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人早先把贼分为几种，最大的是强gong，相当于强盗。gong是哪个字，不知道。大炮也叫大gong。强gong不是强炮。强gong手里没有炮，也就有几把土枪。也有人把大便叫大gong，那是从米田共那里拽出来的。骂强gong是屎？不敢。把石头扔出去，也叫gong。攻进去也叫gong入去。那gong就是攻，这意思比较贴近。强gong这种贼搞的是强攻，要凿壁穿墙，要破门入屋。入屋干什么？把牛牵走，把五谷扛走。这两样都是乡里人的命根子。当然，银钱也是要的，但他们不一定找得着。乡里人的钱都是藏着的。一人藏，百人找，找起来，很吃力。乡里人门上都加木杠子，顶着门，防的是强gong。有钱人家那也有枪，墙上设了里大外小的枪眼，那都是为了对付强gong。比强gong小的是猴贼。“严官出猴贼。”到处乱跑。再小就是鼠贼子。用老鼠比，说明不起眼，也就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这些都是从外边来的。内部的叫家贼。“家贼难防。”
“女儿贼”不是贼。
“嫁出的女，泼出的水。”女儿泼出去就成水，水收回来还是女儿。女儿是娘母身上掸下的肉。女儿回娘家，要这要那，能不给？那是爱。拿到哪儿去？拿到夫家去，拿到婆家去。心里就有点儿不好受，有点儿疼。又疼又爱就出“疼爱”这个词。东西拿到别人家去了，于是想到这个字：贼。想就归想，这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愿挨。在“贼”我之间有一个缓冲的中介词：女儿。那常常是又亲切又体贴，还有多少温馨的回忆。
高先，高是姓，先是称呼。完整的叫法是高先生，闽南的习惯，把生字省去。对德高望重的人，也称先，但主要的是称教书先生。高先是个教书先生，乡里的教书先生，无儿，膝下三女。外人悄悄说，高先养了一窝贼。也就三两年，人们看到，三个女儿把高先整治起来的殷殷实实的一个家给掏空了。
一个乡下的教书匠，拿的是死工资，即使是闽南的教书匠，额外的资金多，那也是看得见的。高先用什么法子整治出一个殷殷实实的家？用不着在这点上兜圈子。人无外财不富。高先靠的是“外财”。海外的亲戚这些年来没少资助他。妻，20世纪50年代就去了香港，虽是打工，女人只会挣不会花，手头也攒了点儿钱。
三个女儿。大女儿结婚早，那时节，家里的日子过得比较紧，嫁妆自然很可怜。这节想想觉得对不住。高先拿出可观的一笔钱，让他们作本做生意。二女儿，费了不少周折，办到香港。三女儿却在镇上恋了一个对象，说结婚就要结婚。三档事，紧挨着。高先是怎样的家底？这下实在是有点儿支不住了。最后一咬牙，卖店，把头年买下的两个店卖出去。在这样的年头卖店，高先的家事自然成了乡里人议论的话题。
头几年，闽南人怕娶媳妇。这两年，更怕嫁女儿。早先说，女儿养了这么大，得吃她一顿，指的是吃聘礼，吃盘担。这两年反过来了，时兴把聘礼送回，还要加倍陪嫁。嫁妆越来越厉害，由电器到摩托，至于卧车、套房。真是好生了得，万金家产也能掏空。还得大办酒席，这也需要不少的一笔银钱。高先既然舍得，那他也可以把两间店给陪嫁出去。但别的开销呢：显然他已经囊中羞涩。用乡里人的话说，他的手头很紧。自然，乡里人只是就事论事，说来道去也只能归成三个字：女儿贼。他们没读过巴尔扎克，没叫他高老头。
高先也确实不是高老头，他是高先生。更完整地说，他是一个有接近四十年教龄的乡村教书匠。注意，教书匠，而且是乡村的。乡里人只知道高先教他们的孩子念书识字，都看不到他们把高先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也会说，有状元学生，没状元先生，都不明白没成状元的先生他到底成了什么？他们有时对高先还不无羡慕，他们永远看不到在这教书匠身上所显示出来的生活的残酷。同样，女大十八变，再加上这几年闽南发生的让人措手不及的变化，高先也看不到他所宠爱的小女儿阿肥仔的心理历程。这才构成这个连乡里人也称为一奇的生活故事。
