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历代的名都，去年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京都北京，这意义是深长重大的。它不但吹响了新生中国的号角，并且充分表现出北京新生的气象和光明的前景。再说，自中共中央移到这儿以来，那时北京虽未改名，事实上已为人民的首都了。在去年七月间开了中华全国文代大会，这是文艺发展史上的崭新纪录，誉为空前毫不夸大。从文代大会中即产生了全国文联，又在它领导下，全国各地已将次第组织区域性的分会。咱们北京即成为人民的首都！说句老话，即“首善之区”，自更应当赶快把本市文联组织起来。所以这次北京市文代会的召开，它的工作原十分明白：第一，集会许多有代表性的文艺工作者，把这大会开好。第二，有效率地把这市文联组织好，更把它以后工作的路线明确地规定了。我相信，有这许多朋友们聚首一堂，必然能够胜利完成的。
为这京市的文代会致祝，却也很有些话好说。咱们中国以往的文艺不能说没有很高的造诣，这无可疑惑的。除当时的进步文艺以外，一般的文艺都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即不想为它服务，至少文艺的果实也被统治阶级的人们抢来吃了，囫囵吞了，糟践了。我常怀着一个妄念，觉得所有货真价实的文艺，没有不是开明的，前进的，为人民的。反过来说，假如它不开明，不前进，不为人民，那必是冒牌。不过却有一层，即为真实的文艺，成份也有种种差别，程度有深浅之别，表现有明暗之异，个性有强弱之分，所以我们必须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批判地接受它，一面找出那时代的意义，同时也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这工作说来容易，做却很难。虽然很难，但这本账总归是要结的。不然，咱们的新文艺便没有根，也就不容易为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
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有一公共的格局，即统治阶级跟人民作对。所以当时文艺工作者要讨好当前的权贵，即不能不歪曲了自己正当立场，向恶势力投降。如果有心申说人民的痛苦，发扬自己的正义感，亦不能不多多少少或明或暗，叛变了这统治阶级。二者必取其一。又是两难，所以他们的心理始终是矛盾的，动摇的，痛苦的。从今以后呵，却直角地拐弯，和以前根本不同了。政府是人民的，人民必须拥护政府。然而旧的观念积得实在够深，形势变化亦太骤，社会上恐怕还有些人不容充分把捉这新观点，这必须用事实和其它种种方法慢慢地去争取。
我们文艺工作者不必再在夹缝里讨生活，自然觉得无限的轻松愉快，可是旧的包袱不太容易抛弃，同时又感到新的肩担非常重大。就算有了正确的观点跟立场，没有工作也是枉然。再从自己的岗位上看，用文字来做媒介要发挥它的普及功能，比依靠声音颜色形状等等特别困难。我们也必须努力去克服它。
我们的文学艺术原是很广大的，有传统的古典文艺，有“五四”以来的欧化新文艺，有解放出来的土生土长的人民文艺。这次北京市文代会的召开，实在要把这三方面都结合起来，进一步指明以后发展的正确方向。代表们，朋友们，这是多么令人感奋的一桩大事。我们应该有信心的预祝它的成功。我生长江南，在北京为侨寓，却不知不觉已过了三十多年，侥幸能参加这个会，不但很快活，而且觉得我也算个北京人了。
一九五O年五月二十五日。
忠君与爱国
“君臣”排列在伦常的第一位，民国成立，首先被废止了。原来儒家的道德观建立在伦理上，即人间的关系上；对于五伦俱分配以某种德行，有些却也不得不稍稍含胡其词。如夫妇们怎样相处，便不好十分硬性规定，所以在《论语》上特别地少，反说，女子难养也，老圣人对这个也有点“伤脑筋”。有的说“夫和妻柔”哩，有的说“贤贤易色”哩，总之不得要领，这姑且不谈。关于君臣这伦，孔子曾说过，“君君臣臣”，又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似乎是平列的，还能照顾到双方，后来却就不然了。
五伦原可分为两类或三类：（一）平列式的，如兄弟朋友。（严格地说兄弟间也不十分平等，哥哥可代表父亲，所谓长兄如父。）（二）有主从性的，如君臣父子。（三）在二者之间的。如夫妻又称夫妇，照字义说，妻者齐也，便是平等，妇者服也，便是服从。所以到了汉代，后起的儒书里老实即演为三纲，配合了这大一统专制的政局，平等的空气十分淡薄，除却友道以外都成为上下文的关系。
