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佛教改革”刍议
———兼谈太虚教制整理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黄夏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根本转变时代，中国的佛教界也在这一转变时代紧跟历史脚步，开始踏上新的征途。新中国成立后，较之以往的旧社会，新社会除了在政权鼎新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人民政府开始进行新的革命思想，毛泽东主席提出中国开始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依然是整个时代的主题，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伟大事业，也是共同的目标，全国人民都为新社会到来而欢呼雀跃，中国佛教界也在新的时期开始了曲折之行。
一
中国佛教界人士对新社会的到来，双手拥护和赞成。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佛教界民主人士巨赞法师和赵朴初居士当选为代表出席会议。赵朴初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这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约法八章》文件，规定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翌年5月，全国政协宗教事务组召开第二次座谈会，周恩来总理指出，政府与宗教的合作在于政治上一致，而不求思想上的一致，各宗教应在教言教。越年，毛泽东主席在接见西藏致敬团时亦谈到：“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仰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和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1]950年6月间，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来自各省的佛教界富有新时代进步思想的大德们，共同商讨佛教前途的问题。大家认为佛教颓靡不振，为时已久，非得首先从思想上加以澄清，发扬正确的佛学思想，符合如来随宜说法，实相常新，适时便巧的宗旨。同时面对现实世间，也要在群众中实践菩萨行的伟大精神，不能只结合理论来做简单的讨论。会议决定创办“现代佛学社”，发行“现代佛学月刊”。与会学者强调，现代佛学界应负无可推诿的责任，“引起全国佛教同仁一致奋发为革新创导之图，迎头赶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光辉灿烂的前途！”[2]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专条中，宗教信仰自由在新中国受到法律上的保障。与此同时，佛教界人士巨赞、李济深、陈铭枢、赵朴初、喜饶嘉措、周叔迦等人亦在北京发起成立现代佛学社，推陈铭枢为社长，吕澂为名誉社长，发行《现代佛学》月刊，巨赞任主编。
新中国的特点，最重要的是体现在一个“新”字，同时也意味着要与过去已有的旧社会进行决裂，佛教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改革佛教已经成为佛教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之一的陈铭枢曾经在《致毛主席论佛法书》中说：“说到僧制，唐宋以来在政治上，对于出家人的制度，很认真很郑重地加以处理。自被清朝雍正破坏这制度后，寺庙成为逃避法网的匪类无赖和求食无门的，甚至成为藏垢纳污的地方。僧制的败坏，习俗的腐化和思想的淆杂如此不堪，倘长在旧制度统治之下的话，任何具有天大本领的人，也挽救不来的，一旦赖解放军的余威，连根到底一起廓清了它，凡有正确认识的佛教徒，莫不引为一大痛快的事！因为这些分子平素所引为痛心疾首思图改革而又无力从事，今得这威力来扫除昏积，使本来的精神和面目无可有机缘恢复过来，所以自然发生这种的心理。