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她被放回了家，却没看见女儿。她发疯似的满城乱找，后来有个邻居悄悄告诉她：他和她被关押之后，他们的女儿就成了流浪儿，挨门挨户讨饭吃，还在垃圾箱里捡剩菜。幸亏有一个好心人通知了他在安徽乡下的老母亲，才把女孩领走了。女儿后来一直在奶奶身边长大，直到考上大学，才回到她身边——却已经和她非常陌生了。
“五个月后，他被判了刑，送到青海的一处劳改农场服刑。定罪的证据，就是她签字的那张纸。她给他服刑的农场写了很多封信，他只回过一封。这一封是写给女儿的，只字未提她的名字。
“后来她就完全失去了他的音讯。直到三年之后，一个陌生人敲响了她的门。他从青海来，是她丈夫的农场里一名刑满释放的刑事犯——他们在同一个牢房里住过一年多。他交给她一本毛主席语录，书上的塑料封皮已经泛黄开裂。她一看就知道是丈夫的旧物。封皮的夹套里，掖着一张纸——是解手用的那种黄草纸，上边草草地写了两行字。纸好像泡过了水，字迹肥胖模糊，她看了半天才勉强认出了他的笔迹：‘今天天真冷，洗衣服，水结了冰茬。想起……冬天给我洗衣服。’她知道那个删节号里边藏着的是她的名字，她把那本语录贴在脸上泣不成声。当然，那时她还不知道她更应该哭的是下面的一件事。可是到那时她却已经把眼泪流完了。
“那人告诉她他死了，一年以前就死了，是肝病，肝硬化。和农场里其他的死者一样，他被埋葬在了附近的一片荒林里，没有棺材，只裹了一张他自己睡过的破席子。埋他的是他同一牢房里的两个犯人，其中就有那个来看她的人。那人长了个心眼，在他入土的头顶上方放了两块石头，又在石头中间插了一根棍子作为记号——他活着的时候一直对他好，教他认字，还省下自己的口粮给他吃。他记得他的好。
“她听了默不作声，只是呆呆地坐着，脸颊上的眼泪已经干涸，两只眼睛如两个黑洞，深不见底，毫无动静。后来他听见了一些咝咝的杂音，像是春天草木奋力钻出泥土的声音——原来是她的白发在一丝一缕地生长。就在他眼前，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她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妇人。
“‘人已经走了，大姐你想开点。’他开始劝她。她还是默不作声。过了半晌，她突然抓住了他的袖子，紧紧的，蟹钳似的。‘你带我，去找他，现在。’她求他。他说你疯了，这个时节，土冻得像铁，挖不动。要挖也得等到开春。
“第二年初夏，他如约来了。她和单位请了一周病假，跟他去了青海。那阵子她的学校正处在两派权力交替的真空状态，没人管她。
“他们到了青海，跟当地的老乡借了铁锹马灯。怕引起人注意，他们一直到天黑了才敢去那片荒林。他们用自己带来的烧酒，浇湿了毛巾，又把毛巾垫在口罩里，开始挖掘。她是个城市里长大的女人，虽然参加过单位里组织的短暂支农劳动，她其实并不擅长农活。可是那天她却像一只母豹，力大无比，铁锹在她的手掌中发出撕心裂肺的讨饶声。他们很快就挖到了骨殖，只是没想到是两具——大概是两个埋得相近的死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表土开始移动所致。她只看了一眼，就认出了哪一个头颅是他的——她找到了一粒缺损了的门牙。那是有一回他去施工现场考察时，不小心撞在钢筋架上磕坏的。
