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盛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等在福州马尾设立船政局，是为新式海军筹办的开始。“中国创办海军，起自马尾船政”。不久，在沈葆桢的实际主持下，闽台海域即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舰闽局轮船水师。闽局轮船水师对中国近代海防军事制度变革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育才与建军
闽局轮船水师筹办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一开始就重视人才的培养，并创立了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福州马尾前后学堂，由是开创中国近代化军事教育之先河。
船政局建立之初，左宗棠就意识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他认为，学习制造轮船，不在于简单仿造几艘舰船就算了事，目的是为了借此而引进西方的制造和驾驶技术；并且，不只求少数人学到一些技术就满足，而应务求让西方科技在中国广泛传播。因此，就必须设立海军学校，“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
举办船政，左宗棠创议于前，沈葆桢规划于后。左宗棠在船政局设立后不久调任陕甘总督，他特意推荐江西巡抚沈葆桢“总理船政”。沈葆桢是福建海军的实际创办者。沈与左的洋务思想基本一致。沈葆桢也认为，船政和海军是否可以发展，“根本在于学堂”。
左宗棠、沈葆桢这种造就人才的设想，颇具战略目光。同治五年（1866年）冬，第一所海军学校在福州城内白塔寺正式开办，初名“求是堂艺局”。后船政厂舍落成，迁回马尾，分别学科，改名前学堂、后学堂。前学堂习法文，专学制造；后学堂习英文，专学驾驶。光绪二年（1876年）又另设管轮一班。当时认为法国的造船学较优，英国的驾驶学较优，因此前学堂教习多由法国人员兼任，后学堂教习则多聘用英国人。两校教育体制悉按英、法海军学校成规。虽然马尾前后学堂未能完全摆脱封建教育的束缚，学生兼读孝经、圣谕等，但它仍称得上是一所仿效西方教育的新型军事学校，其宗旨是为近代化的海军输送熟悉专门知识的各方面的人才。“学成制造、驾驶之人为将来水师将才所自出，拟请凡学成船主及能按图监造者，准授水师官职”。沈葆桢认为，“有船不能驾驶与无船同”。因此船成之后，“以驾驶为急务”。
海军驾驶方面人才的培养，成绩显著。后学堂驶驾学生不仅在课堂内学习天文、地舆、算法等科学知识，而且登上练船航海实习，南至新加坡、槟榔屿各口岸，北至直隶湾、辽东湾各口岸，涉练风涛、沙线，考究港道。1873年底外国人即将从船政局撤走的前夕，学堂的部分学生和技术人员，成功地担任了从东南亚返航的任务。经过这种训练，到1873年学生学业优异堪胜驾驶者已十余人，管轮学生分派各船管车者已14名。1876年，船政局选派刘步蟾、严复、魏瀚等第一届制造、驾驶学生共30名赴英法等国深造，此届留学生均于1880年毕业回国。这时，闽局轮船水师可谓“人才辈出矣”。据不完全统计，中法战争之前，仅由闽局轮船水师培养的舰船管带先后多达40余人。其名单如下：
姓名籍贯军级出身何年管驾何船史料出处备考
贝锦泉浙副将洋船帮伙同治八年（1869年）五月管带万年清《洋务运动》（5），84页光绪三年（1877年）以总兵衔管带元凯
吴世忠游击同治八年（1869年）十一月管带湄云同上，85页光绪三年（1877年）以总兵衔管带扬武
刘国泰都司同治八年（1869年）管带海东云（外购）《清末海军史料》，167页
续表
姓名籍贯军级出身何年管驾何船史料出处备考
贝玛泉都司同治八年（1869年）五月管带华福宝（外购）《洋务运动》（5），85页
吕文经都司同治十一年（1871年）七月管带安澜《洋务运动》（2），317页
陆伦华浙把总洋船帮伙同治十一年（1871年）八月管带镇海同上，319页
郑涣千总同治十二年（1872年）六月管带靖远《洋务运动》（5），137页
罗昌智千总同治十二年（1872年）六月管带振威同上
林文和都司由大副拔补同治十二年（1872年）七月管带飞云同上，139页
张成粤千总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同治十二年（1872年）七月管带海东云同上光绪五年管带扬武
吕翰粤守备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同治十二年（1872年）七月管带长胜（外购）同上光绪三年（1877年）管带飞云中法马尾海战阵亡
黎家本粤守备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同治十三年（1873年）九月管带长胜《船政奏疏汇编》，563页光绪元年（1875年）病故
贝珊泉游击洋船帮伙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管带伏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船厂类第4号光绪三年（1877年）以总兵衔管带元凯
郑渔千总洋船帮伙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管带济安同上
杨永年千总洋船帮伙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管带福星同上光绪五年（1879年）以都司衔管带琛航
沈顺发把总洋船帮伙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管带万年清同上光绪二年（1876年）病故
屠宗年都司洋船帮伙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管带湄云同上
柯国栋都司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管带海镜同上
陈绍芳千总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管带靖海同上光绪五年（1879年）管带长胜
叶富粤守备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管带海东云同上光绪四年（1878年）以都司管带超武
刘步蟾闽都司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1876年留英）光绪元年（1875年）管带建威（外购）《清末海军史料》，371页光绪五年（1879年）借调北洋，管带镇东
梁梓芳粤千总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光绪三年（1877年）八月管带飞云《洋务运动》（5），202页中法马尾海战时阵亡
沈有恒千总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光绪二年（1876年）六月管带艺新《洋务运动》（5），130页光绪三年（1877年）八月管带振威
许寿山闽千总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光绪三年（1877年）八月管带艺新《洋务运动》（5），202页中法马尾海战时管带振威，阵亡