正因为这样缘故，佛教徒成为世人鄙贱的阶层，寺庙成为世人鸠毒的指标，而他们所凭借它以糊口的产业和拜经忏的收入，被视为剥削的公财。……全国到处的僧徒等于俘虏；寺屋等于匪巢；寺产等于赃物。”[3]佛教进入了新社会，面对走上新的道路，同样也要为未来的佛教找出更好的道路，居士大德坐在一起共同商讨佛教前途问题，实际上就是为了给未来的佛教找到一条新路。这次会议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大家认为佛教颓靡不振，要进行改革，以“发扬正确的佛学思想，符合如来随宜说法，实相常新，适时便巧的宗旨”[4]，首先要统一思想，从思想上澄清与过去的佛教有不相容之处。佛教界人士的这些新共识，体现了佛教与时俱进，方便善巧的思想，这也是太虚法师所提倡的思想。虽然太虚是属于旧社会的人，而且他又是一个反共的僧人，但是毕竟在佛教的历史上是不能完全割裂开来的，过去的佛教是现在佛教发展的基础，在佛教的未来出路的思路上，新中国佛教界人士与太虚的想法无疑是相同的，他们都看到了佛教颓靡不振的情况，因此才强调要进行改革。
新中国佛教的改革，是一次全新意义上的改革。当时整个社会的形势是在清理旧社会的封建思想，反对反革命的活动。佛教自然被纳入了封建迷信思想的典型，于是被列为破的对象。而对佛教里面最重要的教制问题来说，太虚主张的教制、教理、教产三大革命，同样也成为新中国佛教改革的重中之重。
二
在新中国佛教改革的事业中，作为出家人来说，巨赞法师所发挥的作用是最重要的。
巨赞法师是太虚的弟子，19岁时从家里偷跑到杭州灵隐寺出家，第一次见到太虚，做了一篇出家志愿书，用选体文写了四个志愿，其中有一个是“改革佛教”。虽然这时他对“所谓‘改革佛教’，究竟不知道从何处说起（原稿已在一二八之役被毁），可是太虚法师看了很赏识，评语中有‘斯亦有志于道之士，得其师导，可臻上达’之语”[5]。过了几天，巨赞就跟着太虚法师到厦门闽南佛学院，不久闽南佛学院大闹风潮，巨赞回到了老家江阴。1931年，巨赞23岁，在太虚的介绍下，依灵隐寺郤非和尚正式出家，受具足戒于宝华山。
巨赞“对于佛教的现状也更深怀不满”[6]，深深赞同太虚说过“在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皆已变更之现今中国民族，其佛教亦当然须革除从以前政俗所遗来之弊制与迷信，建立适应现今国情之新制与新信。然数千年先德所留之精神的物质的遗产，亦不可不加意护持，依以整理而发挥光大，俾佛教能随世运国运俱进”[7]之想法。因此他一生都在从事佛教改革的活动。1940年秋，他在广西桂林办《狮子吼月刊》，鼓吹抗战与佛教革新运动，提出佛教学术化与生活化的口号，希望彻底改革佛教教务。1946年巨赞住杭州住灵隐寺，任职浙江省佛教会及杭州市佛教会。他对佛教界的一切内幕，看得更为清楚，知道在国民党统治下要谈改革佛教教务是办不到的。当时的浙江省主席是沈鸿烈，曾经鼓励他草拟改革浙江全省佛教教务的计划，他认为空言无补，没有理会。后来浙江主席换了陈仪，杜伟居士当民政厅长，曾经两次对他说，愿意帮助他改革杭州市的佛教教务，他置而不谈。巨赞认为“事实上社会经济基础未变，旧有的一切，结合在一起，牢固不化，以民政厅长的全副力量，想要加以改造，只是主观的愿望，唯心的想法，决不会成功的”[8]。像太虚法师，“他几十年奔走呼号，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者，受了时代的限制之故也。一代大师赉志以没，又不禁使我们低回惋惜。联想到杜工部吊诸葛武侯的两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9]
新中国即将成立的东风，给了巨赞实现抱负理想的机会。他意识到解放全中国，佛教的现状必将打破，改革中国佛教教务应配合时代，重订合理的办法，以前他考察的中国台湾与日本等地的佛教，但是他通过比较，看到大家所看重的日本化佛教，只能供参考而已。他开始考虑草拟改革全国佛教教务的计划，这个想法曾经得到过赵朴初居士的赞同，赵朴初居士为此曾到杭州去和他商量过一次，想秘密召集分散在沪杭甬一带的志在关心佛教的佛教徒开会，切实商决具体办法。1949年，巨赞曾经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写了一个新中国佛教改革草案，转交给有关部门，当时百废待举，佛教改革尚不能提到议程。但是他的改革佛教愿望始终没有拂去，他自认为，出家20年来的心路是：“一、我从小就爱好佛学，改革全国佛教教务是我的夙愿。