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伟民、池翔
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过程中有一个细节不太为人注意，但这个细节对理解福州在清帝国的地位却很重要：道光帝对割地赔款“勉允所请”，却对福州开埠通商反复商榷极不情愿，在谕令中多次强调“福州地方万不可予……另以他处相易之”，“其前请通商贸易五处，除福州外……均准其来往贸易”，可见在道光帝眼中，福州是一个比上海、宁波、厦门、广州及其他口岸城市更为重要的地方；在帝国的视野里，福州必须特殊对待。而在英国人眼中，福州地位同样重要，因为闽茶“必须改由福州出口才可以控制茶市，而且路程最短，大大减低茶贩运费”，才可获取巨额利润。然而随着五个口岸城市陆续开埠，福州港却成为贸易成绩最差的口岸，直到1844年仅有2艘英国商船前来交易，相比于上海港的外国商船“1844年44艘，1849年133艘……1855年增至437艘”可谓相形见绌，而1855年“在中国进口的七种英国棉、毛织品中，除棉纱一项外，其余六种都是经由上海输入的数量多于经由广州输入的数量”，英国领事几度考虑要以苏州、杭州取代福州。有关19世纪50年代以后福州港的开发与复活已受到学者关注并被多次讨论，但关于五口通商前后的福州城和福州港却少见学界探讨。鸦片战争前福州在中央的视野里是一个什么形象？在英国人眼中不再重要的福州，在帝国的考量中又是什么地位？中国人和英国人如何看待福州？笔者且写一下一些思考，以就教于方家。
一、闽浙总督与福州
福州位于福建省东部，闽江下游，因城西福山而得名，唐以前称“三山”“闽中”。清初，福州府沿袭旧制，统领九县，即闽县、侯官、古田、闽清、长乐、连江、罗源、永福、福清。雍正十二年（1734），析古田地增置屏南，领县凡十。乾隆朝《福州府志》记载：“福州以兵事开国”，自晋置郡，“历代皆为藩镇重地”。从堪舆学的角度看，福州环山濒海，为“滨海岩疆重镇”。《方舆纪要》记载，福州“西阻重山，东带沧溟，南望交、广，北睨淮、浙，亦东南一都会也。然而延、建诸郡控我咽喉，福宁一州扼我项背，兴、泉诸郡伺我肘腋，扬帆突至，则有海道之虞，逾险飚驰，实切上游之惧，封疆不可凭，山溪不足恃，国门以外皆战场也。三山之险，诚不在近郊，而在四境矣”。其中“国门以外皆战场”一句可看出传统视野下福州城“海防重镇，拱卫帝国”的定位，其军事重要性可见一斑。
李国祁先生则按人文景观将福建分为两区，一区是为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区，“开发最早，古为闽中郡，历代以来均为福建地区文化经济及政治重心……对外交通发达，为与琉球、菲律宾诸地交通之中心，闽北货物均经闽江在本地区集合”；另一区是为以漳州、泉州为中心的晋江、九龙江下游区，此地“山多田少，人口稠密，故境内人民多向海外发展，经商移民为本区极为突出之人文现象”。这一划分颇有见地，清代福建设有5道、10府和2直隶州，福州府属福宁粮储道，主要承担闽北地区的商品和贡物周转。道光时期，江浙两省绸布帮在福州城内建三山会馆，琉球商人造琉商会馆“从事琉球商品和福建土特产品买卖”，各路商人云集，至民国时期会馆多达33个。省内鸦片贸易较为兴盛，多取道泉州，“其无水路可通者，则又藏于槟榔番鱼、布匹各项货物篓箱之中，在大路行走，或由泉郡小路，从仙游之胡岭，取道永福赴省。”而泉漳地区“为福建的财富之区”，属兴泉永道，对外贸易发达。因而在福建境内，福州与泉漳是为“双城记”，二者各有不同发展。
帝国的考量：五口通商前后的福州城
顺治二年（1645），清政府合福建、浙江两省为联合行政区，置闽浙总督，初称“总督闽浙等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驻福州府兼辖浙江。顺治五年更名为“闽浙总督”，驻浙江衢州府兼辖福建。顺治十五年（1658），闽浙两省复归分治，各设总督，闽督驻漳州府，浙督驻温州府。清代总督地控两省，权兼文武，主要任务在于“厘治军民，……察举官吏，修饬封疆”，为一省最高之长官，而总督驻地也多为一省之重要权力中枢。从“驻福州”到“驻漳州”的驻地变动可见福、漳二城在福建省内地位相当，可相互替代；而“驻福州”和“驻衢州”的驻地权衡则可窥见清政府对东南局势平衡点的考量。康熙十一年（1672）闽督再移福州府，二十六年（1687）改福建总督为闽浙总督。雍正五年（1727）以李卫督浙江兼巡抚，郝玉麟为闽浙总督专辖福建。至乾隆三年（1768），闽浙两省再次合并，以闽督兼辖浙江，驻福州府，始为永制。闽浙两省在行政区划上分合不一，几经变动。从地理上看，二省有较多相似之处，浙江东部及福建全部属于东南丘陵，以年平均20摄氏度等温线为界，闽江流域以北的闽浙丘陵为稻茶区，是我国主要产茶区之一；以南为水稻两作区，主要出产甘蔗和烟丝；而浙西平原属太湖流域冲积平原，则与江南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以福州府作为总督府所在地，上可承接浙江之物富，下可辖台湾之制衡，更能平衡闽浙台三地经济和军事布局。
