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雷鋐的理学建树为例
李帆
作为一种地域文化，闽都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特征也颇为鲜明，其中一个特征是研究闽都文化者皆为认同的，那就是文化的守正性，即以儒家文化为其基本内容的守正文化构成其核心特征。这一文化特征的形成，与闽都福州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作为中原汉人南迁入闽最早的定居点之一，中原文化对福州的影响十分深远，而福州又是全省的政治、文化中心，历代主政者大多崇文重教，使福州文教从唐宋起即繁盛一时，而且辐射到省内各地。崇文重教的主要表现，就是通过政府宣导、兴学办学等一系列举措，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守正文化传播、光大，特别是对儒学发展至第二期的理学大加传扬。
北宋初，福州已有一些学者致力于孔孟学说，倡导儒家伦理纲常，成为理学先驱。此后，传承并光大理学者不绝。特别是到了南宋，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发展而为闽学，福州甚至成了理学最盛之地。朱熹及其弟子黄榦在福州一些书院讲学授徒，门人众多，著述宏富，理学因而得到广泛传播。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清代。清初，理学仍在政坛和学坛占据主导地位，以李光地、蔡世远等为代表的福建学者对发展朱子学不遗余力。到了清代中期，随着汉学考据的兴起，理学普遍呈衰落之势，但福建学者仍一意墨守朱子，并力求在不利环境下开出理学新局。在这方面，雷鋐是个典型代表。
雷鋐，字贯一，号翠庭，学者称翠庭先生，福建宁化人。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卒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其父雷鸣高笃信朱子学，所以他自幼承受家学，穷究义理。17岁肄业福州鳌峰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成进士。先为国子监学政、庶吉士，并曾授皇子读书，后历官通政司通政使、提学浙江学政、左副都御史等。著有《读书偶记》3卷、《经笥堂集》35卷、《经笥堂文钞》2卷等。
雷鋐之所以成为清中叶福建理学家的代表之一，除因幼承庭训外，少年时在福州鳌峰书院从学于著名理学家蔡世远，是主要因素。从另一个角度说，鳌峰书院所代表的以儒学文化为主体的闽都文化，是孕育其思想成果的舞台。作为福建各大书院之首，鳌峰书院从康熙四十六年（1707）创办起，便以讲学为主，创办人福建巡抚张伯行本身即是个著名理学家，力倡在书院讲求理学。后来书院虽以讲学兼课士，逐步走向科举化，但讲求理学之传统一直留存。雷鋐在鳌峰书院求学时，正逢著名理学家蔡世远出任书院山长，讲论理学为书院常课。当然，书院诸师皆予少年雷鋐以较大影响，但蔡世远的影响远超同侪。雷鋐后来曾自述跟从蔡世远学习的收获，说：
鋐窃自念少汩于俗学，自至鳌峰，从漳浦（蔡）先生游，乃知吾儒自有身心切要之务，推而暨之家国天下，古圣贤教人之法，不外乎此。
蔡世远系理学名臣李光地的弟子，所以雷鋐实为李光地再传弟子，继承了两代福建朱子学者的事业。他还曾精研李光地所编《性理精义》，以其中所阐为学之方、立志存养之道、居敬穷理致知力行之法等为准绳，将朱子学发扬光大。由于他治学谨严，道德文章皆较出众，故而颇得学者赞誉，如唐鉴便评述道：
（雷鋐）生平出处，按之固已无一不合于道。所谓文章，则皆本其躬行所得者，而慰唁问答，解惑条指，发德辨奸，析事类情，以综王道之要，以会天命之精。
在理学观念上，雷鋐承袭闽都学者的正统主张，一意维护朱子学，对朱熹评价极高。他说：
自汉、唐来，学术纷拏，赖濂、洛数大贤开其蔀而辟其途，然后道学之统绝而复续。至子朱子辨之精、行之勇、守之严，其功比于孟子之崇王斥霸、辨杨墨、发明性善养气，殆所谓先后一揆者矣。
朱子之道与孔、孟同揆，朱子之功与河岳并永。
在他看来，孔孟之道有赖于朱熹才得大兴，朱熹之道等同于孔孟之道，朱熹之功与山河共存。所以，读书明理，一定要从朱子之学入手，方为学问正道，不致误入歧途。他常称引蔡世远之言以解说此理：
朱子之道，大而能博，学者未能遍观而尽识。然其要不外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践其实而已矣。人苟不自甘流俗，奋然以圣贤为必可学而至，实用力于此三言焉，如履康庄大道，以登堂而入室，自不为歧途曲径所眩惑。
可见，他心目中的朱子之学，核心在于三方面：“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践其实”，于此三方面用力，定能得朱子学之真义，甚至成圣成贤。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平日读书问学，一以弘扬朱子、探求理义为念。
雷鋐将朱学之要归纳为三方面，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他更看重的则是“返躬以践其实”。他特别强调为学要以躬行为本，讲求道德实践，同时注意考订经史疑义，辨析学术源流。他认为理（道）学应为实学，说：
其志超然于富贵利达之外，其讲明践履探原握要，历贫贱患难死生而如一。此之谓实学也。……按实而求之，即道学也，岂别有一艰深不可造之境哉！所患者志不立而苟安流俗耳。
讲学之书，先儒备矣，惟在心体而身验之。……人不尽生安之质，不致知力行，日积月累，如何能践形尽性！……读书则实究其理，行己则实践其迹，念念向前，不轻自恕而已矣。
这样的主张，与他在鳌峰书院所受的熏陶密不可分。鳌峰书院一向注重弘扬朱子学“明体达用”、“躬践力行”的学术传统，提倡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课业研读中，要求学生多读经世致用之书，形成宏阔视野，尽力成为实干人才。这予雷鋐以较大影响。另外，雍乾之际，理学弊端已经显露，空谈心性、无实无用以及假道学等颇为世人所讥，汉学考据则以趋实的形象立异于理学，为世人所重。这两种因素的存在，使得雷鋐在阐发朱子学时必然更为强调践履。这从他相对推崇笃于求实的理学家中也可看得出来，如他对以道德践履闻名的张履祥即深表服膺，先后撰有《张杨园先生全集序》、《重锓杨园先生全集序》、《张杨园先生传》等予以表彰，使张履祥之学得以被学界重视并广为传扬。另外，他亦注重继承朱子“道问学”的传统，在理学源流的考辨上颇费工夫，其所为恰与当时兴盛的汉学考据之风相呼应。
在理学思想的新发展方面，雷鋐主要着眼于认识论的阐发，即对理学家一贯注重的格物致知论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对于格物致知这一理学家固守的认知模式，表面上看，雷鋐并无大的突破。他说：
格物者，格此身、心、意以及天下、国家之物；致知者，知所以诚意、正心、修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已矣。而知与意尤为交关切要处，即意中可好可恶之物，格之而知其当好当恶，务决去而求必得之，则诚意之功也，夫岂有两时两事之可分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