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和国内大学的系科和专业的设置大相径庭，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亲身接触才能悟出其道。一直传为笑话的就是无法指出牛津大学到底在哪儿，从来也没有看到牛津大学的校名刻在什么地方。说来这倒是和哈佛大学有相似之处。哈佛大学就在剑桥的哈佛庭院（Harvard Yard）内吗？也许是的，因为创办人约翰·哈佛的塑像就坐落在那里，或者可以说哈佛塑像正对面的约翰逊门（Johnson Gate）是哈佛的大门。不过，塑像也好，约翰逊门也好，都无法替代整个哈佛大学。其象征意义囊括不了坐落在剑桥和波士顿多处的哈佛大学的十所院校。
我入学的圣安东尼学院和林纳卡学院、纳菲尔德学院及沃夫森学院（Wolfson College）一样，是一家只招研究生的学院，一概没有本科生。学院建于1963年，距牛津市中心有相当一段距离。与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建于1249年）、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建于13世纪60年代）等历史悠久的学院相比，这所学院几乎如同刚出世的婴儿。
圣安东尼学院最具特色的学术项目是区域研究，并以多所区域研究中心闻名，其中包括欧洲研究中心、俄罗斯研究中心、中东研究中心，还有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尼桑（Nissan）日本研究中心以及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由此，这一学院的另一特点，就是国际学生比例相当高。每年，圣安东尼学院都招有不少北美和亚洲的学生。学院的国际化使学生在求学之余，大开眼界。
太古公司和圣安东尼学院具有密切合作关系，入学牛津的太古奖学金学生大多进入这家学院（少数几位攻读社会学的学生进入以社会学研究见长的纳菲尔德学院），但是专业各不相同，导师往往会分散在各个系，属于不同学院。学院还设有太古研究员一职，当时由研究朝鲜战争的罗斯·玛丽·伏特（Rose Mary Foot）担任。每年来自东亚的太古奖学金的学生都进入这一学院，结成一股不小的太古“黑帮”（Mafia）。每年开学时，来了新生，我们以太古奖学金为纽带，不时小聚，偶尔有来自太古公司的官员来访，我们就会应邀参加餐会。一旦正式开学，大家课程紧张，都忙于功课，相互交往也就颇为稀疏了。
在学院正式报到之后，我就成为圣安东尼学院的一员：入住学院的宿舍，在传达室内设有自己的信箱，成为 J C R的一员。不过，这些仅仅是我的牛津大学学生身份的其中一半，另一半会落在我真正求学之处，那就是牛津大学的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Social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以后见导师，安排每周的个人授课（tutorial），参加学术活动都会在这里。
初见导师
在圣安东尼学院的起居收拾停当之后，离新生到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报到还有一周的时间。我持着探路的心境，找到了文化和社会人类学研究所。
这家研究所位于邦巴力路（Banbury Road）上，和圣安东尼学院只有一街之隔。
这是一座典型的维多利亚式的小楼，精巧、紧凑。如果没有挂在门旁的牌子，人们根本不会想到这里保存着英国人类学丰富且悠久的历史记忆。
刚到牛津不久，上一年通过资格考试的同学向我介绍说，硕士（M.Phil.）课程非常恐怖，不少外国学生经历的个别授课令人心惊。据说，牛津的这种个人授课使学生深受折磨，甚至平时忙得连上洗手间的时间都没有；还有的同学说得更为形象：和导师上一次个人授课，求学的自信心就缩回半截。种种说法和传闻，在亲身经历之前听了让人忐忑不安。不过，百闻不如一见，我决定在正式开学之前参观一下自己的研究所。
我悄悄推开研究所的大门，小心谨慎地步入，怯生生而又充满好奇。研究所的行政办公室内走出一位女士，她似乎看出我是新来的学生，马上主动迎上来和我打招呼。我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还没来得及说明来意，她即带我去见研究东南亚地区、专攻印尼社会的罗伯特·巴恩斯（Robert Barnes）博士，他也是圣安东尼学院的研究员。巴恩斯博士看着我，稍稍顿了一下，然后说，“我想，她该是阿伦博士的学生。”我还没来得及完全反应过来，那位女士已带我进了阿伦博士的办公室。于是，我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首次拜见了导师尼克·阿伦（Nicklos J.Allen）博士。
