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一般说来，历史是成功者写的，因而书写出来的历史记忆往往是不真切的。由此联想五四，联想到新文化，在我们的记忆中，其实都是经过“成功者”有意或无意筛选后的记忆，是“后五四时代”成功者建构和书写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总会有心无心忽略其对手、反对者的立场、贡献和说法。比如林纾，就是被“后五四时代”成功者忽略、敌视，乃至妖魔化的人物，其真实面目及其与五四新文化的关系，已经不是那么清楚。
新文化前驱
五四新文化运动被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新整理。在这个运动中，即或有不同意见，但在重新振兴民族精神，重建文化体系方面，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换言之，在新文化运动中虽有左中右的区别，但大体上说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个分子，只是在某些问题上偏于激进或偏于保守，偏于守成或偏于变革，坚守中立或置身于局外而已。当改革已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基本共识时，并不存在本来意义的守旧派、保守派。改革与反改革的冲突只是一种想象，是一种斗争的工具和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中所谓的新旧冲突是存在的，但其性质可能并不像过去所评估的那样严重，新旧人物在某些观点上的对立、冲突和交锋，实际上很可能就像胡适在美国留学时与梅光迪、任鸿隽讨论新旧文学价值那样，是朋友之间的交谈、交锋、交集，其程度也不像后人所感觉、所想象的那样不共戴天、视若仇雠，他们很多人都是朋友，而且是毕生相互敬重的朋友。他们的交锋与交集，其实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状态，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绝对新，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绝对旧。
在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叙事架构中，陈独秀、胡适以及学生辈的傅斯年、罗家伦在后来占了上风，成为主导，所以在他们自觉不自觉营造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叙事架构中，林纾基本上是个反面形象，被定位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甚至带有莫名其妙的小丑色彩。这显然是不真实的。
不过，从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一系主流话语来说，他们将林纾定位为反对派、守旧者，也是有根据的。其根据，一是当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出以白话取代文言，成为中国人基本交往工具时，林纾提出了一个很有力量的反对意见；二是当新文化运动发展稍遇挫折，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以双簧方式引导舆论，痛骂所谓守旧势力时，林纾毫不客气站出来，发表了具有纪实格调的小说，反击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三是当五四学潮一触即发，林纾发表致蔡元培公开信，指责蔡元培在北大推行什么兼容并包、言论自由，并不是包容传统，包容道德，而是包容、纵容、默许，甚至支持那些反传统、非道德的东西，是对社会常态的冲击。
林纾的批评不管是否有道理，他的这个攻击在时间点上都与段祺瑞政府对北大，对蔡元培的态度形成某种交互影响，对于北大形势的恶化，对于学界与政府对立，起到了催化剂的功能。所以，当段祺瑞政府成为历史陈迹，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负面形象时，林纾自然难逃干系。
其实，从比较中立的后来者立场重新检讨，林纾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判断和立场可能并不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派所批评的那样邪恶那样无耻，而是别有原因在，别有一番意义在。先说第一个问题。
按照陈独秀、胡适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话语的判断，林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因为林纾坚定地反对以白话取代文言成为中国人交往的唯一语言工具，而后来的事实是如水的白话真像胡适、陈独秀所期待的那样成为中国人的唯一语言交往工具，文言真的成为死文字，于是林纾也就成为十恶不赦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文化上的反对派。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历史演变确实如此，但他们所描绘的新文化运动叙事框架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林纾并不是新文化运动反对派，他之所以能对新文化运动发展路径提出不同意见，是因为他研究过白话、文言问题，研究过白话为什么不应该成为中国人“唯一的”语言工具，研究过文言为什么不应该完全放弃。从这个意义上说，林纾并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派，而是新文化运动前驱，大约正是他和那之前几代人的尝试和实践，才为胡适、陈独秀准备了文学革命的基础。只是胡适等人在后来回顾建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有意无意忽略了林纾的贡献，片面扩大了林纾的反对意见而已。
白话文运动确实是胡适提出来的，确切地说是胡适的说法和倡导终于引起了知识界的重视，引起文体改革从个别人的行动走向一个知识群体的共同试验。这是胡适和陈独秀的功劳。不过，正如过去许多新文化运动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白话文在过去中国很长时间并不是不存在，只是这个文体没有登上大雅之堂，没有成为文化的正宗，看看唐宋以来佛教语录，看看在知识界和一般民众那里都流传甚广的《朱子语类》，我们就应该承认白话文并不是到了近代才有，大约始终作为口头语言在流行在使用，古人的口头表达大约也不是书面的文言，只是落实到书面上，为了简洁，为了准确，大约才转换为文言。这大概是中国语文发展的真实状况。
胡适和陈独秀的贡献，就是把这个口头表达的语言转换为书面语言，并以这种口头表达的语言彻底替换了书面的文言。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和后来引起争论的症结。