那些一直以为自己勤劳的乡里人，这几年才发现自己骨子里是懒惰的。他们从乡镇企业家的两个黑眼圈里看出了自己的懒惰。怎么是骨子里的？他们一直就羡慕高先，羡慕他不受风吹日晒，不用起早摸黑；羡慕他肩不用挑，手不用提；羡慕他不用弯腰播田，不用冒雨抢场；羡慕他细皮嫩肉，连手也白白净净，脚还可以穿鞋……总之羡慕他不用下地干活。就是高先后来种妻女的自留地，甚至光脚，卷裤脚，还挑一担粪水去给菜地施肥，那也不一样。他是穿白衬衫挑粪水的唯一的一个人，而且在离摇荡的金色的粪水不远的胸口兜里还别了一支金色的钢笔。他卷裤脚也和乡里人不一样，不像他们搓麻绳似的往上搓，让它勒在大腿根上，而是斯斯文文地一折一折往上挽。甚至连他因平日里穿鞋干活，才赤脚走路时，怕砂粒硌脚，显得小心翼翼，脚掌还稍稍缩着，也有人羡慕。更羡慕他往往在日头变软的时节，才干净利落地出现在绿油油的菜地上，软生生的日头又把他的脸映得粉嫩粉嫩的。总之，在乡里人的眼里，高先跟他们是天差地别。别人在天上他们见不着。而高先是他们直接比着的一个人。他们仿佛也可以因他而得到一点什么别的东西，但那段特殊的岁月，这里指的是“文革”时教师也要挨斗的那段时光，把这一点给模糊掉了。
高先当教书先生的乡里全都姓林。教书先生还有王先、李先、张先……他（她）们多是镇上的。镇街离这乡里七里地。他（她）们天光时骑脚踏车来上班，放学时还骑脚踏车回镇上去，除去给学生上课，就是中午，乡里人称为日罩头的时节，在乡里吃一顿饭。饭也多是从镇上带来的，只用学校的蒸锅热一热。散学后留在乡里的只有高先。准确地说，还有几位本乡里的先生，他们各自回自己的家。高先成了这个聚族而居的乡里唯一的外姓人。偏偏高先和乡里一个女子恋上了，娶她为妻，以乡里人极不习惯的方式住到妻的家里，高先身不由已地织入林姓的各种亲属关系里边去。婚后，妻为他生一女，就办到香港去了，那是20世纪50年代末。这么算，夫妻分居三十多年。其实，妻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部分时间和高先生活在一起。那时的香港工作很不好找，到香港是靠在菲律宾的老丈人寄钱来维持。妻怕老爹支不住，就常常回来还在自己的乡里住着，住着也不能吃闲饭，就跟人家一块儿下地干活挣工分。高先是教书先生，吃商品粮，妻是香港的，吃番仔粮，合起来却生了三个农民女儿。大女儿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二女儿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三女儿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高先出身农民家庭，自己作了一番挣扎不当农民了，谁知隔代遗传，三个女儿又都成了农民。
自觉不自觉感到自己身上的悲剧因素的第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高先自己。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的几位上了大学而后分配在大城市工作的学生回家乡探望父母并来看望自己小学时候的老师。高先在家里设宴招待他们。席间，他不无感伤地说：“我这辈子教过二十几届毕业班，把一批批学生从农村送出去，自己却落地生根，到香港去夫妻团圆办不到，连想把户口办到镇上都办不成……”
