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①选自《钱歌川文集》第一卷，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2月出版。有删节。
论“海派”①
沈从文
最近一期的《现代》杂志上，有杜衡先生一篇文章，提到“海派”这个名词。由于北方作者提及这个名词时，所加于上海作家的压力，有失公道处，故那篇文章为“海派”一名词，有所阐发，同时也就有所辩解。看了那篇文章后，使我发生许多感慨。我同意那篇文章。
“海派”这个名词，因为它承袭着一个带点儿历史性的恶意，一般人对于这个名词缺少尊敬是很显然的。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一般人却模模糊糊的。且试为引申之：“投机取巧”，“见风转舵”，如旧礼拜六派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感情主义的左倾，勇如獅子，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谓海派。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每书一出，各处请人批评；或偷掠他人作品，作为自己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攫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
象这样子，北方作家倘若对于海派缺少尊敬，不过是一种漠视与轻视的态度，实在还算过于恕道了！一个社会虽照例必有这种无聊人与这种下流风气存在，但这种人所造成的风气，是应当为多数人所深恶痛恨，不能容忍它的存在，方是正当道理的。一个民族是不是还有点希望，也就看多数人对于这种使民族失去健康的人物与习气的态度而定。根据北方一般从事于文学者的态度说来，我还觉得有点遗憾。过分的容忍，固可见出容忍的美德，然而严酷检讨与批评的缺少，实在就证明到北方从事文学者的懒惰处。我觉得这种办法不是个办法，用好风气纠正坏风气，应当是可能的一件事。我主张恶风气的扫除，希望这成为不拘南方北方真正对于文学有所信仰的友人一种责任。正因为莠草必需刈除，良苗方有茁机会。然而在南方，却有并不宜于从海派文人中讨取生活的《现代》编者杜衡君，来替上海某种人说话了。
这是杜衡君的错处。一面是他觉得北方从事文学者的观念，对于海派的轻视的委屈，一面是当他提到“海派”时，自己却俨然心有所慑，以为自己也被别人指为海派了的。这是杜衡君的错误。
海派如果与我所诠释的意义相近，北方文学者，用轻视忽视的态度，听任海派习气存在发展，就实在是北方文学者一宗罪过。这种轻视与忽视态度，便是他们应得的报应，时间一久，他们便会明白，独善其身的风度，不但难于纠正恶习，且行将为恶势力所毁灭，凡诚实努力于文学一般的研究与文学创作者，且皆曾为海派风气从种种不正派方法上，将每个人皆扮成为小丑的。且照我所谓海派恶劣品质说来，杜衡君虽住在上海，并不缺少成为海派作家的机会，但事实明明白白，他就不会成为海派的。不只杜衡君如此。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大多数正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杂志编纂人（除吃官饭的作家在外），他们即或在上海生长，且毫无一个机会能够有一天日子同上海离开，他们也仍然不会被人误认为海派的。关于海派风气的纠正与消除，因为距离较近，接触较多，上海方面的作家，较之北方作家认识必更清楚，且更容易与之利害冲突，上海方面作家，应尽力与可尽力处，也必较之北方作家责任更多。杜衡君仿佛尚不明白这种事实，我却希望他已明白这种事实。他不宜于担心别人误认他是海派，却应当同许多在上海方面可尊敬的作家一样，来将刊物注意消灭海派恶习的工作。
杜衡君，宜于明白的，就是海派作家及海派风气，并不独存在于上海一隅，便是在北方，也已经有了些人在一些刊物上培养这种“人材”与“风气”。虽还不至于如上海那么稀奇古怪，然而情形也就够受了。在南方，所谓海派刮刮叫的人物，凡在作品以外的卖弄行为，是早已不能再引起羞耻感觉，早已把它看成平平常常事情了。在北方，则正流行着旁人对于作家糅合了好意与恶意的造谣，技巧古朴的自赞，以及上海文坛消息的抄袭。作者本人虽多以为在作品本题下，见着自己名字，便已觉得不幸，此外若在什么消息上，还来着自己名字，真十分无聊。然而由于读者已受了海派风气的陶冶，对于这人作品有所认识的，便欢喜注意这作者本人的一切。结果在作者方面，则平空增加了若干受窘的机会，且对于陌生的会晤总怀了恐惧。在读者方面，则每日多读到了些文人的“起居注”，在另外某一种人，却又开了一条财源。居住上海方面的作家，由于友仇的誉毁，这类文章原是不求自来的。但在北方，愿意在本人作品以外露面的作家，实在太少了，因此出于拜访者大学生手中的似是而非的消息，也便多起来了。这种消息恶意的使人感觉方法如此下流的可怜，善意的也常常使人觉得方法拙笨到可笑。一个文学刊物在中国应当如一个学校，给读者的应是社会所必需的东西，所谓必需东西虽很多方面，为什么却偏让读者来对于几个人的起居言谈发生特殊兴味？一个编辑，不将稿费支配到一些对于这个民族毁灭有所感觉而寻出路的新作家的作品上去，却只花钱来征求属于一个人的记载，这种糟蹋读者的责任，实在是应当由报纸编辑人来担负的。若干刊物的编者，现在是正认为从这种篇幅上，得到若干读者，且希望从这方面增加读者的。这种风气的扩大，我认为实在是读者与作者两方面的不幸。
北方读者近来喜欢读点不三不四的文人消息，从本人作品以外的半真半伪记录上，决定对于这作者的爱憎，可以说是这种恶习发展当然的结果。
从南方说，几个稍稍露面的对于未来有所憧憬在沉默中努力的作家，正面的被某种迫害以外，不也是成天在各种谣言中受迫害吗？
妨害新文学健康发展，使文学本身软弱无力，使社会上一般人对于文学失去它必需的认识，且常歪曲文学的意义，又使若干正拟从事于文学的青年，不知务实努力，以为名士可慕，不努力写作却先去做作家，便都是这种海派风气的作祟。
