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家学
我的世界曾经很大。年轻时候出洋留学，日本、美国都待过，四海为家。现在我一百零五岁，走路不灵了，不能再出门，一个人在家中，我的世界就变得很小很小。我只有一间小屋子，半张破桌子，这就是我的世界。
一九0六年我生在常州，后来全家就搬到苏州来住，苏州是我慢慢长大的地方。小时候我家的条件应该算很好的，有很多书，亲戚朋友很多是文学家，后来沈从文也成了我的连襟，那是后话。
小时候在苏州，学校里面读书、写文章都是古文，虽然当时已经在提倡白话文，可是学生写白话文是不算数的。我的读书氛围很好，学习文言文，平时看的是白话文，两方面功底都打下了。可是中学时候的老师常常给我们讲，说中国并不缺少文学家。中国为什么从一个文明古国变成一个弱国，受人家欺负呢？因为我们缺少科学，老师鼓励我们尽量去做科学工作。我的同学们听了老师的话，很少搞文学的，这也是时代的影响。“五四”运动讲的是德先生、赛先生，讲民主与科学，可是不谈文学。不是文学没有用，而是文学不能建设新中国。
中学时代，除了规定应当看的书之外，多半时间是自己随便看书。我们那时候的教育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的教育内容太多，压力很大，主要是因为学了苏联模式，搞专业教育。从前的学校都是学英美模式，提倡通识教育，不鼓励你做专家，而是鼓励你拥有广泛的知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个良好的公民。
“通识教育”本来的英文是general education，有人翻译成“博雅教育”，我认为不好，层次拔高了。但是“通识教育”的翻译也不完善，general education还有“自由”的思想在里面，没有翻译出来。我想象中的general education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础知识，也可以说是“工具知识”。我们中学时代的说法叫“国英算”，就是学校里只有国文、英文和数学是要考试的，小学和中学要把这些工具知识学好。现在许多人有个错误的认识，以为中文或者英文学好了的人就是有学问，其实这些都是工具而已，不是“纯知识”——也就是第二个部分，在大学里要利用“工具知识”来学习“纯知识”。现在的学生苦，主要是中学时候基础知识没学好，进了大学还要补英文，苦不堪言。我中学毕业，英语已经讲得很流利了。老师怎么训练我们呢？出好多个题目，你去抽一个，给你五分钟时间准备，然后你就上台讲这个题目，训练思考和演讲的能力。
（《半张破桌，百年风流》，周有光口述，武云溥记录整理。《文史参考》二0一0年第二十四期）
坐独轮车上大学
一八七九年，圣约翰书院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它象征着一座横跨太平洋的中美文化桥梁。在这座桥梁上，曾经往来过许多推进中美文化交流的历史人物。
一九二三年，我考上圣约翰大学。开学时候，从上海的静安寺坐独轮车到梵皇渡上学。当时的静安寺是上海租界西边的尽头，再往西去就是田野了。独轮车中间是高起的车轮，左右两边，一边坐人，一边放铺盖，吱嘎吱嘎地在崎岖不平的田埂上缓缓前进。回头一看，后面还有四五辆独轮车同样向梵皇渡前进。
独轮车跟历史博物馆里的指南车在工艺水平上相似。《宋史·舆服志》：“仁宗天圣五年（一0二七年）工部郎中燕肃始造指南车。”这离我坐独轮车上学有九百年的时间。独轮车代表古代文化，圣约翰大学代表现代文化。坐独轮车上学就是跨越九百年的文化时间奔向现代。
（《今日花开又一年》，周有光、张允和著，中国文史出版社二0一一年九月第一版）
圣约翰大学的依稀杂忆
圣约翰大学的校友对我说，“五卅惨案”（一九二五）以前的校友可能只剩你一个了，请你写点回忆吧！我的记忆急剧衰退，只留下依稀的杂忆，害怕记忆错乱，闹出笑话。勉强写下，只是姑妄言之。
一九二三年，我考入圣约翰大学。我是从静安寺坐独轮车到学校的。在路上回头看一看，后面还有四五辆独轮车向梵皇渡方向行进。土包子走进洋学堂，处处都新奇。
入学第一件事是付费注册。注册第一个手续是领取一张姓名卡片，上面用打字机打上我的姓名罗马字拼写法。校方叮嘱，一切作业和文件，都得按照这样拼写打上我的姓名。一看，这是上海话的罗马字拼音。校方不用北京话的“威妥玛”拼写法，自行规定一种上海话罗马字，全校必须遵守。学校档案都用这种字母顺序来处理。我开始看到了字母顺序的科学管理。
