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港位于闽江入海口，兼具河口港区和滨海港区之利。处于江海交汇的闽江口，入海扬波即可通达世界主要港口，这里既是运送着欧美人追求的武夷山红茶的入海口，更是中国社会近现代化转型的起点。当时英国政府不顾道光皇帝的反对，执意要开辟福州作为五口通商的口岸，其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闽江上游的武夷山茶叶。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南京条约》的签订，福州成为最早的一批通商口岸之一。福州当时为闽浙总督府所在地，又是闽浙两省的政治军事中心，所以清政府对于开放福州为通商口岸是极为不乐见的。道光皇帝曾多次表示希望以泉州代替福州，均遭到英国政府的拒绝。福州正式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后，福州与九江、汉口被称为中国古代三大茶市，而福州是唯一一个沿海港口城市。19世纪60至90年代，由于欧美茶叶市场对头春新茶的大量需求，高额利润使得各国茶商间展开运茶的竞赛，“世界上最好的造船师正在从事建造船只使新茶能够提前若干天运到”。福州繁华的茶叶贸易，成了福建省重要的税收来源。在经济基础的支持下，洋务派在福州开始了近代化转型的尝试，朝廷批准左宗棠在闽江口岸创立了福州船政。
英国汤姆森这样描述当时的福州船政：“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克莱德河上的风光，因为这里也有外国人居住的小洋房。远处的船坞、高大的烟囱、一排排厂房，从那里传来的叮当作响的气锤声和机器的阵阵轰鸣。事实上，这里是福州兵工厂……远远看去就像一个英国制造业的村庄。”汤姆森确信：“当中国人发现摈弃他们对外国发明与创造持有的粗俗偏见不是一件难事时，他们就会超越一切精密的科学成果，以及这些成果在机器制造中的实际运用。”1884年的中法马江海战爆发，由于清政府的懦弱无能导致丧失制敌先机，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福州船政在失败中艰难地重建。然而汤姆森指出：无论在中国官员还是在普通老百姓之间，对于海军精神和海权思想并没有真正的理解。虽然如此，仍然改变不了“福州是中国的主要茶叶市场之一，距兵工厂所在地和装运茶叶的港口约七英里。在所谓开放港口之中，这里也许是最具特色的。”1883年后，福州一跃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茶叶出口港，成为牵动欧美经济中枢的世界茶都。茶叶贸易和近代化海防建设同步进行，这正是福州港有别于中国其他港口的重要特点。
（四）思想的开放性
闽都文化为近代中国孕育出一批民族精英，这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出人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充分展示出闽都文化的思想开放性。
1.中国民主革命先驱林则徐。林则徐，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官至一品，曾任江苏巡抚、两广、湖广、陕甘、云贵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的民主革命，是革前三张皮的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第一位带头反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1839年6月3日，把收缴的英美商人的200多万斤鸦片，在广州虎门当众销毁。向世界表明中国人民对鸦片烟毒的深恶痛绝，表明中国人民反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坚强决心，促使当时很多中国人开始觉醒，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序幕，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1858年马克思在其所著鸦片贸易专论里充分肯定了林则徐的禁烟壮举。时任英国驻广州领事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任英国驻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的包令，于1852年12月14日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上称林则徐是“中国政治家中最卓越的人物”。在现代中国转型的过程中，林则徐最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被称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当中华大地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时，他已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世界，他打破了以“天朝”自居的妄自尊大和闭关锁国的保守思想，开始积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设立编译馆，翻译外文书报、律例、军事技术等著作，先后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开创了中国近代研究西方文明的风气，为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产生和向现代社会转型打下基础。因此，毛泽东评价林则徐为民主革命的先驱。林则徐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思想家，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开拓者，他走在同时代人的前列。是一个超越国界、民族、阶级和意识形态的无可争议的民族英雄。
2.为维新变法注入新思想的徐继畲。徐继畲，山西五台人，从道光十六年（1836）到咸丰元年（1851），先后任福建延建邵道、汀漳龙台代理道台、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抚。美国总统克林顿说，在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旁有块小石碑，上面刻着：“米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些话并非出自美国人，而是由福建巡抚徐继畬所写。”克林顿又说：“福建巡抚徐继畲所写的这些话，直探我们作为人的内心愿望：拥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也有不受国家干预的言论、异议、结社和信仰自由。这些就是我们美国220年前赖以立国的理念。……就是美国人今天仍然珍惜的理念。”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西方列强的海上侵略，为加强海防，他不得不思考中国面临的海权问题乃至国家之命运，意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于是，他广为搜集材料并参阅魏源《海国图志》，写成《瀛寰志略》，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初刻于福建巡抚署（今福州市鼓楼区政府址）。