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会系清代民间秘密结社之一，大约始创于乾隆年间。最初活动于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后来逐步扩大到长江流域各省及广西一带。因“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故名天地会，又称“三点会”，“三合会”等。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对内称“洪门”。其支派有小刀会、红钱会、哥老会等名称。各派独立活动，互不统属。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天地会在两湖、两广一带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各地天地会纷纷响应，发动反清武装斗争，如1853年黄德美等领导的福建小刀会起义、林俊领导的福建红钱会起义、何贱苟领导的湖南天地会起义、刘丽川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1854年陈开和李文茂等领导的广东天地会起义（大成国起义）、朱洪英和胡有禄领导的广西天地会起义（升平天国起义）等。本章仅就其中军事上较有特色的上海小刀会起义战争和大成国起义战争分别予以叙述。
上海小刀会起义战争（1853年9月～1855年2月）
一、起义的爆发与发展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上海成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从此，上海及其附近各县人民；深受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榨，日益陷于贫困破产的境地。早在明末清初，这一地区的棉纺手工业就相当发达，生产的土布畅销各地，成为劳动人民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但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英，美等国棉纱、棉布的源源输入，土纱、土布的销售日益受到排斥。上海开市三年以后，松江、太仓的土布市场消减大半，某些以纺织为业的农村，甚至陷入无纱可纺的境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纺织业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危害，结果就使社会生活受到了相当的破坏。”上海是中国沿海“商贾云集，帆樯如织”的重要商业城市，水上交通历来比较发达，但自对外通商以后，外国轮船穿梭往返，逐渐排挤了长江和沿海一带木帆船的航运，使大批船夫失业。
与此同时，清政府为了填补鸦片战争的巨大消耗和大量赔款，满足封建官僚的挥霍浪费，不断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作为清政府主要财政收入的漕赋、地丁税普遍加重。鸦片战争期间，上海一带地区的漕赋已经很重，而战后又增加了二三倍。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也不断加重。一亩田最多能收米三石，少的不足二石，但地租额竟高达一石五斗。农民每年的收获所剩无几，终岁过着啼饥号塞的悲惨生活。
面对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残酷压榨，上海及其附近各县的劳动人民不断进行反抗。1848年，失业的漕船水手一万三千人在青浦集会示威，反对外国殖民者的侵略。1849年，嘉定农民冲进县城，开展反对大户和米商囤积居奇的斗争。在上海，则掀起了反抗外国侵略者为开马路、游洋房、建跑马厅而强迫人民迁移的斗争。1852年，青浦农民在当地小刀会首领周立春领导下进行抗粮斗争，烧毁官府的催粮船，并冲进县衙，活捉知县余龙光。苏州知府钟殿选率清军千余前往镇压，被数千农民用锄头、木棒击退。与此同时，嘉定、太仓、松江、南汇等县人民也不断掀起殴官，拒差、焚毁仓衙等斗争。这种日益高涨的反抗斗争，成了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先声。
