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名叫阿熊的孩子，从钱塘江畔的绍兴开始了他的人生。他在这里启蒙，他从这里出发。他走到了上海，走出了国门。当他再回到这里时，已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
1．童年时代
绍兴东关镇（今属浙江省上虞县）永茂米行的老板竺嘉祥又喜得一子。在这个孩子出生之前，他已有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人到中年的竺嘉祥抱着这个小儿子，心中满溢着喜悦和疼爱之情。他盼望着儿子顺顺利利、结结实实地长大成人，给儿子起名为可桢，小名唤做“阿熊”。这是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的三月七日。
竺家世代务农，到了竺嘉祥这一代，靠很少的土地已很难维生，竺嘉祥十六七岁就离开了距东关镇五公里的保驾山，到东关镇来独自谋生。他在镇上开设了一个小小的米摊。每逢阴历单日，农民纷纷上市赶集，有卖米的就把米放在他的摊位上。竺嘉祥帮卖主升计斗量，以此得到几个铜板。集市散了，他把抛撒在地上的粮食打扫收拾起来，淘洗干净，用来熬粥做饭。
几年下来，竺嘉祥稍有盈余，就在镇西的米市街开了一家米行，取名“永茂米行”。过了些日子，他又和另一家合伙开了制造和出售蜡烛的烛行，取名“源泰烛淘”。
竺嘉祥的妻子顾氏，虔诚信奉佛教。她待人宽厚，勤劳节俭。丈夫终日在外操劳，家中大小事全靠她一人操持。
竺嘉祥认字不多，也就是会记个流水账而已。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念书上进，将来有个好前程。长子竺可材比竺可桢大14岁，在一次乡试中考中了秀才，后来在东关镇的学堂教书。二儿子竺可谦开蒙后，几经周折，后来在上海的一家店铺做账房。小儿子竺可桢自幼秉性温和，聪颖文静，从两三岁时，就开始识字。
阴历逢双的日子，东关镇上没有集市，店铺里十分冷清，竺嘉祥常带着小儿子可桢在街上走走。一边走，竺嘉祥一边挑着沿街店铺招牌上的字教他认读。这样，走来走去，一条街上的字竺可桢就全记住了。
“这是什么字？”竺嘉祥指着一家布店问。“恒升布庄。”竺可桢仰着小脑袋。“对，这念恒升布庄。”竺嘉祥十分欢喜。
看到小儿子十分聪明，他就让年仅三岁的可桢跟着大儿子可材学习读书写字。几年过去，竺可桢熟读了“四书”、“五经”。“戊戌变法”后，清政府开始改变旧学制。1899年，东关镇受维新思想影响的士绅，在镇上办起了第一座新式学堂，竺可桢进入这所学堂学习。新的科学启蒙知识使他大开眼界，他开始思考身边的事物和问题。
在“永茂米行”，他接触到当时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那些贫苦农民给竺可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可最后却所剩无几。若遇到风调雨顺的年头，他们的脸上还有点儿笑容；可一遇到旱荒涝灾，他们就十分愁苦。竺可桢常听到父亲和他们的对话：“今年收成不好，日子还能过吧？”“唉！怎么过啊？人种天收哇！”有一天，竺可桢和小伙伴们在河边玩耍，看到一个老人在河边哭着徘徊。原来，这位老人借镇上一个大户家一斗米，到期了无力偿还。家中老小已经断炊，大户却逼着还债。老人求告无门，想一死了之。竺可桢跑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顾氏马上量出一斗米，然后又另外装上些，叫人给老人送去。这件事给竺可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童年时的竺可桢，最喜欢每年的清明、阴历七月十五和腊月二十三，每当这些日子到来，按绍兴一带的风俗，竺家老小都要回到老家保驾山去祭祖。
在老家，竺可桢有16个叔伯兄弟，他喜欢和哥哥们一起下河捉鱼摸虾，上山采摘野果。野外的一切都那么新鲜、有趣。可为什么同一个地方每次看到的景物却不相同呢？那些唧唧喳喳的鸟儿上次来还叫得正欢，这次来却见不到了。树上的花朵为什么有的这个时候开，有的那个时候开？他问一起玩耍的哥哥们，他们说，这没什么稀奇，从来就是这样的。他又问大哥可材，大哥告诉他，这是因为节气的缘故。一年有二十四节气，种庄稼要按照节气，燕子的去来、花开花落也都是有节气的。冬去春来，燕子衔泥，布谷催耕，观察大自然的无穷变化使竺可桢感到了无穷的乐趣，他懂得了自然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他把自家房檐下燕子到来的日子、离去的时间，桃花开放的时间，都设法一一记了下来，留到第二年对证。那时的竺可桢不会想到，这种由少年的好奇而引发的兴趣，竟会保持一生。
竺可桢读书的学堂，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设置了新的课程。所谓的“西学”，就是自然常识课，这些课所占比重虽然很小，却给少年竺可桢打开了一扇窗口。从这扇窗口，他隐隐望见了许多新奇的景色，他渴望了解窗外那广阔的世界，渴望汲取更多的新知识。
