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杨振宁认为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不一定符合现实，不打算发表，但费米却说：“学生的任务是解决问题，研究人员的任务是提出问题，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有发表价值的。”
于是，杨振宁与他最崇拜的物理大师费米合写的这篇文章就这样发表了。
杨振宁对费米一直都怀着深深的敬意。
1954年秋天，费米病危。得知这一消息，杨振宁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到医院探望。
杨振宁手捧鲜花走进病房时，看见费米正在读一本描写凭着坚强意志战胜厄运和巨大自然障碍的真实故事集。他已被疾病折磨得不成样子，但他却很镇静地告诉杨振宁自己的病情：“医生说我几天之后就可回家，但没有几个月可以活了。这是我关于核物理的笔记，我计划出院后利用最后的两个月时间把它修改出版。”
杨振宁被费米这种坚毅的精神和对物理学的热诚所感动，不禁泪流满面。
3．脚踢加速器
杨振宁在没有到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已经感觉到，自己从小学到中学，以至大学和研究生院，由于条件限制，对实验接触得太少，因此动手能力比较差，实验技巧掌握得不好，当时暗下决心，到芝加哥大学以后一定要写一篇实验论文，以此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他认为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实验是理论的源泉。于是，他找到费米，希望在他的指导下写一篇实验论文。
“对不起，杨先生。”
费米不无遗憾地这样说。因为当时费米还在忙于战时的工作，他还要去位于芝加哥市西南部的阿贡国家实验室工作，而杨振宁是一个刚到美国的外国人，按规定是不能进入国家实验室的。
“杨先生，这样吧，我想把你介绍给艾里逊教授，你可以到他的实验室去工作一段时间。”
看到杨振宁失望的神情，费米补充说。
杨振宁愉快地答应了。不久，杨振宁来到了艾里逊实验室。艾里逊是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一名教授，他带了五六个研究生，正在装配一套40万电子伏特的加速器。这是一项既动脑又动手的实验，难度很大。最令人头痛的是一些电子仪表经常出现故障，影响工作的进展。
有一天，仪表又不转了，杨振宁小心翼翼地打开线路图，想计算一下毛病究竟出在哪里。
“杨，你真笨！”
一位名叫威尔科克斯的同学看见他算了好几张纸，便不耐烦地走过来。只见威尔科克斯左看看，右瞧瞧，然后对准连接部位猛踢两脚，神奇得很，仪表很快转动起来。
杨振宁对这位同学的两脚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杨振宁便学着那位同学的样子去踢，但不管他怎么踢，仪表的指针还是一动不动。还有一件事，也使杨振宁大伤脑筋。正在建造的那座加速器经常稀奇古怪地漏气。它好像有一种怪脾气，只有夜幕降临时才能正常工作。
杨振宁发现，实验室的有些同学具有一种神秘莫测的第六知觉，他们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漏气洞。有一次，又出现了漏气情况，杨振宁仔仔细细地把三四十英尺的管子从这头找到那头，找了几个来回也没有找到漏洞，急得满头大汗。
“杨，你过来，看我的！”
一个叫阿诺的同学走过来，只用了两分钟就解决了问题，令杨振宁惊愕不已。实验室的同学与杨振宁相处得很好，因为杨振宁虽然在动手能力方面不如他们，但在理论方面却比他们强，经常在这方面帮助他们。那个只用了两分钟就找到了漏洞的阿诺，在理论方面就常常得到杨振宁的指点。
杨振宁在艾里逊实验室工作的一年时间里，发现自己的动手能力确实很差，工作很不顺利。
但这一段实验经历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如他在《读书教学四十年》一文中所描述的：在他的实验室的18至20个月的经验，对于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好的影响。因为通过了这经验，我领略了做实验的人在做些什么事情，他们考虑一些什么事情。换言之，我领略了他们的价值观。另外对我有重要作用的是，我发现我的动手能力是不行的。那时我们的实验室有个笑话，说“凡是有爆炸的地方一定有杨振宁。”
4．博士论文
费米一边把杨振宁介绍到艾里逊实验室去做实验，同时，他建议杨振宁可以跟泰勒做些理论研究。听到“泰勒”这个名字，杨振宁一惊。
“泰勒？那不是被称为‘氢弹之父’的大物理学家吗？”
