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庐隐与冰心是具有明显新时代特征的知识女性，她们突破了传统女性所固有的束缚，迸发出女性的勃勃生机与
二
以庐隐与冰心为代表的具有时代色彩的新知识女性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促使庐隐与冰心成为新知识女性的因素，有以下方面：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陶冶
在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等民主激进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要求“破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认为解放是“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并且对于妇女问题，更以前所为未有的姿态，讨论贞操、伦理道德、女权等一系列问题。例如，“周作人翻译日本女学者舆谢野晶子的《贞操论》”，“鲁迅发表了《我之节烈观》，胡适发表了《贞操问题》、《论贞操问题》等文章”，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在这激进思想的号召下，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妇女刊物大量的出现，女子高等学校教育的广泛兴起，要求大学开放女禁和中学男女同校的呼声日益高涨。在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广大妇女积极参加社会政治运动，而且组织成立“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等进步团体。可以说，这场声势浩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诱发庐隐与冰心内心的爱国、民主、自由的思想因子。她们一方面积极参与政治运动，另一方面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她们的作品深刻揭露现实社会的黑暗与腐朽，激发人们去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冰心在回顾创作道路时，总是说“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的道路”，“我抱着满腔的热情，白天上街宣传、募捐、开会，夜里就笔不停的挥写‘问题小说’”。这场运动，不仅带给她们新思想与新观念，同时也促进她们“人”的意识的觉醒。五四时期的庐隐就曾说过“我的思想真有一日千里的进步了，我了解一个人在社会上所负责任是那么大，从此我才决心作一个社会的人”。不仅如此，她还指出当前社会中的创作家（包括自身）的责任，“对于这种社会的悲剧，应用热烈的同情，沉痛的语言描写出来，使身受痛苦的人，一方面得到同情绝大的慰藉。一方面引起其自觉心努力奋斗，从黑暗中得到光明——增加生趣，方不负创作家的责任”。冰心也说过她作小说的目的，“是想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方能想去改良……”正是出于这种目的，她们的作品才有了较强的社会现实意义，影响重大。由此她们在文坛上迅速走红，成为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两位女作家。她们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得到极大的发挥。
（二）知识结构上从封闭性走向了开放型
中国传统女性束缚于闺房绣楼，她们所受的教育是女学为主封建伦理教育。所谓“女学之道亦有四：曰事父母之道；曰事舅姑之道；曰事天子之道；曰教子女之道。四者自少至老，一生立事尽矣”。在这种内容单调形式封闭的教导下，传统女性的思想是狭隘、封闭、保守。而庐隐与冰心都曾受到新式学校教育。20世纪初的女子教学课程，已经包括了中文、英文、音乐、美术等科目。在各种新式教育影响下，她们思想是较为开放、活跃的，知识丰富多样。同时她们自身也勤奋刻苦，努力吸收各种知识。例如，冰心到11岁时“已看完了全部《说部丛书》，以及《西游记》、《水浒传》、《天雨花》、《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东周列国志》等等”。而且“舅舅是同盟会会员”，“常有朋友从南边或日本寄了禁书来，如《天讨》之类……夜里无人时偷看”，“于是旧小说、新小说和报纸同时并进”。到了五四时期，两者都为北京高校的学生。当时许多激进的民主自由分子都任职于北京各校。据庐隐的同学程俊英回忆，当时教她们的老师有好几派。其中：“国故派：刘师培、黄侃；新潮派：李大钊、胡适；欧美派：吴卓生、傅侗、林励儒”，可见民主激进的老师占多数，因此对她们的影响也较大。例如，李大钊“在《伦理学》是讲社会道德，反对忠孝节义的思想；在《女权运动里》课上给我们讲世界女权运动情况；在《社会学》上讲马列主义”。可见，她们成长中是不断接触各种新思想与新观念，并且随着知识的积累，逐步形成与传统封建女性不同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庐隐曾说，在大学时期她的思想进步得最快，“所谓人生观也者，也略具雏形”，而且她们用这种思想去思考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如：庐隐后来热衷于叔本华的哲学，深受“人生一苦海也”的影响。因此她的作品极力渲染现实社会的悲剧，从而激发人们去反封建，追求民主、自由、平等。
（三）家庭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家庭环境对于她们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庐隐来自冷酷的封建家庭，“由于她的生辰恰逢外婆的忌日”，便被认为是不详的小生物，自小饱受家人及他人的欺辱、冷遇。内心充满了孤单与压抑，另一方面她很小就接受学校教育，年仅9岁便入学校，开始了正式的学校教育生涯，在所受教育中民主自由是重要方面。因此民主自由思想深入骨髓。但这封建压抑与民主自由却矛盾的聚合在她身上，因此她是强烈感受到封建束缚，极力要求摆脱这种束缚。所以不论是个人还是作品都表现出了较强的反封建性。例如，在对待外来的压力时，她常说“生命是我自己的，我爱怎样处置就怎样处置”，“我就是喜欢玩火，我愿让火把我烧成灰烬”。因此庐隐被认为是“一个受时代虐待的女性”，“又是一个叛逆时代的女性”，她是从封建牢笼中走出来的现代女性。而冰心是在民主自由的家庭氛围中成长。父亲是一位参加甲午海战，并且被帝国主义炮击落水，泅海逃居的爱国军人。因此她自小便被告知“那些港口现在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威海卫是英国人的，大连是日本人的，青岛是德国人的，只有……只有烟台是我们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的冰心，爱国民主自由的思想是伴随着她一起长大的。她是民主家庭中精心培育出来的现代女性。由此可见，与冰心，虽然成长的环境氛围相差悬殊，但她们同样成为新时代的女性。此外，由于冰心是来自爱的家庭，自身无法深切体验到封建的桎梏，因此她反封建的色彩比庐隐淡多了。她的作品多带有女性的温情主义，所以有人评价“她的问题小说，往往是‘矛盾’虽较深刻，但‘冲突’却非常平缓。要在她的作品中找到‘斗争’两个字是很不容易的”，并且这种爱的思想发展，最终形成了母爱、童心、自然三者相结合的“爱的哲学”，希望用爱来解决人生中的问题。
三
庐隐与冰心，这一批新知识女性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同时她们也对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她们的作用可以表现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