从新文化发展脉络看，胡适1917年初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确实抓住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是陈独秀在《甲寅》时代一直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怎样在思想文化层面为中国寻找一条坦途，并真正获得落实，因而胡适的这篇文章在陈独秀那里有正中下怀的感觉，而且由于他的老革命党人脾气，使他觉得胡适的什么“改良”，什么“刍议”等，实在是不温不火，过于与旧势力周旋，过于担心旧势力的攻击，所以陈独秀以老革命党人的气势，心甘情愿成为全国学究之公敌而在所不辞，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声援胡适，其实是将胡适不温不火的“文学改良”变成了陈独秀风风火火的“文学革命”。
胡适、陈独秀的主张首先获得钱玄同的支持，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味。大家都知道钱玄同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都知道章太炎的文章从来都是典雅古文，一部刻意用古汉语且尽量使用冷僻字写成的《訄书》既难倒了许多读书人，更使许多读书人甘拜下风，自叹弗如。中国读书人从来都以听不懂看不懂为学问的最高境界，不懂就不敢反对，这是学界向来的弊端，但又是最没有办法克服的。由此，学界从来的陋习，就是对那些能够看懂的听不懂，总是给予轻视乃至蔑视，所以许多时候为了当大师，就要故作晦涩故作艰深。这是章太炎成功的秘诀与法宝，也是读书界对章太炎及章门弟子仰视的重要原因。
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章太炎其实还是近代中国白话文运动的鼻祖。大约在东京办《民报》的时候，章太炎就尝试着用白话进行演说和著述，当然这些演说和著述大致都不是纯粹的学术文字，而具有教育普及、学术普及的意味。他在那时所作的一系列演讲，后来被结集为《章太炎的白话文》出版，集子的出版时间虽然较晚，但其最初发表则在1910年创刊出版的《教育今语杂志》上。
《章太炎的白话文》也引起了一些争议，甚至有人怀疑这本书究竟是不是章氏本人的著作。这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钱玄同，因为这本由张静庐策划的小书中就误收了钱玄同的一篇《中国文字略说》。这又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章太炎、钱玄同师徒两人可能都比较注意白话文在述学中的可能与尝试。这个尝试似乎比胡适的尝试要早好几年。所以当胡适欲以白话作为中国文学正宗的文学改良论发表后，自然能够与钱玄同的思想意识接上头，获得积极反响与回应。
紧接着，刘半农也在《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对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主张予以积极回应，在对胡适的“文学八事”、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及钱玄同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等文学主张“绝对表示同意”，复举平时意中所欲言者，提出自己的文学改良观。刘半农认为，白话文言暂时可处于相等的地位，同时主张打破对旧文体的迷信，从音韵学角度提出破旧韵造新韵，以及使用标点符号、文章分段等技术性手段，以丰富现代汉语的表达方式和表达方法。
过去的讨论，总认为刘半农的加入说明新文学的阵营在逐步扩大，但刘半农的几点新建议又表明新文学阵营中也不是意见一致。这种说法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其实，从刘半农的学术志向和学术重心看，他的建议只是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内容，并不存在新文学阵营内部分歧这样似是而非的问题。
刘半农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学者、文人。他有良好的家庭背景，成名较早，只是成名范围限于上海滩的鸳鸯蝴蝶派，所以当他后来加入北大知识分子群时，有时也被那些出身名门正宗的知识分子稍稍轻视乃至蔑视。不过正是刘半农早期鸳鸯蝴蝶派的文学经验，使他对民间文学，对白话文在文学中地位和发展可能有着不一般的个人体验，从而使他对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发自内心高度认同，他的发言和加盟不仅使新文学主张有了实践经验作为支撑和验证，而且使新文学阵营更加多样化多元化。
新文学阵营的多样化、多元化是客观事实，其实当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之后，胡适就意识到这一点，就觉得陈独秀的主张与自己的主张有着很大不同，至少自己是准备以学理讨论的方式进行，而陈独秀似乎并不这样认为。
胡适致信陈独秀说，文学改良这种事情，其是非得失，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两人所能定。甚愿国内学术界各方面人士能平心静气与我们这些倡导者一起研究这个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我们既然已经打出文学改革的大旗，当然不会再退缩，但是我们也决不敢以我们的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
很显然，胡适的这些温和的主张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实验主义哲学的基本态度，而其之所以在这个当口再次重申，也不是没有来由。因为当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当代古文大家，也是不懂西文却是西方文学名著翻译大家林纾就于2月8日在上海《国民日报》著文商榷，题目就叫做《论古文之不当废》，观点鲜明，理由不足。最引人发笑也反映出林纾最诚实的一面，是他说的这样一段话：
“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
林纾的这个说法原本并没有什么不妥当，因为根据他对西方近代文化发展史的了解，西方人讲维新讲变革，不仅没有将拉丁文作为文化垃圾予以废弃，而是有意识地从拉丁文中汲取营养，作为近代思想文化的资源。然而，林纾这个比较平实比较温和的说法在被胡适、陈独秀等人大肆渲染之后，则成为一种比较荒唐的文化主张。胡适说：“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正是古文家之大病。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读他人之文，得其声调口吻，读之烂熟，久之亦能仿效，却实不明其所以然。此如留声机器，何尝不能全像留声之人之口吻声调？然终是一台机器，终不能“道其所以然”。接着，胡适以调侃的口吻挑剔林纾文中的表述毛病，用现代文法去分析林纾古文表达中的缺陷。
胡适的温和主张并不被陈独秀所接受，陈独秀或许也是基于林纾等人的刺激，以不容讨论的姿态表达自己的主张，这实际上开启了一场原本不一定会出现的文化论争。陈独秀说：“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之也。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摈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讨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