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在苍茫的时空里游荡，只有当它们偶然重叠在同一个坐标位上的时候，才感到对方是真实的，待它们在一种相对运动中慢慢流逝之后，它们就像记忆或者云烟一样无法触摸了。眼前的水乡对我来说就是一场电影，让我对它存在的真实性毫不怀疑，甚至还生发出很多感动，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暂时的停留（我想起幼时学自然常识学到的“视觉暂留现象”），银幕上的画面最终还是要随着那道永恒的光柱变幻下去，在时间深处滑向未知的远方。这样真切的面对，在时间面前竟是如此不堪一击。黑夜的到来模糊了一切印象。夜色渐渐覆盖了我的思绪，并且，试图掠夺我的记忆。这时我才发觉自己身上有点冷，只好竖起了衣领，双臂紧紧地把自己裹成一个唐·吉诃德，并按照船主的指点，侧身而坐，以减小迎风的面积。木舟连续经过了几只养虾人的草棚，周庄就真的远了。渔人在草棚里咂酒，芳香的声音在夜里可以传出很远。这种声音将我的旅途分割成两半，前一半的人间气息在后一半的静寂空旷中像一场梦幻。此时真的需要一壶酒，暖暖骚动的肠胃和大脑——月光和水声都在证实酒的必要性，这一点在温暖的水乡很容易办到，可惜我与我的酒失之交臂了。然而我至今仍为自己选择了这条水路而庆幸，我甘愿用饥寒交迫来换取内心的安妥，这代价太便宜。我知道我只是个无足轻重的过客，我的航行对这里毫无意义，它们既不会因我的到来增加什么也不会减少什么，但是这种偶然的遭遇无疑丰富了我的情感记忆。他们有他们的生活而我有我的，我终于明白这世上没有隐逸之路而只有生活。于是，我不再去想周庄。周庄的水道或者秦淮河的桨声灯影从一开始就是美丽的圈套，它们像婚姻一样诱惑着我们，直至有一天，我们亲眼目睹那些被无情地篡改了的梦想。依稀中行了三个多小时，远远望见若有若无的灯火，在水中央。最初我还以为是星辰在幽黑水面上的反光，船主说，那是罗星洲。见到了罗星洲寺庙的灯火，同里就到了。寺庙在水中的岛上，绕过去，一袋烟的工夫，就进了同里的水巷。时间近十点，同里已陷入深睡，只有河街上的路灯，睁大着困倦的眼睛。上得岸边，向船主道谢，我像一个幽灵一样潜入同里，步履间没有一丝声息，生怕震落满天露水似的星光。此时的同里像一个娴静甜美的新娘在等我归来。我不敢掀开她的盖头，只要我不掀开她的盖头，温柔的夜就不会结束，喧哗动荡的白昼就不会到来。
注释[1]选自《江南——不沉之舟》，中国旅游出版社2004年版。有删节。作者祝勇（1968-），作家。著有随笔集《改写记忆》，散文集《文明的黄昏》、《用心灵守候你》等。
人杰地灵话江南
在对“江南城市与人”作了具体的考察以后，我们对人们经常说的江南“人杰地灵”的特点，有了更深刻的体认。但还需要对此作一番历史的和学理的讨论。潘光旦先生的《武林浏览与人文地理学》，从武林（杭州）游览谈到“人文地理学”，堪称大手笔，为考察江南人才发展提供了一个大视野。而关于“明清两代人才分布及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清代女作家的地域分布”和“江南三省人才比较”的讨论，更是一个全新的视角。
武林游览与人文地理学（节选）[1]
潘光旦
一
武林为中国最名胜之区；赵宋南渡，又以为建都之地；习人文地理者于焉游览，爽心悦目者固多，足资感想与研究之材料亦复不少。今先就移殖之影响一端讨论之。
通常以为移殖者，每指大批人口自比较过庶之地移居于人口较疏之地，自比较已开辟之地移居比较未开辟之地，例如十七世纪以来欧人移殖美洲大陆，又如十九世纪英人移殖澳大利亚。实则移殖之意义决不能如是之狭隘。凡移徙而有孳生长养之事实者，不论人数，不论移出与移入之环境何若，皆可谓之移殖。就婚、经商、作官、避难或游览，而挈眷生子息者，人文地理学者一律视作移殖分子。其无眷属而不生子息者，则谓之流寓或侨居。我国省县志书每有流寓之节目，然其中所载，大率移殖与流寓参半也。流寓之影响，仅见于文化方面；移殖则势必使一地民种之质地上发生变动，故其影响又为生物学的。