上海小刀会由广东、福建、浙江和上海等七帮联合组成，会员以小刀为标志，对外用“义兴公司”为代号，首领有刘丽川、李咸池、陈阿林、林阿福、潘起亮等。刘丽川原籍广东香山（今中山县），初在家务农，后赴香港谋生，于1845年加入天地会，1849年到上海为一家外商洋行当通事（翻译），不久辞去这一职务，抄录医书，为人治病。由于刘丽川仗义疏财，名望渐高，加之上海小刀会中以粤帮人数最多，势力最大，他遂成了该会的总领袖。小刀会的成员有贫苦农民、手工业工人、船夫、搬运工人和城市贫民、游民等。当上海及附近各县农民和失业水手等展开反抗斗争时，小刀会的组织有很大的发展。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上海及其附近各县的官僚，豪绅惊恐万状，刘丽川等便趁机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他们一方面组织小刀会众加紧练习枪棒，一方面乘苏松太道吴健彰等通过福建，广东、宁波、上海等七会馆联名捐资和招募团练之机，派会员打入敌人内部，在反动武装中发展革命力量。随着青浦，嘉定一带农民反抗斗争的日益发展，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条件也就日趋成熟。
1855年8月17日，嘉定县南翔农民在该地小刀会首领徐耀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一度占领县城，捣毁县署，驱逐知县，放出被监禁的群众。之后，徐耀与青浦县的周立眷联合，并取得上海小刀会的协助。9月5日，在周立春的领导下，发动第二次起义，再次占领嘉定县城。起义军纪律严明，获得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整个形势对上海小刀会的起义十分有利。同时，刘丽川等又得知吴健彰企图把四十万两白银运走，作为进攻太平军的军饷。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小刀会便毅然改变原定于冬季起义的计划，决定于9月7日乘上海城内举行祭孔大典的机会，提前发动武装起义。当日清晨，头包红巾，腰缠红带，手持武器、旗帜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在守城卫兵的内应下，以突然行动从北门冲入城内，与城内会员会合，经过短时间战斗，即攻入县衙，杀死了知县袁祖德。接着，又占领炮台，包围了苏，松、太兵各道衙门。吴健彰“象一只哀怜的小狗一样乞求饶命，拿出了他的官印”，成了起义军的俘虏。但是，美领事金能亨却出面请求刘丽川“加意优容，准吴链彰还里”，并由外国人帮助吴乔装逃出上海县城。吴健彰奔赴镇江后，便请兵围攻上海。成了镇压起义军的刽子手。
起义军占领上海后，即以文庙为总指挥部，依据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宗旨，建立了“大明国”。公推刘丽川为“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李咸池为平胡大都督，陈阿林为左元帅，林阿福为右元帅，潘起亮为飞虎将军。其他首领也封以将军、先锋等名号。刘丽川等发布告示，揭露清朝官吏的种种罪恶，表明起义的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同时，严申军纪：“不听号令者斩，奸淫妇女者斩，掳掠财物者斩，偷盗猪狗者斩。”起义军的主张和行动，得到群众的拥护，不少人自带刀矛参加革命队伍。
刘丽川、周立春为巩固革命政权，扩大革命势力，立即由上海，嘉定分兵小击，于9月9日占宝山，10日破南汇，13日克川沙，17日占青浦。从9月5日起，在十二天内，起义军即攻占了六座县城，声威大振。起义军原拟乘胜占领太仓，向苏州方向发展，后因苏州的天地会起义组织遭清军镇压，而进攻太仓又为清军所阻，故折回嘉定，转取守势。为了取得太平天国的领导与支援，刘丽川等遗专使携带给天王洪秀全的公文，分由水陆两路前往金陵，要求天京当局速派大员前往上海主持军政大事。同时，宣布上海小刀会起义军是。太平王的部属，在太平王的指挥下一致行动”，革命政权“奉行太平王的法令”，并于9月下旬改用太平天国年号，竖立太平天国旗帜，刘丽川也改称“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
这时的小刀会起义军，包括嘉定，青浦两县起义军在内，总数万人左右。这些初起的义军由于没有战斗经验，武器又多为小刀长矛，仅有少数鸟枪，因而战斗力较弱，但是，他们凭着勇敢的革命精神，却能屡败清军。
二、上海城市保卫战
（一）起义军退保上海