阿伦博士中等个子，清瘦，但精神矍铄。他灰黄的头发往两边卷曲着，由于一段时间没有修理，那卷曲的程度被延长，并且有一点夸张。他说话时习惯把眼镜的一只脚夹在嘴边，那带着浓重的牛津口音（林语堂讲的“oxford drawl”）的英语，听上去像是字字都经过深思熟虑。他一边示意让我在一只单人沙发上就座，一边顺着对面的另一沙发也悠然坐下。
阿伦博士专攻南亚研究，尤其是印度和尼泊尔。他20世纪60年代就学于牛津的林纳卡学院时，热衷于藏区文化，一心向往到中国藏区做田野考察。
但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无奈中国的大门紧闭，他只好选定印度北部和尼泊尔一带做田野考察。取得博士学位之后，阿伦博士就留在社会人类学研究所任教至今。他是沃夫森学院的成员，但是通常都在研究所上课。一般凡招有来自东亚的学生，研究所总是把他们安排在阿伦博士门下，我也不例外。
他稍稍了解了一下我的专业背景后，就向我简单地介绍了硕士课程的内容和要求，还提到研究所里就读的其他几位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学生，我可以和他们联系，相互交流。最后，他还定了以后每周二下午两点钟来办公室见他，进行个人授课（weekly tutorial）。
我起身告辞，走出阿伦博士的办公室，心却悬在了半空，飘忽在脑际的只有阿伦博士浓重的牛津口音。那口音，抑扬顿挫，发音轻重缓急恰到好处，调子总是有意拉得很长。
不见则罢，这一见使我忐忑不安。离开阿伦博士的办公室，走出研究所，拉开大门时，一下子觉得那扇原来根本不起眼的门变得尤其沉重，我的身体几乎被这门的反弹力推倒。想来，往后见导师、上课、参加学术研讨会等等和学业有关的活动都该在这里。已是傍晚，冷风中刮来落叶，我加快步子，赶紧回到学院的住处。就这样，我往后两年的学生生活基调就定了下来。
在圣安东尼学院注册之后，就是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新生的始业教育（orientation）。研究所的会议室里师生满座，我在后排坐着，环顾四周，几乎看不到黑头发。由于坐得离主持会议的巴恩斯博士较远，加上听力还是有问题，于是只能听了个大概。他大致介绍了研究所的历史，所内每周举办的讲座和学术活动。接着，先由教员做自我介绍，然后学生们挨个介绍自己。还没轮到我，可我的心已开始打鼓，前面同学讲的在我脑子里只是空白。等自己讲完，从中恢复过来时，所有在座的人的介绍几乎已近尾声。
随后，大家起身离开研究所，三五成群，步行十分钟左右，到了公园南路（South Parks）上的皮特·瑞佛斯（Pitt Rivers）博物馆参观。这是牛津最古老的一家博物馆，20世纪初，人类学开山鼻祖开创这一学科的同时，也创建了这家博物馆，里面还有一家小型的巴佛尔图书馆（Balfour Library）。人类学研究所和这家博物馆的关系犹如哈佛燕京学社和哈佛燕京图书馆，两者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密不可分。
由于紧张和不安，我不知该如何搁置兴致和好奇，只是随着人类学研究所的教员和学生，在博物馆内心不在焉地绕了一圈。随后，大家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博物馆，我也沿着博物馆前的公园南路往回走。从基宝学院（Keble College）走过，心中的失落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随行的有一位来自新加坡的男生，我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一位能说话的同学。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说中文，就用英文小心翼翼地问：“他们说的英文你都能懂吗？”“我们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上课用的全是英文，根本没问题！”原来这位新加坡同学并不会说中文，但他能听懂一些简单的对话，而在家和父母说的是漳州一带的方言。
我们一行人走在基宝路上，迎面吹来的毛毛细雨静静地撩拂在脸上，留下一阵阵滋润和惆怅。大学公园内的青草碧绿透亮，可满目的秋意却裹挟着全身。牛津的各种图景蒙太奇般在我的脑子里翻腾着：圣安东尼学院庭院内有我的住处、信箱和餐厅；有 J C R，每个学生都是其中一员；有人类学研究所和阿伦博士的办公室（此后，我每周定点定时光顾）；还有惠灵顿广场的大学行政大楼、谢尔多尼亚剧院和位于高街的考试大楼。
牛津的学生生活就在这些不同的场景中交叠、延伸而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