杭州山水特佳，杭、嘉、湖又为浙省最膏腴之地，与江南之苏、松、太并称；在平日即为徕民必趋之所。宋都南迁，河洛间从龙之臣为数甚大；是有事之秋，移殖独多，中国史上，最显著之一例也。长江以南，固无处无江北徕民之迹，而钱塘一带最彰明较著者，南宋之改都为之。
杭人口音，不南不北，颇若苏、松口音与京音之混合物；此尽人而知之事实也。广东梅县一带之“客家”人有河洛间口音，与一般粤语复殊；与此盖出同一原因，即移殖是也。杭州坟墓绝不见有完全用土者，其布置与垅之形式亦与比邻之松、太不同。杭地多山，出青石，利而用之，亦固其所，然其与江南独异者，决不能完全归于地利。不佞未尝涉足河洛，不能取彼地送死之习例以相较论；然绳以燕赵间所见者，则大致甚类似；其完全以三合土为垅者，直可云毫无分别。又燕赵间之棺柩，自其前方观之，作上下二平行四边形，即梯形，左右二线不平行，但亦为直线。杭城棺肆中所陈列者亦然。我辈松、太居民所习见者，则棺之前方，不特左右为凸圆线，即上下二线亦不平直。尝叩之宁绍间人，彼地之棺材形式，异于杭而同于松、太，是绝有趣味者也。是移殖之后复经隔离所致。诸如此类，南北文物上之因袭关系，考风土者当别有详细之论列，我辈于此第于此种因袭之所以然识其大要而已。
文物之因袭，只流寓一端似可以致之，初无待乎因袭者之婚娶与生殖。然钱塘江流域，千余年来，为我国人才之渊薮，此则仅仅流寓一端万不能解释之。必焉侨寓分子中之聪明才智者，初不过流连其地，继则乐之忘返，终于移家，挈眷，久住，改籍焉。抑幽胜如钱塘者，非聪明才智者不易到，到亦不能尽量鉴赏；换言之，即流寓者大率不乏聪明才智之根据，否则无流寓之欲望也。非若今之江南然；江北遇有水旱之灾，难民转徙流离，每以苏、常、松、太为尾闾。若辈几完全为饥寒所驱，于佳山水之欣赏，文艺之领略与贡献，大都不问闻：无是心愿，亦无是能力也。
一地人才辈出，论者每以其为天地钟灵山川毓秀之产物。梁任公先生论有清一代江浙人才之盛，亦不免以是为言（见《清华学报》第一卷第二期）。是不察人才之真原因，而失之姑且推诿者也。古者人才之生，委之天命，委之时运，近人则多委诸环境之直接影响，皆非也。试究其实，则环境之所及者，为人才之支配与人才之选择，而于人才之生产无与焉。有一良好之地域于此，四境远近之人才必争趋之，然不觉察其良好者则否；其未觉察而偶入或误入者，终必不胜他人之竞争，而退处不重要之地位，或竟转徙而出：是所谓支配与选择也。人才之既至，因其血种，以孳生长养者，大都不失为人才；于是人才之数量日增，而一地之文物日益发扬光大；文物愈发扬光大，则其地支配与选择人才之能力愈大，盖自然之条件外，又加以文化之条件也。如是因果果因，互相推递，历千百年，而上文所谓人才之渊薮成矣。江南与两浙人才之大盛，亦不出此种人文地理之原则耳。
人才由移殖，由遗传，而不由环境熏染之力；请取简单之史实证明之。赵宋自汴京迁都临安，而中国南北人才支配之情状骤然改观。尝就丁文江氏之统计，制为南北两宋人才分布图二，见下图。北宋之河南所产生之人才，占全国百分之二二点二，而浙江仅为五点八。南宋之河南激减为六点一，而浙江则一跃而得二二点五。二者之地位完全对换，其近邻各省亦然：北宋之直隶山东山西合得百分之三十五，而南宋之江苏江西福建合得百分之三十六；亦若互换。此种变迁之象，自然环境熏染之说断乎不能解释之；谓河南直隶山东山西诸省山川灵秀之气，至南宋而骤竭，而浙江江苏江西福建者至南宋而陡长耶，是必不可通。可通之说，惟移徙与移徙后之遗传耳。
二
西湖迤西南之地至钱塘江为止，点缀其间者大半为死人之遗迹，山坡间则有墓道，平陆上则有殡宫，几触目皆是。武林有久远之历史在其后，此种点缀河山之物，自较他处为多，然亦一人文生物学之大问题也。中国死人之活力与权威较任何他国为大，江南所见之坟墓最单简，中流社会之家，一杯而外，不复虚占尺土，田户锄犁所至，复年年从事剥削之，且其建筑完全以土；其近旁不植树者，或子孙式微，不能加以修绪者，数十年后，或百愈年后，即无形消灭，而其地又可归作耕稼之用。故墓地之总面积虽广，其间不无天然之限制。嘉、杭一带则不然，邱垅占地既广，所用材料又大率为青石与三合土之类；故墓道之间，虽或蒿莱密布，以示子孙式微或他徙，无人收拾，而其持久之力曾不稍减。墓道之占地愈广，即种植之地愈少，而一地出产与供养之力随之减缩，积久自不能不生问题也。