福州是福建巡抚衙门所在地和闽浙总督驻节地，同时也是福州将军驻守地和闽县、侯官两个县衙门所在地，城内住着各级文武官员，包括“省布政使、按察使、盐道、粮道、学政等”，以及“数量众多的等候具体任命的候补官员”和“从全国各地的官府衙门退休还乡的前官员”。据1842年统计，府内人口有“二千五百万”。闽浙总督为闽省最高长官，其职责是察考官吏、综制文武；福州将军是福建八旗兵最高统帅，同时兼理闽海关；福建巡抚与闽浙总督、福州将军同城而治，相比于浙江巡抚领兵部侍郎衔和兼理盐政，显得“位尊权小”。李国祁先生认为，浙江以巡抚为权力中心，福建以总督为权力中心，而福州则是闽浙台一区的权力核心所在地，对巩固帝国东南局势有重要意义。
福州军事地位的重要性在口岸开放后后愈加明显，而清政府更是将福州作为国家战略要地。与其他口岸相比，福州的贸易虽然非常可怜，但因国家战略需要而开展的海防建设却成为福州经济发展的引擎和近代化的真正起点。直至洋务运动期间，不仅福州的工业化（尤其是造船业）领先于全国，而且福州也因此成为中华海军的摇篮。
二、清廷对福州的钳制：闽海关兴衰
明代海外交通衰弱后，泉州地位日益衰弱，福州一度取代泉州，成为国际贸易港。自明中期开始，海外贡舶一度大多改泊福州。但是，众所周知，毕竟厦门的航运条件比福州更为优越，因此福州经过短暂的辉煌后，其航运地位便迅速被厦门取代。但是，福州毕竟与本省腹地的广大地区有着长期、紧密的经济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其作用是包括厦门在内的城市所无法取代的。福州在利用省内各种资源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大大促进了闽江流域交通运输业、开采业、商业贸易以及手工业的发展。
从顺治入关到鸦片战争前夕，清廷的东南政策几经调整，其结果是官方的闭关严禁和民间贸易频繁同时并存。清初为镇压东南沿海反清势力，从顺治十八年（1661）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曾施行24年的迁海政策：为杜绝“滨海各处奸民、商贩……将内地各项物资供送逆贼”，凡距海30至50公里以内的居民，尽毁沿海民房物资，一律强行迁往内地。清廷此举是希望以取缔沿海贸易的方式来防止滨海人民与反清力量联合，打击反清势力，削弱帝国威胁。于是福州、漳州等所属的19个县被划为界外，沿海诸岛被禁止居住。
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收复，海氛廓清，开海展界的事宜又提上日程。尽管24年的迁海政策造成福建渔业、航运业的严重破坏，但民间贸易实禁而不止，连康熙帝也承认“向虽严海禁，其私自贸易者，何尝断绝”，遂于1684年下令重开海外贸易。“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必系富足之人，富足之人货物抽税，不致苦累小民，于伊等亦大有便宜，以此税银拨给闽粤兵饷，可免腹里省分解送远省协饷之劳，腹里省分钱粮有余，小民又得安养，故令开海贸易”。康熙帝此番开海是在海寇平定，借税银以筹兵饷的背景下提出的，“货物抽税”是清廷开海的动力。因此从1684年至1775年，清政府先后在福建、广东、江南、浙江四省设立了四榷关（闽海关、粤海关、江海关、浙海关），清朝第一个海关——闽海关也就此诞生。
闽海关衙署设于福州，乾隆朝《福州府志》记载：“督理闽海关署，在府城外南台中洲，国朝二十三年设。雍正二年（1724）归并巡抚兼理。雍正七年（1729）复设。今并归镇闽将军兼理，衙署仍在旧地……闽海关在南台万寿桥东，每年额银六万六千六百两，原设监督征收，今归镇闽将军管理。”第二年设口岸于厦门，厦门为闽海关第一大口，道光朝《厦门志》记载：闽海关钱粮，厦门居其过半，年征税十万五千两，正额盈余归通关核算。雍正七年（1729），闽海关正式征税口岸达20处，即南台、厦门、泉州、涵江、安海、铜山、石码、南山边、闽安镇、宁德、沙埕、福宁、白石司、刘五店、云霄、诏安、旧镇、枫亭、江口、港尾渡。乾隆八年（1743）时，其征税、验放、稽查口岸达“六十余处，袤二千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