扫荡这种海派的坏影响，一面固需作者的诚实和朴质，从自己作品上立下一个较高标准，同时一面也就应当在各种严厉批评中，指出错误的、不适宜继续存在的现象。这工作在北方需要人，在南方还更需要人。纠正一部分读者的意识，并不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但我们对于一切恶习的容忍，则实在可以使我们一切努力，某一时全部将在习气下毁去！
我们不宜于用私生活提倡读者去对一个作者过分的重视，却应用作品要求读者对于这个社会现状的认识。一个无所谓的编者，也许想借用海派方法，对于一般诚实努力的作家，给他个冷不防的糟蹋，我们对他没有什么话说。至于一个本意在报告些文坛消息，对于中国新的文学运动怀了好意的编者，我们希望这种编者，注意一下他自己的刊物，莫因为太关心到读者一时节的嗜好，失去他们作为文学编辑的责任。
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作
注释：①原载1934年1月10日《大公报》。
文人在上海①
苏汶
照古今中外的通例，文人莫不善于骂人，当然也最容易被骂于人；到现在，仿佛记得鲁迅先生说过，连个人的极偶然而且往往不由自主的姓名和籍贯，都似乎也可以构成罪状而被人所讥笑，嘲讽，例如我的朋友高明兄，就因为他的父或兄偶一不慎，赐以这样的嘉名而吃了不少的亏。
推而至于一个人的居留地，因为这多少没有像姓名籍贯那样的偶然，而且往往它的选定也并不是不由肩主的，于是便更可以构成罪状，更“应该”被讥笑，嘲讽。
例如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便时常被不居留在上海的文人带着某种恶意的称为“海派”。
“海派”这两个字大概最流行于平剧界；平剧界中的海派与正统派之间的纠纷与是非曲直，我因为没有明确的研究，不敢轻议，不过近来北方的戏也在渐渐讲究起布景和做工来了，却是一件事实；虽然这样，“海派戏”却始终是一个恶意的名词。
新文学界中的“海派文人”这个名词，其恶意的程度，大概也不下于在平剧界中所流行的。它的涵意方面极多，大概的讲，是有着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种意味。
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得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在上海的文人更急迫的要钱。这结果自然是多产，迅速的著书，一完稿便急于送出，没有闲暇搁在抽斗里横一遍竖一遍的修改。这种不幸的情形诚然是有，但我不觉得这是可耻的事情。
可是在上海的文人却因为这种不幸而被不在上海的同行特别是北方的同行所嘲笑。
甚至于，有些人确然是居留在上海，在生活的压榨下，却还是很郑重的努力写着一些不想骗人的东西，都还因为居留的地点不对劲而吃人轻描淡写的说一句“不脱上海气”，这真是叫我无话可说。
固然，话应当分两方面说，生活的重压自然是不能作为出卖灵魂的藉口的。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不能对新书市场所要求的低级趣味妥协，投降，我们还是不能被卑劣的journalism所影响，即使写文章不能算是事业而仅是职业，但忠于自己的职业还是必要的。但在另一方面，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据我想，也并不是比嘲笑别人的姓名或是籍贯更应该一点。
以上是我们所见到的关于“上海气”这些字眼的涵意及我对于这些涵意的见解。也许有人以为所谓“上海气”也者，仅仅是“都市气”的别称，那么我相信，机械文化的迅速的传布，是不久就会把这种气息带到最讨厌它的人们所居留的地方去的，正像海派的平剧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正统的平剧一样。
注释①原刊于1933年《现代》第4卷第2期。
“京派”与“海派”①
鲁迅
自从北平某先生在某报上有扬“京派”而抑“海派”之言，颇引起了一番议论。最先是上海某先生在某杂志上的不平，且引别一某先生的陈言，以为作者的籍贯，与作品并无关系，要给北平某先生一个打击②。
其实，这是不足以服北平某先生之心的。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兰芳博士，戏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贯，则为吴下③。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而北京学界，前此固然亦有其光荣，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然还有历史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隐”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前年大难临头，北平的学者们所想援以掩护自己的是古文化，而惟一大事，则是古物的南迁，这不是自己彻底的说明了北平所有的是什么了吗？
但北平究竟还有古物，且有古书，且有古都的人民。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又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越的，我希望着能够看见学术上，或文艺上的大著作。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日
注释：①选自鲁迅《花边文学》。
②北平某先生指沈从文，他在1933年10月18日天津《大公报》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上海某先生指苏汶，他在同年12月1日《现代》第4卷第2期发表的《文人在上海》。
③吴下即江苏苏州；梅兰芳的原籍应是江苏泰州。1930年梅兰芳赴美国演出时，美国波摩那学院（Pmcma College）曾赠以文学博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