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樱尧
一、中华民族曾是海洋文明的先驱者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海洋的国家之一，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船文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沿海地区就利用海洋“兴渔盐之利，行舟楫之便”。秦代，已有舟船远海航行的记载。唐代末期，中华民族的活动区域渐向东南沿海推移。至宋朝，由于失去了对北方区域的控制权，海洋则为宋代赵氏王朝的国家经济和海上贸易提供了广泛的空间，特别是偏安杭州的南宋政权，正是充分利用并发展了东南的海洋经济和海上军事力量，得以延续国祚150年之久。
唐宋以来日益繁荣的海洋经济，推动了我国造船业的快速发展，其中又以福建地区尤甚。福建依山傍海，海岸线长达3300多公里，港湾众多，其中不乏深水良港。境内山峦重叠，造船所需的物资丰饶，早在先秦时期，闽越先民就开始造船。随着中原移民的入闽，带来了先进的造船技术，到了隋唐时期，福建造船就颇负盛名，宋代更是形成了中国古代船型中最著名的海舶“福船”。福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吃水较深，“冲波逐浪无所畏”，利于远洋航行。正是福船的兴盛，福州和泉州两港海上贸易十分活跃，特别是泉州港，在宋元时期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与之交往的国家和地区达170多个，“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得名。
中国古代最壮观的航海活动发生在明代初期，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历时28年，把人类社会的航海事业推向前所未有的巅峰。郑和船队由近百艘海舶组成，乘员2万多人，最大的郑和宝船排水量，据专家保守估算，也达2500吨以上。相比较之下，郑和七下西洋80多年后的1492年，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率领他的船队发现了美洲大陆，史称地理大发现，这支船队仅三艘船，最大的旗舰“圣.玛利亚”号排水量250吨，全部乘员只88人；1519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进行了绕地球航行，而他的船队规模与哥伦布差不多。由此足见我国古代造船和航海水平曾远远地领先于西方。
然而，我国陆地农耕思想根深蒂固，曾经繁荣的海上活动，并没有引发并树立起大海洋观念。恰恰相反，自明代中叶，随着倭寇侵扰，朝廷采取了退缩的禁海政策，且越演越烈，主动地放弃了海洋权益。至清代，满洲贵族统治者们仍沉醉于金戈铁骑征服中原大地的辉煌梦想，对海洋文明不屑一顾，频频实施禁海政策，直至闭关锁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海洋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极具重要性，而对这种重要性的认识，英国人可以说是最早感悟到了。400年前，也就是郑和庞大船队曾经辉煌后的200年，英国哲学家培根就曾预言：“谁控制了海洋，就便有极大的行动自由。”他认识到了海洋与地缘政治的关系。之后，英国雷莱爵士更进一步阐述了海洋的重要性：“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可以控制世界的财富，最后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海权思想由此产生。英国人在发展海洋经济中，更凸显着咄咄逼人的帝国霸气，就是本着这一海权思想，建立起强盛几百年的“日不落”海洋帝国。
海权，字面析之为海洋权利，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以海上军事力量维护并拓展海洋权益。1890年，对世界海权进行了深入研究的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马汉，发表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又称《海权论》）一书，其后又发表了论海权的另两部著作，被世人称为“海权论三部曲”。马汉的海权论是一种主张拥有并运用具备优势的海上军事力量去控制海洋，以实现战略目标的军事理论，其着眼点是海洋经济。海权论认为：以贸易立国的国家，必须控制海洋，夺取并保持制海权，特别是与国家利益和海外贸易有关的主要交通线的制海权。马汉海权论是将经济与军事形成统一体的理论，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军事经济思想。
马汉创立于19世纪末的海权论，实际上是对18世纪末欧洲工业革命后，发达工业国家的廉价工业品以商品形态在全世界流通所引发的贸易竞争进行观察和分析后，得出必须建立海上霸权的观点，具有极强烈的地缘政治意识。海权论迎合了西方列强贪婪地进行殖民地扩张和掠夺的理论需求，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作用。而美国也由此确立了以海军强国的国家战略方针，直至今天依然如此。
以大机器生产取代了工场手工业的英国，纺织业迅速繁荣，大量的纺织品要输往国外。中国拥有4亿人口，英国的商人们似乎看到了广阔的市场和不可估量的商机。他们天真地以为，每个中国人只要购买一套他们的睡衣睡帽，就会获得可观利润。哪曾想，仍处于农耕社会的中国，绝大部分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人口，他们不需要什么“睡衣睡帽”。满怀期待的英商们十分失望，然而，他们却发现具有麻醉作用的鸦片在这个国度颇有市场。一个罪恶的阴谋出笼了：以海上军事力量为后盾，向中国输出鸦片，进而引发了可耻的鸦片战争。
二、有海无防催生福建船政
地球的表面近四分之三为海洋所覆盖。我国是濒海大国，有着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300多万平方公里海域国土。然而，自清朝以来，统治中国的满洲贵族们未曾有谁真正意义上将目光投向海洋领域，更无视西方各国已展开了日益繁忙的海洋扩张行径。官方时紧时松的禁海政策，虽说建立了几支由旧式帆船组成的海口水师，其功能仅局限于巡私缉盗，毫无抗御外敌入侵的作战能力。可以说，有着漫长海岸线的中国，长期以来处于有海无防的落后状态。落后就要挨打，第一次鸦片战争残酷现实，终于让一批中国人开始了对有海无防严重性和危害性的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认识到了西方先进生产力给世界格局带来的变化。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这个非常时期，他对“知己知彼”兵法古训有着更深刻的理解。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东渐，他提出既有前瞻性又具操作性的应对策略。1840年9月23日，身为两广总督的林则徐上奏《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认为：“即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之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林则徐在这份奏折中明确提出了海防概念。怎样筹海？林公进而指出：“且广东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必需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足，何至尚形棘手。”他进而要求：“但粤东关税既比他省丰饶，则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林则徐在这份奏折中，展示中国人最初的海洋军事经济思想。然而，昏庸的道光皇帝却朱批“一片胡言”，恼怒之余，不久即革去林则徐官职，令其赴浙江效力。林则徐依然不放弃自己的海防理念，魏源所著《道光洋艘征抚记》书中记载，林则徐在赴浙途中，坚持上奏：“中国造船铸炮，至多不过三百万（两白银），即可师敌之长技以制敌。”他坚持主张开放海上正常贸易，征收关税，再从中拨出部分关税，用于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以造船制炮建设海防，这正是当时的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先进中国人的海权观点。可惜，他们的真知灼见20多年后才逐渐被国人所理解，而这其间，中国又经历了更沉痛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教训。
19世纪60年代，在朝廷大员奕、文祥和地方督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倡导下，中华大地兴起了洋务运动，其宗旨是就向西方学习，引进先进生产力以“自强”、“求富”。洋务运动是秉承了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因此率先创办的是以“自强”为目的的军事工业。而这批军事工业中，又将造船制炮置诸首位。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倡办的福建船政，是其中规模最大、成效最显著者，福建船政担当起了扭转中国有海无防的历史重任。而在福建船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人海权意识也由此肇端，并逐步树立并清晰，成为振兴中华的强大动力。
三、福建船政促进中国海权观念的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