二、佛教教务的改革是必然的，但必须吸收佛教界优秀的素质（原文如此），作为基本精神。像印光老人的‘真诚’，弘一大师的‘清逸’，虚云和尚、寂云和尚的‘克（应为“刻”）苦’，太虚法师的‘念念不忘佛教’，以及欧阳竟无居士的‘赤怛热烈，愿力庄严’，都是值得取法，并加以发扬的。三、事上磨炼，正是入德之门，决不妨碍，也可以说就是真正的修行。相反的，离开了事而想求入理，则是钻牛角尖，愈钻愈窄，最后必定断送了自己的慧命。四、改革佛教教务非但是佛教界的当务之急，并且也是一般社会认为问题甚大，而且非常需要的。”[10]巨赞的改革思想，实为挖掘佛教的优良传统，试图从佛教的精髓里面找到现代的因素，他所举的一些当代的佛教大师，像印光、虚云、寂云、太虚和欧阳竟无都是在佛教界里受到大家共同景仰的人物，所以他的改革方向是非常明确的。他认为从佛教的事上入手，亦即从现状所存在的问题来切入，来找到解决的办法，然后再在理，亦即理论方面作出提炼，这也是切合中国佛教实际的办法，特别是他把佛教改革提到了“当务之急”，说明他的佛教改革思想已经非常成熟，看到了佛教改革的迫切性了。
1949年巨赞北上北京，开始“为国为教”的繁忙活动。巨赞在北京，顶住各种压力，与一些居士和法师的多次晤面交谈，之后，他起草了以北京市佛教同人的名义，为改革全国佛教，给毛主席和各民主党派的“意见书”。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人民民主主义的革命，彻底摧毁了封建的迷信的最后堡垒，使中华民族挣脱了一切枷锁，坚强地站起来，建设自由平等的新社会与新国家。这是五千年历史上最光辉最伟大的一页，而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英勇的斗争，以及各民主党派贤明的热烈的拥护与声援所造成。我们佛教同人，对此新时代的降临，一致欢喜赞欢，踊跃爱戴。
二、佛教来到我国，虽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和我国文化的各方面，虽也曾调和融摄，发生过密切的关系，但在封建社会的长期支持之下，自不能超越现实，完全走他自己底道路的。所以不免逐渐变质，以至于背叛了释迦牟尼。尤其是最近四五十年，全国各大小寺院，由封建地主而商店化、家庭化，格外加强了迷信与没落的倾向，使佛教受尽了社会的揶揄与轻亵。我们实在觉得非常痛心，也曾经做过一点改进的工作。但佛教这一个阶层，和整个社会是分不开的，整个社会没有革命，佛教内部的革新也无法进行。所以佛教革新的运动，虽然也有三十年的过程，而在这个时代以前，可以说是毫无成绩。现在政府替我们把束缚着佛教的封建与迷信的绳索割断了，并且也把假借佛教名义，宣传迷信，使佛教蒙受不白之冤的种种邪教，如一贯道、九宫道、普济佛教会、普明佛教会等铲除了。佛教将从此跳出来，建立他自己的生龙活虎的新生命。所以我们十二万分感谢这个时代，感谢中国共产党。
三、佛教的本质不同于别的宗教，他“无神”又主张“实践无我”。与时代精神深相吻合。加以即待解放的西藏和台湾，都是崇奉佛教的。和我们毗连着的国家，如安南、暹罗、缅甸、锡兰、印度、朝鲜乃至日本，都是根深蒂固的佛教国家。假定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漠视了佛教这一个单位，恐怕对于解放西藏、台湾和世界革命的进展，或者会发生困难的。反之，如果新中国的国土上，出现了佛教的新姿态，对于全国的完全解放和世界革命的进展，或者也不无便利之处。
四、提出“生产化”“学术化”两个口号，作为改革佛教一切制度的目标。生产化可以打破旧时各寺院封建的经济组织，学术化则加强佛教徒对于佛教的认识与正信以破除迷信。封建的组织与迷信的愚昧既已毁弃，佛教革命的本质，才能完全流露。这对于争取落后民众参加革命队伍，不是没有帮助的。[11]
这份“意见书”主要目的是论证新社会里佛教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必要性，体现中国佛教一直保持的与时俱进的优良传统思想。同时又指出了佛教为当代社会所必需的必要性，及其教化功能，特别佛教是在民族团结与加强中外国家的友谊方面的不可或缺性，甚至提醒中国共产党人，要注意到佛教曾经有过的历史作用，“如果新中国的国土上，出现了佛教的新姿态，对于全国的完全解放和世界革命的进展，或者也不无便利之处”。如果佛教革命的本质，能完全流露，“这对于争取落后民众参加革命队伍，不是没有帮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