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远离了故乡，时间也一天天、一年年拉长，但我忘不了家乡的一切。当我看到天上的毒日头，我心里马上想起，大哥、二哥又该从身上撕下几张皮了吧？于是，我马上又惦念着，二哥抬起独轮车的车把时，腿还会不会打闪？我连做梦也想着我那盖在赤红土地上的村庄。我渴望着，盼着自己能长成一棵大树，好把绿叶密集的枝杈，伸向那片毒日头烤炙着的赤土地的上空，去轻拂哥哥们满是潦泡的背膊，哪怕是变成落叶，也铺在他们赤脚行走的路上。
理想和现实总有一段很难跨越的距离。我带着家乡浓重的口音进了城，上了大学，首先是外语，口型不对，发音不准，耳朵也受了影响，听写跟不上。我无声地流泪，哭湿了那十三斤重的棉被的被头。我不能忘记阿母的重托，我从家乡带来一瓶水，一包土，我得适应远离故乡的土地。我的贫瘠的赤土地一直在摇撼着我的心，我拼命也得长成一棵大树。我离开家门时，阿母正闹眼，我真怕把她盼瞎了。我的决心从不动摇，你就是一片水泥地，我也得扎下根去啊！
我一个人躲在楼道的拐角处，那儿平时没人。我在那儿轻轻地念单词，练习口语。我面墙而站，那是一面宽大的白墙。就和我齐肩高的地方，不知为什么钉着一大片粗大的铁钉，一个个都是扭曲的，摸一摸，还都钉得挺实。我莫名地下了决心，在这儿攻外语，并且每天拔下一个铁钉，拔不下来就不离开。那些钉子，没一个是顺利拔下来，多是硬拽下来的，能看到残留在墙壁上的一个个新的断折的茬口。铁钉都拔光了，外语也攻下了。这是一个来自赤土地的乡村孩子的奇特的战斗。拿笔的手，也伤痕累累。于是，我又想起二哥的手，能抬起装载千斤大石的独轮车，他也捏碎了我心爱的绿叶。那片绿叶又干又脆，他那只粗重的手张开时，已经全成碎片和沫沫。我和我们班“1号”，未曾通过信，又是一种什么把我们隔开了。也许我永远也见不到她了，但我在奋进中，并不感到悲哀。世界可以永远开拓，我珍惜那片绿叶的启示，懂得这个，就已经足够了！
“再教育”打碎了我的梦境，醒了就站在地上。我心里清醒不过，在我们的身上，农民的东西，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在大学里，我才懂得，农民的意思，带着它的敌对阶级的烙印，在封建社会，它的最高理想，永远不能超过地主阶级的局限……当我回到我的建造在赤土地上的故乡，我发现，比我大二十岁的大哥，甚至比我大十岁的二哥，他们全都老了。他们在我上学期间分了家。大哥很潦倒，老婆、孩子都有点儿养不活，有时也喝蹭酒，很让人看不起。他和我坐了半天，吭吭哧哧的，最后才说，家里没吃的了，要几个钱买米。他连目光都是怯怯的。我离开家乡时，他这个人迟缓，都快开车了，才赶到。他个子矮，使劲地踮起脚，用颤抖的手指头儿扒着车窗。我以为有什么要紧的话要说，谁知竟是一句“小心钱包”。这是他给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回京后不久，家里来信说，大哥故去了。他普渡（家乡宗教节日）后，说有点儿不舒服，就去躺下。后来，有人发现他从床上掉下来，吐了些黑血，已经不行了。大家赶忙用独轮车推着送医院，到半路，他就断了气。不知得的是什么病？！我看着那信，双手直抖，大哥，他，由一抔赤土埋葬了！记得那回送我上车，他说完那句话，如释重负。车开起来了，他又猛然醒悟，使劲地追，路很坏，车后一溜尘土，就把他吞没了。变得私心极重的二哥，和我那红眼泡的嫂子，生了一大堆孩子，日子也挺难熬。我亲眼见到我侄子病了，二嫂讨了张符，化了，用水冲了，给孩子喝。孩子疼得在床上打滚。二哥，他怕孩子的魂离开躯壳，颤抖着，声嘶力竭地向嫂子喊：“快，还不快，咬他的脚后跟！”他喊着，肩膀端起来，头勾下去，好像再也伸不直了；脸上痛苦地堆满皱纹，就留在那儿，再也展不平了；在这绝望的喊声中，他的头发哗哗地白了一半。这就是二哥，这片土地的传统习俗，使他坚信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叫我“书呆”！真的，他感叹不已地叫我“书呆”！阿母倒是变化不大，她盼了七年，她等着我啊！大学毕业，一个月四十几块，我尽量节俭，把钱攒起来，都寄回去，给阿母，给哥哥们、姐姐们。回回从邮局出来，我的口袋空了，手里攥着一小张汇款条，我的大树梦，才有一点点踏实的安慰。
但是，很多东西都已经被碾碎了。我们班“1号”，她应该更丰满成熟了吧！然而，她，“文革”期间受迫害，死于狱中。我抱着树干摇撼，要向冷酷的土地讨回我的绿叶。我用拳头捶打，在树干上印出斑斑血迹。土地是有感情的，禁固的坚冰破裂溶化，处处是大地的泪水。我抬起头，枝枝杈杈上，爆出无数新芽，它要还给我的，却是一树新绿！
我很晚才结婚，但有些事情是难以预料的，婚后不久，妻子就为我生了一对儿子。生活顿时有点儿拮据，无力再去帮助哥哥、姐姐们了。这时，二哥竟让大女儿辍学来给我看孩子（这是我事后才知道的）。我侄女又瘦又小，她不长个儿。她告诉我，在家，她得挑水做饭，还得哄弟弟妹妹，她不喜欢上学，净考不及格。我无以对答。她又告诉我，看到我的信后，知道生了两个小弟弟，她爸爸买了好些鞭炮放。我问她：她爸身体怎样？她说：白头发又多了。二哥，原谅我。我又想起他被毒日头晒出的满背的大潦泡，他大概推不动独轮车了。侄女说：还推，就是不敢推得太重。我甚至开始怜悯我那红眼泡的嫂子，她总是忘不了去给神佛烧香，回回拿脑门把无言的地板磕得咚咚响。我一次次在梦里看到故乡的赤土地。我没忘记，阿母，你的话，是我永远卸不下的担子。可我，我是没本事，我要在你的跟前，在这片赤红的土地上跪下，你摸摸我搏跳的心！
一晃几年过去了，我想回一趟家乡，看看多年不见的阿母，也看看二哥和姐姐们。我这个人手懒，平日里很少写信。二哥没认几个字，就是来信了，也只是一般的问候，我只是模糊地知道，家乡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日子好多了。我又想起阿母二十多年前的嘱托，我能给他们一些什么呢？我应该给他们一些什么呢？他们渴望的又是什么呢？
厅堂连着天井。地接着天。灯和星，遥遥相隔。云，却直接呼唤着从庄稼人嘴里喷出、而又在满厅堂里盘绕的烟。八仙桌，长条凳。大茶盘，小茶杯。拳头似的小泥壶，塞满“铁观音”，沏开了，倒提着，茶水哗哗流响，在密密排着的茶杯上，画一个圆圈。都是小半杯，可茶色浓得发黑。我回到阔别的故乡，家里挤满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