校园很美，建筑区之外有花园区，是从兆丰花园划过来的，也叫兆丰花园。人要衣装，佛要金装，校园要草坪和树木来装饰。校园之内，人行道以外全是绿色草坪，花园中有许多参天大树。当时这个校园，跟世界上任何幽美校园相比，绝无逊色。
在两座楼房之间，学生抄近路不顾规定，践踏草坪来去。校方因势利导，在这踏坏的一条草坪上铺上石板，使不合法的过道变成合法的过道，而且显得更加幽美。
把偌大的校园整理得如此整齐，要感谢总务长李瀚绶，他是前辈校友，管理能力使人佩服。当时大家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只叫他O．Z．Li。他的办公室只有很少几个人，干活都招临时工来做。
校园语言用英语。一进学校，犹如到了外国，布告都用英文。课程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是外国学问，用外国的英文课本，教师大都是美国人，讲授用英语。只有中国课程如中国古文和中国历史，由中国教师讲授；中国教师自成团体，有一位领导。“五卅惨案”之前的领导是有名的教育家孟宪承先生，孟先生也是前辈校友。
古文教师是经学家钱基博先生。学生用钢笔写作业，他大骂：中国人不会用中国笔！用钢笔写的作业一概退还重写，用毛笔！学生私下嘀咕：笔还能分国籍呢！
校长卜舫济，美国人，能说一口浦东腔上海话。有一次，他用上海浦东话对学生说：你们离开房间的时候，要把电灯关掉，否则浪费电力，电厂就要发财，学校就要发穷！学生大乐！卜舫济校长亲自授课，教哲学史。枯燥乏味的课程，他教得生动活泼。我至今还记得他在课堂上的传授：尼采说，不要生气，生气是把别人的错误来责罚自己。
教师指定的课外读物，常有《大英百科全书》的条目。我原来只听说《大英百科全书》，现在第一次使用它，觉得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一位英国教师教我如何看报。他说，第一，问自己，今天哪一条新闻最重要？第二，再问自己，为什么这一条最重要？第三，还要问自己，这条新闻的背景我知道吗？不知道就去图书馆查书，首先查看《大英百科全书》。我照他的方法看报，觉得知识有所长进，同时锻炼了独立思考。我看到同学有自来水笔，那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很感羡慕。不久，上海也有出售了。我去买了一支，爱不释手。文房四宝变成文房一宝，不是异想天开吗？
我看到同学有打字机，更加稀奇，一再借来学习打字。既打英文，又打国语罗马字。由此我体会到国语罗马字的好处。我觉得书写的机械化是一件大事。汉字也能用打字机打吗？不久日本做的汉字打字机输来上海，但是使用不便。
英语之外要读一种第二外国语，我选读法语。老师是一位法国老太太，她养一头小狮子狗，上课带到课堂上，先向小狗讲许多话，叫它安定下来，不要吵闹，然后开始教学生。她教课只说法语，不说英语，开头我们听不懂，后来渐渐就听懂了。
进入二年级，学校通知学生讨论“荣誉制度”（honoursystem），这是考试无人监考的信任制度。目的是培养人格，培养道德，培养青年自己站起来做人。“荣誉制度”以课程为单位，如果同班、同课程的同学大家同意，就可以申请实行。我们经过多次讨论之后，提出了申请。同学自己去取考题，老师不来监考，的确无人作弊。
圣约翰是教会学校，但是不仅信教自由，而且思想自由。我从图书馆借来马克思的《资本论》英译本，埋头看完，没有看懂。又借来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伪造历史》，英文写得很好，当时我不相信他的说法，认为他在造谣。我有两位同班同学到苏联中山大学去读书，被打成特务，长期坐水牢。一位终于回国，一位不知去向。
学校实行学分制，班级可以略有伸缩。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二年级开始分专业，专业可以更换。每人选两个专业，一个主专业和一个副专业。专业主要分文科理科，分得极粗。学校手册上说，大学培养完备的人格、宽广的知识，在这个基础上自己去选择专业。这跟苏联方式一进大学就细分专业完全不同。