书中高度评价华盛顿“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此时鸦片战争结束不久，作为朝廷封疆大员的徐继畬，对“不僭位号”、“不传子孙”、“推举之法”、“天下为公”、“公器付之公论”的共和体制竟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其思想与胆略在当时确属罕见。更具重要意义的是，这标志着无论经历何等痛苦，中国人的“世界观”即将开始改变；无论前行的道路何等艰难，一个启蒙的时代已经来临。徐继畲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开放、海权意识和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其程度都大大超越了同时代的官员和思想家。在福建巡抚多年任期间，徐继畲留下80余件有关台湾事务的奏折，内容集中在台湾粮价、刑案、造船经费、驻台官兵俸饷、官员升迁、防备英国人对台野心等几个方面。《瀛寰志略》作为变革维新的思想先声，它对推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甚至日本明治维新都起到积极的作用。曾国藩也曾深受徐继畲的影响，他以《瀛寰志略》为导读来了解美国。康有为在读了《瀛寰志略》之后才“知万国之故，地理之理”。梁启超在读《瀛寰志略》后“始知五大洲各国”。可以说徐继畲所产生的时代影响，起到唤醒国人世界意识，推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推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去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的积极作用。
3.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严复。严复，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毛泽东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1866年，严复考入福州船政后学堂学习驾驶专业。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后就学于普茨茅斯大学和格林威治海军学院。他留心比较了中西学的不同，得出西学优于中学的结论在于：“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前者指西方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后者指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简言之，即：科学与民主。他的这一认识，触到了问题的实质和时代的脉搏。严复作为近代中国卓越的启蒙思想家，他以启蒙思想，促进民族觉醒为特点，为维新变法，为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为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做了重要的思想发动和文化准备。中国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路，是从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开始的。而中国人真正了解西方国家，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是从严复开始的。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先是在器物层面，即在西方的“船坚炮利”的启示下，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其次是在制度层面，即主张学习和效仿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来取代已经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第三是在文化层面，即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理论，当时人称之为“西方文明之学术”，如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穆勒、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学说和比较先进的进化论思想、自由思想、民主思想、天赋人权观念等，促进中华民族觉醒，来引领中国社会的改造。在中国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严复以他的爱国热忱，传播资产阶级政治学说，进行民主主义思想启蒙，这既是历史的呼唤，也是历史造就了这位思想家。当经历1840年和1854年两次鸦片战争后，许多中国人仍然处于麻木状态，幻想着“同治中兴”。当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惨败并被迫签订亡国的《马关条约》，才使沉睡的国人有所惊醒。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严复大声疾呼：“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他著书立说，要求变革救亡。一部《天演论》彻底颠覆了国人的历史观、社会观和文化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揭示、唤醒了民族救亡图存的激情。严复认为要救民族于危亡，就必须唤醒民众，除开民智外，更重要的是让民众意识到自己是天下的主人，是国家的主人，这就需要民主政治，他说：“民主之制，乃民智最深民德最优时事。”同时，严复对中西文化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关系、中华民族与世界潮流关系、国家权力与人民地位关系、社会主体现代化与社会客体现代化关系、渐进式改革与国家振兴关系等问题都有深刻的阐述。严复作为一位深邃的思想家，他自诩“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无论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无不深受严复思想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严复的思想启蒙，就没有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会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中，严复已成为一座高耸于中华大地的里程碑。在中国文化史上，严复已成为继朱熹之后的又一座思想高峰。
综上所述，闽都海洋文明历史的兴衰，呈现出中华海洋文明历史的多元状态，我们不仅要展示闽都海洋文明的曾经辉煌，更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反思海洋对于今天中华民族复兴的启示。
〔作者简介〕赵君尧，福州市闽都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闽都文化》杂志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