费米肯定地点点头。战争期间，泰勒在奥本海默主持的实验室里参与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在那里，他的独立想法太多了，每天都有层出不穷的新主意，奥本海默认为他的这些主意会影响周围的其他人，使他们不能把精力集中到一个方向去，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泰勒，我现在请你主持一个组，专门去研究氢弹。”
那时原子弹还没有造出来，让泰勒去研究氢弹，他当然非常高兴，就愉快地答应了。
后来，泰勒和另外一个人成了最早发现制造氢弹原理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泰勒也来到了芝加哥大学。所以杨振宁听到“泰勒”这个名字时，有点如雷贯耳的感觉。不久，杨振宁兴冲冲地去找泰勒教授。
“先生，请等一下，没有教授的允许任何人不能进去。”
泰勒办公室门口的卫兵拦住了杨振宁的去路。他只好在门口给泰勒打了个电话。
“哦，是杨先生，费米跟我讲过了，你等等，我马上就来。”
刚放下电话，杨振宁就听到了噔、噔、噔的声音，是泰勒从楼上下来了。泰勒年轻时有一只脚不幸被电车轧伤了，所以走起路来一歪一歪的。
杨振宁赶快走上前去扶住他。
“我们先散散步吧。”
于是，两个人一边走一边交谈起来。
“杨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氢原子基态的波函数是什么？”
这个问题对于杨振宁来说简直是太容易了，他马上答了出来。
“好了，你通过了，我接收你做我的研究生！”
泰勒教授高兴地说。因为有许多学习很好的人，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在泰勒看来，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才是可以造就的。
就这样，杨振宁成了泰勒的博士研究生。许多伟大的科学家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风格，这种风格在人们还不理解的时候，会感到十分可笑。泰勒教授就是这样。泰勒上课前从来不做准备。铃声响了，他随便夹上一本书或几张纸，迈着大步跨进教室。他一走上讲台，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就演算起来，然而不到10分钟，他的演算总会出错。他发现错误以后，胡乱地改了改，接着又埋头做下去，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存在似的。刚开始，杨振宁对这些感到很不习惯，但他很快便发现这位经常出错的老师，确有惊人的独到之处。泰勒的思想十分活跃，见解很多，而且刚想到一个主意就愿意和别人讨论，结果他的见解往往是不对的。按照中国的传统，对某个问题没有十分的把握，就不会乱讲，乱讲别人就会对你产生不好的印象。泰勒却不是这样，他不怕丢面子，只要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立刻接受，马上向正确的方向走。
杨振宁对导师的这一个性，非常赞赏，他认为，泰勒在学术上有那么多的思想和见解，纵然有90％是错的，只要能有10％是正确的，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从泰勒的身上，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和方法。
杨振宁在艾里逊实验室那段时间里，和泰勒教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正当杨振宁在艾里逊实验室为自己的实验难以成功而发愁时，泰勒教授笑眯眯地走了进来，关切地询问他在这里工作的情况。
“你做的实验是不是不大成功？”
杨振宁难过地点点头。
“我认为，你不必坚持一定要写一篇实验论文，你已写了一篇理论论文，那么就用一篇理论论文作毕业论文吧。我可以做你的导师！”
泰勒直截了当地说。
杨振宁听了泰勒的话，半天没有开口。一方面他觉得很失望，因为他是下决心要写一篇实验论文的；另一方面，他确实感到自己在实验方面缺乏能力，写理论论文会写得更好些。对于泰勒的建议，他内心矛盾重重，一时拿不定主意：“谢谢您的关心，不过我需要认真地想一想，回来我再告诉您！”
杨振宁认真地考虑了两天，觉得还是应该正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最后决定接受泰勒的建议，放弃写实验论文的打算。作出了这个决定之后，他如释重负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接着一心一意地转向了理论物理的研究。他在《读书教学四十年》一文中这样写道：这是我今天不是一个实验物理学家的道理。有的朋友说这恐怕是实验物理学的幸运。
1948年的夏天，杨振宁在泰勒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核反应》的博士论文并获得了博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