“虽然他走了快两年了，可是他的头颅里，还渗着一股黄水，散发着一股恶臭。她什么也不顾，她只是把它抱在了怀里。她一身的力气在这个时候已经像水一样地流干了，她嗓子开始发痒——是烧酒的味道熏的，可是她连咳嗽的力气也没有。她瘫坐在了一团树桩上。马灯的油渐渐浅了，灯芯瘦成了一颗豆子。林子很黑，生出各样的声响：风从一片叶子爬过另一片叶子的窸窣声，老鸦的羽翼刮过树枝的哗啦声，野物惊窜过灌木丛的扑通声。还有一种声响，近似于孩子让被子蒙住了脸的压抑低哭，时而近时而远，嘤嘤地不绝于耳。
“‘冤死的魂，不安生啊。’他告诉她。她在他的声音里听出了他的害怕。可是她一点也不怕。世界上让她最害怕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她现在不过是在收拾那件事情的残局。青海的夏夜还是凉，夜露湿了她的衣衫。她把他的头颅紧紧地搂在怀里，她知道他冷——他已经冷了很久了。
“‘那个夜，实在太黑太长了。’带她去找他的那个人后来告诉她。她没觉得。她觉得天一会儿就亮了，还没来得及让她把他煨暖。她想一直搂着他，坐过无数个黑夜，一直坐到天塌地陷，地老天荒。”
“天爷！”小郭的女友捂住了耳朵，“这个故事，太可怕了。”
小郭扯下她的手，揣在自己的手心。
“假如有一天，我也犯了事，你会，替我收尸吗？”小郭问他的女友。
小郭问这话的时候，一点也没笑意，脸色凝重得如同随时可能下雨的天。众人突然想起，小郭不是孩子了。那个女人抱着她丈夫的头颅坐在青海的荒林里等待天明的时候，其实比现在的小郭大不了几岁。
女孩怔住了。即使在她一辈子最荒诞无稽的夜梦里，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别回答。”徐老师对女孩说，“答了也没用。你生在了好时候，这种考验，不会在你的一生里发生。所以，我们才管这种故事叫历史。”
“可是他们这一代，也有他们的考验，躲是躲不过去的。”一位中年人说。
“后来，那个女人，怎么样了？”沁园问徐老师。
“后来那个女人带着装有她丈夫骨殖的包裹，来到了她丈夫的老家。她和她的婆婆，一起把他埋葬在了他出生的那片土地上。
“再后来，那个女人回到了她的大学，专心教书育人。不过，从那以后，她无论走到哪里，身边都会带上那本他留给她的毛主席语录。那本书叫她心安。她知道他已经原谅了她——就凭那张夹在书套里的黄草纸……”
“啪”的一声，灯猝然亮了——是电线修好了。一屋的大光亮里，蜡烛成了两粒病恹恹的黄豆。徐老师紧紧搂着那个肩包，怕冷似的缩着背。
“后来，那个女儿呢？”沁园又问。
“你问了太多的问题，只是，你忘了，你还欠我们一个，你的故事。”徐老师说。
一桌的人，都转过脸来看沁园。沁园不语。沁园这会儿已经完全失去了叙述的兴趣。房间的灯太亮了，光亮让人扭捏不安。世界上有许多故事，只适宜在昏暗里诉说，在昏暗中聆听。心只有在昏暗中才敢恣意舒展开放，真相的最佳暴露方式原来并不是光亮。
“我来替你说吧。”袁导插了进来。
“从前，不，这个故事不发生在从前，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当下。有一个作家，花了多年的心血，写了一本书。书的背景在南美洲，所以她耗费了自己所有的私房钱和私人假期，多次去那里采风蹲点。连一张复印纸，都是从她低微的工资里支出。她熬过了许多个长长的，像黑隧道一样走不到头的夜晚，才终于把这本书写完了。她只感觉放下了一副重担，她并没有指望这本书能得这么多奖，还被拍成了一部轰动世界的大片。于是这位作家意想不到地出了名——尽管人们都是通过电影认识她的，没有几个人真正读过这本书。可是她刚刚出了一点小名，她的身后，就开始聚集了一堆黑云。这堆黑云用从前各样政治运动里最常用的匿名化名方式，四下攻击她，说她的这本书抄袭了一群她连听也没听说过的作家……”