高先一直住在乡下。尽管当时的政治空气是农民脚上有牛屎，他们的思想也比知识分子干净，高先不是抵制，而是不由自主的，他要妻女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以区别于一般的乡里人。他不允许妻女在家里养鸡养鸭，像别的乡里人那样，鸡可以跳到桌上，鸭可以在大厅里摇晃他们肥大的屁股，并放肆地当众拉一堆五颜六色的屎。如妻女忍不住非养鸡养鸭不可，则全都罩在外边，不可进入大厅天井。于是他家大厅里的砖地总是红红的，天井里的石板地总是青青的，让人不禁想起他从事的是圣人行当。
高先住的是妻家的房。老式房子，但略有变动，前边加了两层四间，二楼一边两间，房门对着房门，中间隔着天井。连接它们的还有一个平台，是过道，还可以晾晒东西。这又给高先提供了条件，书房设在楼上。乡里白日里大门是不可上闩的，谁来了都可以推门而入。这一点高先改动不得，他深知人言可畏。高先让妻女在楼下招呼左邻右舍的人，而独处高阁，读书写字。同事偶有冷眼，但也无可厚非。乡里人却并不认为他出格，反更敬重，甚至说话也特意把嗓音压低一点。
一日，一邻里推门而入，喊了一声：“家里有人吗？”没人答应。那人又喊一声：“高先，你们家阿肥仔呢？”高先这时只好答腔：“咦？刚刚我还看到她们在楼梯上玩呢……”那人又喊：“阿肥仔。”还是没人应。高先只好说：“有事吗？”邻里说：“借你们家梯子使使。”高先说：“在二楼，你自己上楼来拿好啦。”那人上了楼，见平台上晾着几只红漆的大木头箱子。乡里人爱找话说，便说：“晒箱子呢？”这是没用的话，高先只礼节性地“嗯”了一声，眼睛没离开桌上的书。邻里笑了：“你们怎么把猫扣里边了？直挠挠。”高先还没从书里出来，也笑笑：“你帮我把它放了。”邻里突然叫起苦来：“高先，快呀！瞧你们这两个宝贝。”高先一惊，三几步抢到平台上。两个孩子把自己扣在箱子里，嘴唇发青，呼吸短促，身子都已经软了。邻里一边叫苦一边把孩子从箱子里抱出来。高先木呆呆地看着她一连串的动作，自己动弹不得。他自己的身子也软了。借梯子的邻里成了高先二女儿、三女儿的救命恩人。事后，高先回到书房，发现眼镜掉在地上，自己在匆忙中又踩了一脚，镜片碎了，眼镜架也踩折了。
从那以后，红漆木箱子就总是飘浮在高先的脑子里，擦不掉，拂不去。它成了一种永远的警示。打开箱子吧，否则，你将窒息而死。
血亲关系是一张网，还要通过婚丧喜庆再织进又甜蜜又苦涩的一层。送贺礼，摆宴席。生个孩子，三天得办，七天得办，满月得办，周岁办，十六岁还要办。小的送糖包送炸粿，大的摆它十桌八桌。这一切又古朴又世故。投我以木瓜，还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吃人家的，就得给人吃。怕人吃，是有人要戳脊梁骨的。你不办酒席，亲戚们甚至可以到门前来放鞭炮，逼迫你开席，简直可以说是软硬兼施。
高先做的是圣人行当，他也想脱点儿俗。譬如，礼非送不可，由妻去送。坐席呢？就成了一种麻烦，从天光就来通知，一趟趟请。高先不去，让妻去，不行。办得大的有女人孩子席，这也还要跟男人分开，办得小的就只请家中的男人，一家之主。妻是替代不得的。当然，有时也可以托辞不去，但事后心里又有点儿酸酸涩涩的。这礼等于白送。教书匠跟乡里人也差不多，平日里也没什么大鱼大肉，那年月，肠子里还是很缺油水的。双方都免了也行不通，要结怨的。这么一来，高先便很是犹豫。再看看本乡里的先生，他们好像很自然，该去坐席就坐席，他们是天经地义。再请，话就没说那么死，留一个活口。乡里人呢？对教书先生历来就敬重。先生有课，他们就想办法把时间错一错，先生非请不可，还回回都得请先生坐大位。高先已经身不由已，长此下来，每次宴席，还就很快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这就又连接到我们这个生活故事，高先成了乡里德高望重的人物，对于他的小女儿阿肥仔的婚事，生活既然给他定了位，那就轻不得也低不得。
题目是“女儿贼”，绕来绕去却尽是高先，说偏也是偏了。回头来看看阿肥仔，看看这个“贼”，她到底是怎样一个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