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生命与生活，应该可以有一种态度，一种不必客气的态度。
谁都想好好的活着的，这是人情。怎么样才算活得好好的呢？那就各人各说了。我们几个人之间有了下列相当的了解，于是说到“吾庐”。
一是自爱，我们站在爱人的立场上，有爱自己的理由。二是平和，至少要在我们之间，这不是一个梦。三是前进，惟前进才有生命，要扩展生命，惟有更前进。四是闲适，“勤靡余暇心有常闲”之谓。如此，我们将不为一切所吞没。
假如把捉了这四端，且能时时反省自己，那么，我们确信尘世的盛衰离合俱将不足间阻这无间的精诚；“吾庐”虽不必真有这么一个庐，已切实地存在着过了。
这是一种思想的意志的结合，进德修业之谓，更是一种感情的兴趣的结合，藏修息游之谓。生命至脆也，吾身至小也，人世至艰也，宇宙至大也，区区的挣扎，明知是沧海的微沤，然而何必不自爱，又岂可不自爱呢。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春在堂日记记概
曲园先生日记两册，手写本，起自清同治六年丁卯迄光绪二年丙子，首尾完整。字迹在楷隶之间，虽随意挥翰，而精谨端严，规范自在。此书久庋家中，未收入“所著书”内，故自来不见著录。
此记体裁与世传诸家日记颇异，不矜才，不使气，亦不臧否同时人物，盖纯以治学之精神行之。记中且拟有一定之书例；如丁卯正月己未（四日）下云：“不书晴雨与上日同也。凡晴雨与上日同不书。是日拜客，见汪柳门庶常暨姚松泉舅氏，其馀不见。不见则不书。”又同年十二月壬辰（十三日）下云：“甚雨不止。凡阴晴同上日不书，此悉书，苦之也。”以外类此尚多，不能备举。即此可见一斑。
因其为体简约，有时只书阴晴，有时并只有干支，故十年之中只存日记两册，后之人未始不惜其过简也。然先曾祖律身行事，处处以端慎出之，而迈往无前之精神遂为人所忽。浅见之士，每憙高远，相习成风，其实知人论世，亦复谈何容易。此区区短书亦正有其一贯之精神在焉，谓可与其五百卷之全书相发明。
窃观所记不外伦常日用之间，而学养性情往往流露，实抵得一部长篇的传记。盖情真则语亦真，语真则虽简易而动中肯要，中肯要则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不为难矣。
此记起笔，正当草《诸子平议》之时，循其月日观之，可见用力之劬，而“拼命著书”良非虚语。兹节引丁卯春所记，以表示之：
丁卯正月丙辰（初一）始草《墨子平议》。
辛酉（初六）《墨子平议》第一卷成。
丙寅（十一）第二卷成。
庚午（十五）第三卷成。
丙子（二十一）赴上海泊渔亭始草《列子平议》。
二月丙申（十二）《列子平议》成。
三月丁巳（初三）始草《淮南子平议》。
辛酉（初七）《淮南子平议》第一卷成。
丙寅（十二）第二卷成。
壬申（十八）第三卷成。
中间以修志事赴上海，又兼有书院月课，而孳孳矻矻惟日不足，为学之勤至矣。苟能以原稿刊布，则于来学宁无观感。前者燕京大学拟影印此书，后又不果。以今之异说多纷，抱残守缺固非其时，会当期诸他年耳。
救国及其成为问题的条件
救国（不仅仅是救国，一般的公众事业皆然）并不成为问题，假如我们不需要。怎样一种人方才需要救国呢？
日常的生活几乎绝对不需要救国之类的，这生活的光景可分为动静两面：静的方面是保持现状，只求平安。我要活着，我老要活着，无论怎么样活法我也要活着的，狗也罢，公卿也罢，神仙也罢，我要独活着，虽有亿兆的苦难，而死的若不是区区，何妨！再进一步，以千万人的不得活成就我的独活，这大概可以不活了罢？然而不然，据说还是要活的。这么说来，求生之志，可谓坚逾金石了。等到事实上不能平安的时候可又怎么样？原来就算了。有些是有生之命定，有些却也未必，例如帝国主义的枪弹等等，而其不介意也相若。轰轰烈烈的死是苦命，胡里胡涂的死是福气。我们只知持生（仿佛捧在手里）而不知爱生，乐生，善生。我们特别怕死，却算起来，我们死得比人家又多又快。动的方面是力图进展，很想阔气。我活着哩；要活得舒齐，活得舒齐了，要活得更舒齐；活得很舒齐了，还要活得再舒齐一点……到底有几个“还要”呢？天知道！舒齐之极有如皇帝，似乎已没得想了，他还在想自己永远能如此不能（成仙）？还在想子子孙孙能永远如此不能（传代）？穷人梦里变富了，富人梦里就变猪，果然说不尽，然而也尽于此矣。这好像没有例外。好坏之别只在手段上，不在目的上。有所不为谓之好人，无所不为谓之坏人。
所谓国家之隆替，民族之存亡，与这种生活有什么关系呢？看不出！不妨武断地说，救国并不成为一个问题。果真成为问题，必另有其条件。
说起来简单万分，知道世界上有“我”还有“人”，这就是条件了。在我以外打着了别人，这是做人以来顶重要的发见，影响之广大繁多也非言词能尽。它把我们的生活弄复杂了。它把我们的生命放大了。它使我们活得麻烦，困难，而反有意思了。它或者使我们明明可活而不得活，但这不活比活或者更加有意思了。
舍己从人总是高调，知道自己以外还有别人的这种人渐渐多起来，只知道苟生独活的家伙渐渐少起来，那就算有指望了。然而又谈何容易呢！这在个人已需要长时间的、无间断的修持与努力。吾乡有谚曰“说说容易做做难”，此之谓也。
重己轻人，贪生怕死，爱富嫌贫，人之情即圣人之情也，圣人何以异于人哉？（圣人只是做君子的最高标准。）无非常人见了一端，圣人兼看两面耳。多此一见，差别遂生。孟子说“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有甚”也者多绕了一个弯罢了。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于去仁，恶乎成名。”又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也者，多绕了一个弯而已。一个弯，又一个弯，这是使救国及其他成为问题的重要条件，即使不是惟一的；我确信如此。
在所谓土大夫阶级里，睁开眼睛，净是些明哲保身的聪明人，看不大见杀身成仁的苦小子，我竟不知道救国是—个问题不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在我们才会成为问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