虽然，此特片面之观察耳。西湖山水之胜，有赖于死人之活力与权威者实多。岳坟、孤山之林逋墓及小青墓等无论矣。即普通之墓地亦自有其价值。西湖西南之地，林壑幽美，设无死人穴藏其间，则生人将麇集而尽其杀伐开辟之能事。不观夫寺院墓道而外，偶有空隙，皆遍植桑茶乎？以钱塘江流域人口之密度，而西湖一带始终未受波及，得以保全其景色者，半属死人之力也。欧美都市，惟坟山为俗人足迹所不至，故避尘嚣者时趋之。然则以此视西湖四围之林壑，殆未尝不可，特规模特大、引人入胜之力特强耳。
或曰，西湖林壑，历史上既与死人有深切之关系，不妨划为国葬之地；凡于文艺学术有卓越之贡献者，得以其地为息灵之所，若英伦之Westminster Abbey然。今者，庸夫俗子，仅仅于经济上占有优势者，生则筑别业，死则营圹穴，占地广数十亩或数百亩；揆诸社会公道，实大有不可通者。是亦有见地之言也。
三
杭人之面部殊有种种特点，不佞初次游杭之第三日，即有此印象。其特殊之点，似为下列数项：一、头面全部似较小。
二、颅骨狭小，太阳穴处愈甚，几作凹形。
三、因第二项之关系，颧骨之凸出度较显著。
所谓大小广狭，系指与此间沪、太一带所得之印象相比较而言。此种印象之确否，非应用人体度量学之方法，得有数量之结果后，不得而知。日后有缘，当作一实地之研究，今不便多推测也。虽然，当日之印象，似不能完全出乎主观，尝就二方面加以较勘。请一言之。
其一，即叩他人有无同似之印象。尝以此叩三人，其答案虽不甚肯定，但无一否认之者。其一经不佞提说后，亦觉有此种印象；又其一则曰：杭人竟甚少好看者。此人盖新自嘉定移居杭州，其向所习见之面貌大都比较可观者也。杭州城内所见之面态，确多不耐注视者。就上文所述三种特点而论，亦自不得谓之美观。杭州人似甚少肥硕者，至少难得于街市中遇之；惟其不肥硕，故面部之特点乃愈显露。
其二，即就在城内所习见之面貌，以与西湖附近所见者相比。比较之结果，则以为有不能并论者。具有上文所述特点之面貌，在城内观察，十人中可得七八；在旗下各旅馆附近，则十人中不得三四焉。此种数量的对比自亦不外印象，未可尽信，然两处多寡差别之显然，亦似鲜可置疑者。此何以故？无乃城内多土著，久受隔离之影响，故其体态之特性，渐归一致，而西湖一带则吸收各地之游客寓公，故人口之成分至复杂乎？
虽然，此种问题，非有数量的研究，终不能解决也。欲知杭人之面部究有异于非杭人之面部否，窃以为至少须作三种测量：一为颅之阔度，此不仅为普通计算头颅指数所用者，更当求两“太阳穴”之距离，或两耳根上部之距离；二为颊之阔度，即两颧骨间之距离（bi-zygomatic width）；三就（一）（二）两项之结果求一新指数。此指数即可引为比较之根据。然此种人体度量之材料，今尚无有。不得已而求其次，则有俄人希洛苛高洛夫（S.M.Shirokogoroff）所搜订之材料。希氏作《中国人发育之研究》，归商务印书馆发行，其已出版者为江浙之部。惟希氏注重在发育，故其材料限于少数较大之节目；头部之量断，仅颅长、颅阔及头颅指数三端而已。兹三端中，颅阔一端与本题之关系最切，我辈不妨作一度之参考。下表自希氏书第三十九页抽出减缩而成，一切数量皆指密立米达，“平均相较”一项为不佞所补入。读时自左至右。
希氏自言表中各数，因不与年龄相对递进，或不甚可靠；然此就发育之规则或否而言耳；我辈如仅就江浙人士头颅之阔狭作比较，则似不无可以借重之处。观上表“平均相较”项下，可知除八与九两年龄外，其他浙人之平均颅阔几无不在苏人之下，此甚可注意者也。十八岁以后，因与发育无大关系，希氏未尝加以量断，然颅量之不能再有增加，可以推想而得。杭县为浙江人口最大之中心，宜足以代表此种头颅上之特点，其代表之资格，殆较其他部分为深，甚或为普通观察力所及，亦未可知。换言之，即不佞游杭所得之印象已不无少许客观之左证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