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这种教育观、人才观的指导下，船政学堂涌现了一批在近代中国教育、军事、科技、文化、外交等领域杰出的人才，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注入了思想的生机和精神的活力，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爱国自强是中国式后发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狭义的现代化是经济——产业革命；广义现代化，是文化——社会革命。因此，任何国家民族的现代化，都不是开几家工厂、修几条铁路就能涵盖其全部内容与意义的。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先进中国人在对现代化的探索与追求中，在社会现实的一再打击中，经历了由浅入深、逐层拓进的现代化主题增容的认识过程，爱国自强是贯穿始终的主线。
中国人与现代化的大规模接触，始于鸦片战争。中国人是通过英国人不远万里打上门来的坚船利炮，初次认识现代化的气势与威力的。中国知识分子向来讲究仁义道德，但战争从来就是实力的较量而不是道义的竞赛。屈辱的条约、失败的痛苦是一帖清醒剂，它促使先进中国人认真检讨中国之器与外夷之器的差距。结论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采西学”、“制洋器”，于是，洋务运动兴起。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科技进步的实质性开端，它创建了中国现代军事工业，生产了坚船利炮；组建了海军舰队，成立了近代海军；兴办了新式学堂，培育了中国第一批现代科技人才。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击碎了先进中国人科技强国的梦想，使他们认识到，只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使这些技术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政治制度，于是有了公车上书、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现代化的主题扩大为“科技进步+政治改革”。辛亥革命实现了制度层面的根本变革，中国从封建专制走向了民主共和制。但是，辛亥革命又是不彻底的。新政权很快落入袁世凯手中，之后是腐败不堪的北洋政府，之后是军阀混战。又一次陷入痛楚与失望中的先进中国人进一步思考为什么“吾人于共和政体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为什么“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于是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现代化的主题进一步扩大为“科技进步+政治改革+思想解放”。但五四新文化运动仅仅是提出了问题而远非解决了问题。此后的几十年，中国人都在为进行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而浴血奋战。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实践，终于为我们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船政离我们并不遥远，行进在现代化路途中的我们，依然需要爱国自强，仍然需要船政精神的鼓舞。
（三）传统与现代不可简单二分
严复作为船政学堂的优秀学员，近代中国第一代接受西式教育和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经典与宣传西方民主、科学、进步史观等启蒙思想上有着杰出的贡献。然而，由于受传统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他晚年在思想上所表现出的“保守化”、“反启蒙”的特点，引发了人们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的深入思考。
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除去其个体特性差异之外，都是对他们出生前人们就一直在做、一直在想的事情的近似重复。”“新事物的形式与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度存在的事物，并且以这些事物为出发点和方向”。罗国杰认为：“传统就是已经过去了的事物，是长期以来积淀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心理中，并在今天的现实中仍然发挥着影响和作用的一种现象。”传统不是陈旧落后的东西，而是一个民族中具有生命力的、一直在起作用的因素，尤其是文化传统。
在人类文明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在不同文明形态的相互激荡中，技术甚至制度层面的东西都可以日新月异、与时俱进，但更为深邃、复杂和高级的审美经验，一旦积淀为某种范式，就成了该民族的深层记忆或集体无意识。作为后发外源型现代化，现代性对于中国文化传统而言，是异质的，两者的冲突在所难免。中国人的现代化就是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冲突中艰难地获得现代性精神内涵的过程。“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革命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革新的动力”。
今天，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启蒙的人士，对启蒙理解过于单一，虽然态度不同，但遵循的是同一个简单化的逻辑。当我们重新回到早期启蒙思想家，会发现他们复杂得多，哪怕同一个人，无论是欧洲的帕斯卡尔、卢梭、亚当.斯密，还是中国的梁启超、严复、李大钊、鲁迅，都有丰富的两歧性。
三、创造性整合：闽都文化面向新世纪的历史任务
20世纪后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事实，又是一种发展趋势。全球化虽然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开放的、不可逆转的市场经济体制，但单纯的经济诉求无法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民族共同体提供意义，提供一种持续奋斗的精神价值。文化认同的空心化倾向日益突显，传统文化社会认同功能急剧衰减。在区域发展研究中，文化与区域发展的关系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发现，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并不能完全解释某一特定地区的发展现状，而必须进一步深入挖掘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文化现代化（文化转型）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作为一定社会经济、政治在观念上的反映，文化主要通过思维模式、社会资本和制度影响对实际生活发生作用。在特定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背景和人文历史生态中形成的区域文化，型塑着该区域人们的思维模式与心理定势，并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促进或阻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由文化所决定的价值观念是一种非制度性规范，是社会资本的基石和要素，其整合能力，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当一个区域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非制度性规范与正式制度安排相容时，就能对制度实施起促进，反之，起阻碍作用。因此，在区域发展中，注重对文化的传承、创新、改造、整合，即创造性整合，必将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与氛围，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里把国家按其全球角色分成3类，一类是负有领导责任的国家，也就是全球国家的“带头大哥”；另一类则是与它们相反的附庸国家；再一类就是无所适从的国家，它们既不是附庸，也做不了“带头大哥”。在前两年的“崛起”热中，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其名著《责无旁贷地领导：美国实力变化的实质》中提出了“软实力”，即“一种通过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而吸引他人的能力。它具体表现在国际事务中，就是一个国家能够通过自身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吸引力而非强制力，使得别国追随其政策、仰慕其价值观、学习其发展过程”。许多学者认为，真正的大国，是能够以自己的制度典范和文化典范辐射到全世界的那些国家。尤其是它的文化具有巨大的魅力，影响全球主流价值观。他国人民会对其精神和文化非常仰慕，甚至愿意去主动学习和采纳。福州应利用底蕴深厚的闽都文化，创造性整合，扩大闽都文化影响力，展示省会中心城市的文化魅力，力争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有领导责任，散发着文化魅力的“带头大哥”。
〔作者简介〕张兰英，福州市社科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