“不要说了。”沁园制止了袁导，“这个作家如果敢说她经历的是最黑暗的日子，那么她一生里根本没有见识过真正的黑暗。”
徐老师伸出手来，轻轻握住了沁园的手。
“黑暗没有可比性。没有一种黑暗，可以替代另外一种黑暗。只是，什么样的黑暗都可以熬得过去——如果你想熬的话。”
“太多，太多的黑暗。”有人打起了哈欠，“散了吧，我敢保证今天夜里人人都会有噩梦。”
众人大笑，都起身朝电梯走去。小郭的女友，走在了红衫女子的身边。
“其实，我很喜欢吃麦饼。你还有吗，捷克的麦饼？我想尝尝。”小郭的女友对红衫女子说。
电梯满了，袁导和沁园被关在了外边。
“你，知道我？”沁园问。
“其实，那天在香榭丽舍，你一上车我就认出来了——我看过你的电视采访。”袁导说，“穿了多少层马甲我也认得出你。”
回巴黎的途程很是沉闷。袁导费了很多心思调节气氛，可是空气实在太稠腻，袁导搅不动。旅途到了这一脚，已经积攒了太多的故事。故事太重，不知不觉的，就把人的精神气压蔫了。
“假如有一个人，真心诚意地买了一张机票，邀请你去加拿大，过一个冰天雪地的圣诞节，你会，接受邀请吗？”沁园问徐老师。
徐老师在闭目养神，然而沁园知道她在听。徐老师最常用的一种聆听方式，就是闭目养神。
“Maybe（也许）。”半晌，徐老师才睁开了眼睛。过了一会儿，沁园才醒悟过来，徐老师跟她说的是英文。这是这一路，徐老师和她说的唯一一句英文。这句英文用在这里一点也不显摆，反而是一种恰如其分的妥帖，给拒绝穿上了一件不伤情面的幽默外套。
沁园拿出了手机，打开电源。十六个未接电话，十三条短信息。有八条是老刘发来的。老刘的短信息是一模一样的话，只是发在不同的时间段。
“我们相爱。我们相守。等你回家。”
这是老刘一辈子跟她说过的最肉麻的一句话。老刘是绝对不会面对面的对她说出这句话的。如果他真说了，他和她都会窘得无地自容。
儿子也发了一条信息。儿子说：“今天我和爸爸把花园的落叶都扫干净了。现在爸爸做饭，我洗碗。你回来也是我洗。”
这是儿子很久以来跟她说过的最长的一句话。她知道，他也不会当着她的面说出这句话的。
还有一条信息来自同事薛东北：“沁园你不过是被疯狗咬了一口，怎么连人也不认了？”
最后一条是老板发的。老板的信息最短，只有四个字：“救救报纸”。然而四个字之后，却跟了十一个惊叹号。
沁园忍不住笑了。
沁园用最快的速度，给老刘发了一封回信。回信只有两个字：
“同意。”
下车的时候，沁园看见红衫女子递给袁导一个厚厚的信封。她知道这不是例行的小费——例行的小费今天上车的时候就已经收过了。
“这是你和皮尔·卡丹大叔的，一人一半，别打起来，打也没人劝！”红衫女子嚷道。
沁园留在了最后。她在等袁导。
终于，她看见袁导给每一个旅客和每一件行李，都找着了去处。
她朝他走过去，递给他一根烟。他俩靠在街边一棵巨大的梧桐树身上，抽着他们萍水相逢的旅途上的最后一根烟。迷茫的烟雾中，香榭丽舍大街的车水马龙，开始扭曲变形，变成一条灰色的链子，长长的、远远的，向不可知的地方延伸。
“想知道我下部小说的题目吗？”她问。
“做梦都想。”他说。
“《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
两人哈哈大笑，就在巴黎的暮色里。梧桐叶子窸窣，夜风起来了，他们即将行走在回家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