我的数学成绩比较好，教师希望我选择数学为专业，我的同学一致反对。他们说，圣约翰的长处在文科，来圣约翰而不读文科，等于放弃了极好的机会，我于是选择文科。
当时中国的大学教育不发达。圣约翰算是最大的大学，只有大学生五百人，连附属中学的中学生五百人，号称一千人，这是规模最大的学府了。据说，当时北大只有大学生二百人，杭州之江大学只有大学生八十人。规模跟今天相比，几乎小得难以相信。
圣约翰的毕业生受社会欢迎。校友很多在外交界工作，还有很多在当时英国管理的海关、邮局、银行、盐务等事业中就业。这些都是高薪工作，被骂为买办阶级。当时，薪金（薪水）和工资，含义不同，薪金是中产阶级的酬劳，工资是劳动阶级的酬劳，高低悬殊，俨然有别。现在中国青年们不懂得薪金和工资的分别了。八十年前的生活和思想跟今天大不相同，历史在曲折前进。
圣约翰出了许多名人。赫赫有名的外交家颜惠卿出身于圣约翰。有一座宿舍楼纪念他的父亲颜永京，名为“思颜堂”。顾维钧半夜私出校门被开除，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外交家，来校演讲，受到盛大欢迎。我去意大利的米兰旅游，到领事馆登记，出来的领事是我的同班同学。外交是圣约翰校友的拿手好戏。
宋子安比我高一班。星期六下午宋庆龄和宋美龄有时来校接宋子安回家，顺便到兆丰花园溜达。宋子安的一位同班同学跟宋美龄谈恋爱。他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只是一个牙齿有点歪斜，他去修正了牙齿，显得更加倜傥，真是城北徐公。不久宋美龄跟大人物结婚了。同学们见到他就说，你的牙齿修得真好呀！
名作家林语堂是校友，他长住在美国，设计一部新型的汉字机械打字机。我到他家去，他的女儿表演打字给我看。后来发明汉字的电子打字机——他的发明没有得到推广。
圣约翰的校友中有许多实业家。抗战时期，我在汉口拥挤得无法插足的民生轮船公司售票处遇到同学童少生。他问我来干吗，我说来买票去重庆。他说你跟我来，给我一张大菜间的票，还说你一家在这个小房间里挤一挤吧。这在逃难的当时，是天大的奇遇。
我的妻子张允和，她的姑夫刘凤生，跟邹韬奋同班，都是圣约翰的前辈同学。邹家穷，刘把家里给的钱分一半给邹，助邹上学。抗战前夜，他们二位、我和我妻子，多次约好在礼拜六晚上去百乐门舞厅跳舞。这是当时的高尚娱乐。我们都是埋头苦干的工作者，也要轻松一下。
圣约翰大学和中学同在一个校园，都是男校。当时还没有男女同学。另有圣玛丽亚女中，校址离开不远。每逢圣诞节，圣玛丽亚的女生来到大学校园一同做礼拜，热闹非凡。这叫作大团圆。
（《圣约翰大学〈一八七九—一九五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二00九年版）
抗战八年
一九二三年，我进了上海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读书的方式跟中学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这个学校是以英语为校园语言，学校里面什么都是英文，连门房都讲英文。教师方面只有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是中国教授，其他都是外国教授。快下课的时候，老师会告诉我们一些课外读物，常常要我们看百科全书。因为百科全书很简单，又全面、客观，作为读书的课外辅助是很好的。这个教育很有用处，可是我们国家没有这个习惯，现在学生们最多拿个字典翻一下，字典并不能告诉你其中的知识。
我的学问可以说是得益于百科全书，所以后来跟百科全书有关的工作我都愿意做。沈从文给我起外号叫“周百科”，因为我从美国回来，带了一部百科全书。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一个月只有三十五块钱，没有钱了，就把这个百科全书卖掉了——卖了五百块给旧书店。我那时候穷得不得了。我还有《二十四史》，很好的版本，卖不出去。结果后来造反派要来，这些书没有地方放，《二十四史》只卖了二十四块钱。大家都穷嘛，要吃饭。
我大学毕业之后在上海工作，日本人来了。兵荒马乱的年代，读书不重要，吃饭也不重要，生命才重要。我家就逃到西南后方去避战火。这次去四川，原本以为最长也就三年回来，结果一去就是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