林国祥粤都司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光绪三年（1877年）八月管带伏波《洋务运动》（5），202页
林高辉千总由大副拔补光绪三年（1877年）八月管带琛航同上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撤委
郑溥泉都司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管带万年清《洋务运动》（5），201页
陈毓松把总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管带建胜（外购）同上
邓世昌粤守备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管带飞霆（外购）《洋务运动》（5）218页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前代理管带扬武
许济川五品
军功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管带福星同上
李田粤守备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管带振威同上
康长庆守备由大副拔补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管带靖海同上
韦振声五品
军功船政学堂第三届学生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管带建胜同上
林泰曾闽都司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1876年留英）光绪五年（1879年）管带飞霆《清末海军史料》，373页光绪五年（1879年）借调北洋，管带镇西
何心川守备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1876年留英）光绪五年（1879年）管带镇南《洋务运动》（2），406页借调北洋
邱宝仁闽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光绪五年（1879年）管带镇东《洋务运动》（2），462页
蒋超英守备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1876年留英）光绪六年（1880年）十二月管带澄庆《洋务运动》（5），254页
周风震都司光绪六年（1880年）十月管带泰安《船政奏疏汇编》，995页
江懋祉守备1876年留英光绪七年（1881年）九月管带建胜同上光绪八年（1882年）病故
陈英闽都司船政学堂第三届学生光绪九年（1883年）管带福星《清末海军史料》，307页中法马尾海战阵亡
叶琛闽都司船政学堂第二届学生光绪九年（1883年）管带福胜（外购）同上中法马尾海战阵亡
林森林都司船政学堂第三届学生光绪九年（1883年）管带建胜同上中法马尾海战阵亡
由上可见，自船政学堂有了首届毕业生之后，闽局轮船水师的舰船指挥官，即多由海军学堂的优秀人才担任；育才与建军紧密结合，实为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必由之路。
二、造舰与成军
闽局轮船水师创办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其筹办者一开始就主张造舰与成军密不可分。
左宗棠指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沈葆桢亦强调“船政为海防第一关键”，把建立新式造船工业作为筹建海军的一项重要条件。
在兴办海军的过程中，发生了所谓造船与买船问题的尖锐对立。左宗棠向清朝当局指出：“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著，臣于闽浙总督任内请易购雇为制造，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其时英人威妥玛、赫德有借新法自强之说，思藉购雇而专其利。美里登、有雅芝等亦扬言制造耗费，购雇省事，冀以阻挠成议。”
在这里，左宗棠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侵略分子唆使清政府“购雇”轮船的险恶用心。他认为，中国只有通过造船，“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创立自己的军事工业基础，才能根本打破西方列强的“专其利”，真正做到“师其长以制之”，使中国海军立于不败之地。
沈葆桢也认为必须通过造船的途径办海军，买船的意义主要在于为造船提供技术借鉴，“由熟生巧，由旧悟新，即铁甲船之法，亦可由此肇端，购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近代中国海军发展的历史证明，沈葆桢、左宗棠的这些认识是正确的。如果按照侵略分子赫德等人的“购雇”之说去办，近代中国海军的产生至少还得推迟一个时期，并且一开始就势必完全被外国侵略者所控制。比较起来，左宗棠、沈葆桢造船办海军的途径，不仅在一个时期里确实做到了“权操诸己”，而且一定程度上还加快了近代中国海军发展的进程。
在制造方面，经过船政学堂的专业培训和造船实践，产生了中国第一代能够掌握近代船舶修造的工程技术人员。同治八年（1869年），第一号“万年清”轮船下水，它算是用西法首创的中国军用运输船。同年十一月，第二号“湄云”下水，则为中国近代海军最原始的兵船。初期所造船只，主要依靠法国员工的技术和设计。沈葆桢不单纯以成船为追求目标，他认为“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倘洋匠西归，中国匠徒仍复茫然，就令如数成船，究于中国何益？”于是强调让中国学生和员工在洋匠示范下放手自造，反复实践，“务期尽其技能而止”。因此，中国生徒业务进展较快。到1870年初，船政的中国生徒已经能够自制第五号“安澜”轮船所用150匹马力轮机。同时自制厂中大小机器及船上杂件不下万计。1873年7月（同治十二年六月），通过考核挑选中国工匠艺徒中精熟技艺、通晓图说者为正匠头，次者为副匠头。从此洋员不复入厂，“一任中国匠头督率中国匠徒放手自造，并令前学堂之学生、绘事院之画童分厂监之”，“验其工程，均能一一吻合”。
左宗棠与日意格所订合同的各项计划基本都已完成，前后5年余共造大小兵船、商船15艘，其中有3艘是由中国员工“放手自造”的。1873年底，除少数洋员留在前后学堂任教，其余外籍员工全部遣散回国。日意格本人亦被解除了船政监督职务，“资遣归国”。
1874年起，福建船政局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不仅能够承担全部的船舶修造工程，而且还进行过一些重要的技术改造。如舰船质料，初为木壳，1877年以后所造的舰船，开始改为铁胁木壳。机式的装备也逐渐加强，初多用常式立机，用煤过费；1875年经沈葆桢建议后，改用康邦省煤卧机，后更进为新式省煤立机或卧机。轮船马力，1873年以前所造最大舰船为250匹，1877年下水的第一号“威远”铁胁轮船，已采用750匹马力新式卧机。1880年下水的750匹马力“澄庆”铁胁船，所有铁胁、铁梁、铁龙骨及轮机、水缸等，均由中国员工自造。1883年1月下水的“开济”快船，更增拓为2400匹马力，全船吨载2200吨。“开济”为“中华所未曾有之巨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