机动车道被封闭。纽约市长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尽管未必赞成“占领华尔街”对银行家的指责，但他也表态说，市政当局允许反对大公司的抗议活动继续，不过前提是示威者必须遵守法律。
另外一个有趣的特色是，“占领华尔街”是一场全球同步直播的抗议活动，它和互联网技术结合得天衣无缝。如果无法来到现场，你可以在各种网站观看视频直播，在Facebook和Twitter里随时刷新跟进活动进展，加入论坛参与讨论，甚至在苹果和安卓平台的App Store里下载相关应用。一些在冲突中被逮捕的人在被捕数小时后还在不断通过Twitter发信息。来自全球网友的支持和评论也会被即时输出到媒体区旁一台巨大的投影屏幕上，小组讨论的议题可以随之调整。外界的互动反馈推动了这个运动像生物一样缓慢地“进化”。比如，示威者已经意识到外界认为他们的观点空泛，其中一些人开始集中讨论如何将他们的主张变为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纲领。
10月6日，当我在广场游逛时，接近下午五点，两名女子无声地在公园中心花坛的台阶上举起两块写着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hin）名字的纸牌，人们开始朝着纸牌下聚集。娜奥米·克莱恩是著名记者和畅销书作家，以对全球化的批判闻名于世。她的两本书《No Logo》和《休克主义》在广场上的“人民图书馆”里可以借阅，在示威者中很有市场。因此，这一天演讲聚集的观众人数很多。
娜奥米·克莱恩在五点准时地站在了台阶上，作为一个以反消费主义而著称的女性来说，她的穿着看起来时尚而干练。她的出现引起了台下一片示爱的喊声，见惯了群众集会场面的娜奥米也忍不住笑了。跟公开发言一样，在自由广场演讲时，人们用集体呼喊来代替麦克风。娜奥米每讲一句，她周围的人便一起高声重复一次，随着人群越集聚越多，外围的人群又会再高声重复一次，这样几乎广场上的每个人都能听到。经过两次重复，娜奥米的轻言细语变成了排山倒海般的呼喊，重复也让略显平淡的演讲具有了诗歌一般的韵律。
“作为个体，我们如何才能将这场运动的影响推广到最大？”一个示威者在演讲结束提问道。
“告诉你的朋友们，这场运动有多么好玩儿。”娜奥米笑着回答。
“告诉你的朋友们，这场运动有多么好玩儿！”内圈的人们朝外圈呼喊。
“告诉你的朋友们，这场运动有多么好玩儿！”外圈的人们高声呼喊。
呼喊和笑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我的广场之夜
娜奥米·克莱恩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自由广场露面的公共知识分子。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制作了《华氏911》的独立导演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s）和奥斯卡奖影后苏珊·萨兰登（Susan Sarandon）都曾来过自由广场发表讲话。在我离开美国之后，据说歌手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和音乐人拉塞尔·西蒙斯（Russell Simmons）也跑到自由广场去发表了演说。
“你应该来广场待一晚，这样你才会真正了解这里在发生什么。”一位脖子上挂着写有“我有家有工作，没中年危机，但我也来了”标语纸牌的女士对我说。我犹豫了一下，觉得这个建议听上去有点不太现实，但仔细想想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个漂亮的西班牙女孩坦率地说，她就是来纽约旅游的，这里管吃管喝还有音乐，所以她搬过来了，“这儿比名声不佳的纽约青年旅社可强多了”。
广场的厨房为所有人免费提供比萨、土豆泥、水果沙拉和各种小食品，你所需要的只是排队等候，如果愿意也可以为示威者捐款——美国第三大冰激凌品牌Ben&；；amp；Jerry是第一个赞助此次运动的企业。当我10月11日决定留在广场过夜时，忽然发现食物中出现了一盆广东烧鹅，我在心里盘算着烧鹅块数与排在我前面人数的比例——这盆非常规的菜可能来自于某位华裔市民的捐赠。可惜的是，在我排到之前它被瓜分一空，连盘底的酱汁都被刮得干干净净。不过我还是获得了一份相当不错的免费晚餐——在纽约，好食物和好服务都售价不菲。
在广场转了两三圈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放下整张防潮垫的地方。“天气预报说今晚会下雨，祝你好运。”30多岁的纽约人Abbie对我说。他毕业于纽约的私立高中，拥有一家小型建筑师事务所，看起来，他并不属于大部分示威者所属的阶层，但“站在哪个阶层是可以自己选择的”，他告诉我，“这场运动即使是在美国也不属于主流现象，我想这些人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够表达自己。”他曾在复旦大学待过一年，懂一些中文。因为担心下雨，原本打算在广场过夜的他决定回家，就把之前领到的铺盖借给了我。
刚安顿下来不久，我就目睹了一次辩论。
“你们到底想要什么，占领华尔街到底意味着什么？”晚上9点多，一个刚刚从华尔街下班身穿高级定制成衣的男人走进了示威者中。通常，那些从华尔街走出的人只会掏出iPhone朝着自由广场方向拍照，真正走进广场的并不多。
“我跟你们一样辛苦工作，不知怎么就成了你们这些人憎恨的目标，”“华尔街男士”很快就跟躺在地上的示威者们展开了辩论。一个参加露营的小伙子直截了当地说：“你们拥有你们根本用不完的资源，难道不应该拿出来一点吗？”
“我来自前苏联，相信我，这种想法不是什么好主意，最终你的那一份也会被拿走。”“华尔街男士”一边回答一边抽身离开。
“谢谢你跟我们对话，这是个好的开始，不是吗？”年轻人冲着他离去的背影喊道。
在自由广场露宿除了要应对天气突变外，其实还有个隐含的法律问题。自由广场是一块属于纽约Brookfield房地产公司的私有财产，这家公司在法律上有权要求示威者撤离。即使没有法律阻碍，纽约户外的寒冷天气也确实是个现实问题，十月初的纽约夜晚已经寒意逼人，再过一两个月就会天寒地冻，何况还会遇到雨雪。不过，组织者们已经成立了“冬季委员会”，以便为将来的寒冷天气做准备。
“兄弟，你的被子太薄了，今晚挺冷的，”黑人鼓手Xieti路过我的“床位”时，不由分说地把他的鸭绒睡袋放到了我的铺盖上，“明天早上再还给我。”
一小时前，我还在担心晚上没有铺盖，但现在我已经有了两床被子，我决定垫一床盖一床。跟我并排入睡的是一个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小伙子，他的老师允许他请一个月的假来到这里：“我第一次来纽约，但这不是我参加的第一次示威了，学校是不赖，但是我能在这里学到更多。”
第二天早晨7点多钟，我醒了，对面街上的华尔街人正以冲刺的速度跑向办公室，开始他们忙碌的一天，广场上的人则大部分还在酣睡。
预报中的阵雨最终没下，倒是有人在轻声吟唱鲍勃·迪伦的《暴雨将至》。尽管这一天纽约气温骤降了几度，有了真正秋天的感觉，不过Abbie和Xieti借给我的两床被子让我感到很暖和——我的占领华尔街之夜除了安稳地睡了一觉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