起义军占领上海等县城后，不仅影响江浙漕粮的海运和清军江南大背军饷的供应，而且使江南大营清军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因此，引起清廷及江苏督抚的震惊。他们急忙从各地抽调兵员，捐资募勇，企图一举消灭小刀会起义军。在周立春等率众第二次占领嘉定后，钦差大臣向荣即从江南大营清军中派出刑部主事刘存厚、云南参将秦如虎统兵一千六百名，前往苏州，归两江总督怡良调遣。上海小刀会起义后，怡良随即调兵六百五十名，由署理江苏按察使吉尔杭阿统带，署江南提督和春也由镇江分兵六百，交游击长桂率领，另由吴县知县丁国恩带勇一千三百余名，前往围堵。不久，向荣又抽调官兵一千人，由新任总兵虎嵩林管带前往增援，并由江南大营帮办、署江苏巡抚许乃钊节制围攻起义军的各部清军（共计五千余人）。
清军的作战方针是首先夺取上海附近各县，最后集中力量进攻上海县城。1853年9月20日，丁国恩部兵勇由太仓向嘉定进逼，潜伏在嘉定城内的地主豪绅乘机纠集反动武装充当内应，配合进攻。起义军与敌人进行了激烈巷战，于22日撤离县城。之后，一部分在嘉定以西农村坚持斗争，一部分在徐耀、周秀英（周立春之女）率领下，经南翔退入上海。周立春在掩护部队撤退时，力竭被俘，于苏州英勇就义。22日至27日，青浦、宝山、南汇、川沙的起义军也在清军和地主武装的进攻下撤离县城，退守上海。从此，开始了上海县城的保卫战。
许乃钊在清军攻占上海附近各县之后，便于10月纠集各路清军及上海附近各县的地主武装进逼上海，北面推进到苏州河，在新闸一带建立北营，南而推进到黄浦江下游的卢家湾、小马桥一带，建立南营，以钳形态势夹击上海城。另有红单船多艘，扼守吴淞口，并在黄浦江游弋。
这时，起义军虽然已由万余人减至数千人（有说三千人），且困守孤城，但上海城高墙厚，并储有一定数量的粮弹，因而士气高昂，决心固守待援（等待太平军的到来），与清军斗争到底。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他们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反复宣传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和铲除贪官污吏的革命主张，拘捕扰乱社会秩序的不法分子和混进城内的奸细，以鼓舞和安定士气民心。经济上，宣布豁免地方捐税，动员各铺户照常贸易，并派人秘密从常熟一带购运米粮进城，实行配给制度，保障军需民食。军事上，大力动员群众参加战斗，并设女将军和“孩兵局”；在高大建筑物上开凿枪眼，各要地增设炮台，于城外深挖陷坑，设置铁蒺藜，并控制城东黄浦江及城郊的水陆要道，用土办法自制火药、子弹，并通过购买和动员散勇上缴等办法多方补充枪支弹药。外交上，严正宣告起义军“与太平军已属一体，今日之中华实已与外邦并驾齐驱”，并斥责美国侵略者暗助清军，要求各国恪守中立。
（二）挫败清军的水陆夹击
1853年10月初开始，围城清军连日从陆上水上向上海城内发炮轰击，并不断发起进攻，均被起义军击退。10月中旬，围城的清军增至八千余人，加上乡勇，共约二万人，并调集了水师战船数十艘。
11月9日，吴健彰以战船一队，混在外国军舰中间，发炮轰击东门外董家渡炮台。起义军不动声色，待敌船驶离外国军舰后，突然发炮还击，击沉清军战船一艘，重创两艘。这时，另一队清军战船开到，集中火力炮击起义军的五艘战船，将其全部击毁。随后，敌战船上的清兵登陆，企图占领东门外的炮台。起义军英勇抵抗，将其击退。
在城东作战的同时，清军约三千人向上海县城的北门发起攻击。起义军沉着应战，待敌人缘梯登城时，突然开火，使清军伤亡惨重。清军攻城失败后，纵火焚烧东门外的民房，并大肆抢劫。一天之内，烧毁房屋不下一千五百余幢，从江边到城墙，人烟稠密的商业区，仅剩下一些破壁颓垣。
此后，清军又不停顿地向县城进攻，并在城北宁波会馆墓地上筑起一座高与城齐的炮台，整天向城内开炮，吴健彰的战船也继续轰击城东起义军的炮台，企图切断城内至江边的通道。由于久攻不下，清军决定改取太平军常用的“穴地攻城法”，在城西秘密地挖了一条通向城脚的地道。1854年2月6日晨，引爆火药，轰塌西面城墙，二千余名清军从缺口冲入。起义军立即点燃火药袋和火罐，并用喷简喷射火陷，封锁缺口。清军一片混乱，纷纷后退。飞虎将军潘起亮率二百人乘势冲出城外，追杀清军，缴获大炮十二门和许多抬枪，胜利返回城内。清军遭此挫败后，从3月到4月，基本上没有大的进攻行动。起义军则多次主动出击，摧毁清军的营垒、炮台，杀伤不少敌人，迫使其全郎退出南郊，初步改善了防御态势。
5月25日凌晨，清军又将小南门城墙炸开一个缺口，二百名清军尾随几名外国兵冲入城内。起义军奋起反击，毙敌四十人，将敌军逐出城外。配合清军进攻的外国战船，也被起义军击伤一艘，击沉两艘。以后，清军又多次挖地道攻城，均被起义军击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