臣对君应该怎样呢？绝对的忠，所谓“臣节”，更进一步，“臣罪当诛，天王圣明”，而苦节，而烈节……其偏枯，不合理，反人道，久为近人所诟病，无待再说。
完全废去吗？却也很难。君臣这伦的本身虽因国体变更。自然消灭了，但忠的德行还值得保存否？这很有意味的问题，而大家似乎不曾仔细想过，却自然而然以人民对国家的关系来替代他。咱们能说人民不须效忠于国吗？截至现在为止，还不曾听过否定的答案。然则忠是要忠的，却不成文法地变其名曰爱国。忠君与爱国同与不同，好像也不大有人仔细分析过。
从上一个字面看，“忠”、“爱”显然不很一样。忠之原义只是诚实，曾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那很素朴的。但到后来杂以节烈的观念，强迫的意味便愈来愈浓了。在道德上、法律上习惯上都可以说“不许你不忠”，却不说“不许你不爱”。如“忠则尽命”，“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同一死也矣。您能强迫你的恋人自杀否耶？
爱人之爱与爱国之爱，没啥差别，爱国之所以神气活现，系沾了下一个字的光。国是伟大的，所以爱他像个天经地义，比起忠君来，威风还差得多哩。再说爱，必须先有可爱者在。咱们真爱这中国吗？咱们的中国还有啥可爱的吗？依我看都成问题。不管那一派，都一死儿在搂着西洋叫好。如某国的月亮既特别的亮，某国人的拳头巴掌也特别的有劲，而兄弟之所以要吃鸡蛋亦正因为美国人也吃鸡蛋之故……住在这个国度里爱国，说说顽顽则可，认起真来无乃不近人情，欠幽默之感乎。
若从下一字看，发生的差别更多。若是个“位”，也是个自然人；国却不是。你效忠于君，君会龙心大悦，点头微笑的；你如为臣不忠，皇帝马上会喊，“砍掉他的头”。国却不然。你爱他，他不言语。你不爱他，他不言语。你嘴里道着“我爱”，心里一点不，他也不言语。你心里真疼而行为上一点不，他始终不言语哩。
这便有很大的进出。在“爱者”这一面。欺骗既绝对的无碍；在“所爱”那一面尽可以像心像意地任人僭窃。您要记住，国家是绝对不会言语的呀，政府官吏是他的发言人。所以窃国绝不会比窃钩难。而利害之相去甚多。如背叛中华民国总是国法的第一款第一项，而在朝的人谁都可以把这顶大帽子扣在任何老百姓的头上，不管这顶帽子是红色、白色、黑色、黄色，抑粉霞色。
这已经十分的不妥。更进一层，“君臣”这关系早由平列的伦常变为主从的纲目，譬如君为臣纲，咱们能够改称国为民纲吗？还是民为国纲呢？这都不妥当。谁都知道，叫中华民国，宪法上明明写着，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人民全体，民为国主，则国不得为民纲。反过来，民亦不得国纲。以纲目的关系，向例纲单数，目复数。如君为臣纲，君一人而臣为多数；父为子纲，父一人而子可为多数；夫为妻纲，夫一人而妻依广义亦得为多数，我们如何能以四万万同胞为纲而一个中华民国为目呢？又如官吏称为人民的公仆，话虽美听，亦词藻而巳。老百姓是治于人者，官吏们是治人者，治于人反为主，治人者反口口声声自称臣仆。谦德虽可嘉，奈事实不合何。我们果真如此伟大吗？真有点令人不敢信自己的耳目。
若效忠于国，那么，“朕即国家”；若效忠于民，那咱便是人民的总代表，一曰公仆。无论在文字上怎么转圈，到底被他绕了去。怎么算来他都不曾吃一点儿的亏。真是奇迹。令人怅惘。——说到这儿。可以归笔了，“忠”这德行虽不被时人所唾弃，或仍然被提倡着；事实上呢，谁不心里雪亮神情冷漠。除掉傻瓜，才真会一死儿效忠于某。这事实于八年沦陷期间表现得最清楚。谁都说“我爱国”，却偏偏有了汉奸；汉奸不奇，奇在他也说爱国；汉奸爱国也不甚奇，奇在他说，我比你们不汉奸还爱国。您信也不信？我当然也不信，但叫我怎样回答呢？
这种尴尬情形直追溯到人的心上。近代政治有些观念，似非纲常名教所能范围。五伦的意义，或者变化或竟消失，原来附属在伦常的德行，以失所凭依而跟着动摇，趋于幻灭，那都是必然的。但除掉旧的急速地在崩溃以外，新的什么也未曾建立，故“是非不明”，是非既然不明，那一切的政刑都失了根据。慢说本无善政，善人为政又将如何。故胜利勋章如雨，而人不以为荣；杀奸囚逆，而人不以为辱。人民之名高于九天之上，人民之实沉于九渊之下。孟子所谓“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真真一点也勿差，难怪他再三致意，“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如上所说似非闲话，实仅温理旧书耳，以日光下本无新事也。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