就在这期间，英、俄、德、法、美、奥、意、日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得不和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款白银高达四亿五千万两。
消息传到东关镇，人们受到强烈的震动，竺可桢幼小的心中也悲愤难抑。课堂上，老师出了“苦”和“甜”两个字让学生用白话文造句，竺可桢严肃地答道：“丧权辱国最苦，国家富强最甜。”他的回答得到了老师的赞许。
13岁那一年，镇里的几个年轻人要乘船到外地去参加科举考试。一天在学堂里，人们议论道，外出考试的学生马上就要出发了。竺可桢听到这个消息，急急忙忙赶回家里。他进门以后，二话不说，一头扎进自己的住房，把自己的起居用具、学习用品收拾在一起，打成一个小包袱，家里人奇怪地问他：“你这是做什么？”
“我要去赶考！”竺可桢头也不抬地说。
亲人们哈哈大笑起来。“你们笑什么？”“哪有你这么小就去赶考的呀？”
“是考学问的大小，又不是考年龄的大小，我一定要去。”
家里人看出，他不是耍小孩子脾气，不是闹着玩儿，这才慌了起来。劝说的劝说，阻拦的阻拦，正在这时候，听到门外有人高喊：“赶考的，要开船啰！”
竺可桢一听，像离弦的箭一般挣脱家人，向码头跑去。当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岸边的时候，船早已离开了码头。
竺可桢哭了，他对追赶上来的家人叫道：“我要到大地方去上学！我要到大地方去读书！”
2．到大地方去读书
竺可桢小学毕业后，老师认定了这个学生可堪造就，极力主张送他到大城市去求学。竺嘉祥何尝不愿意让儿子继续读书，可家境一年不如一年，作为一家之主，他拿什么供儿子上学呢？一家八口人，要承担摊派到他家里的庚子赔款8两白银。市面上，米行的生意十分萧条，烛行也因洋蜡的倾销而几近倒闭。家中不多的积蓄这几年因儿女的婚嫁已所剩无几。
这时候，竺可桢的老师章镜尘先生解囊相助，竺嘉祥又找到几个朋友筹借了一笔钱，这才送小儿子出了门。
竺可桢带着父亲和老师的期望，带着母亲的牵念来到上海，考进了澄衷学堂。
这时期，正是中国社会酝酿大变动的前夜。
早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年轻的光绪皇帝痛感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图谋变法维新、富国强民。可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抗拒一切新思想、新主张。光绪皇帝被囚禁，维新派人士被杀的被杀，外逃的外逃，变法失败了。
尽管变法失败，但是中国人民要求推翻封建制度的斗争仍然没有停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历尽磨难，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提出了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主张。
竺可桢在上海，经常看一些宣传新思想的书报杂志，逐渐确立了民主主义思想。
他认为，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有优良的文化传统，近几十年之所以被外国列强欺侮，主要是科学技术不如人。竺可桢暗暗下定决心，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兴旺上；国运日衰、家道中落，只有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勤奋努力，才能有真才实学，将来为国家的富强做贡献，不辜负父兄师长的殷切期望。
竺可桢学习十分刻苦用功，他废寝忘食，经常熬夜。他小时患过肺病，身体本来就不强壮，加之营养又跟不上，更显得十分瘦弱。一次，他在散步时听到了同学们对他的议论。一个高个儿同学把手比在自己的胸前，嘲笑着竺可桢身材矮小；另一个来自安徽的同学说道：“此君的身体，一定活不到20岁……”
16岁的竺可桢听到这话，心里十分难受。他想到西方有句谚语，“健全的思想寓于健全的身体”。倘若身体不好，想求得学问以救国救民也只是空想。他又想到外国人讥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自己这个样子，不正像个病夫吗？争强好胜的竺可桢，决心加强体育锻炼，来增强自己的体质。
竺可桢是个十分有毅力的人，从此，他开始每天坚持做早操，还经常跑步、登山、打篮球、游泳……过了一段时间，他的身体状况有了改善。学习成绩也始终名列前茅。
由于他品行端正，成绩优异，待人谦和，办事认真，再加上吃苦耐劳意志顽强，他被同学们选为班长，在同学中威信很高。
澄衷学堂的校长，处事独断专行。他把自己的亲朋安排到学校任教，而其中有些人根本没有教学能力。那是临毕业的最后一学年，学生们对图画课教师的不称职十分不满，要求撤换。他们推选竺可桢为代表，去同校长谈判。
竺可桢来到校长办公室，郑重其事地说：“全校同学推我做代表，来向校长提一个郑重的请求。学校所聘请的教师，有的没有教学能力。即如图画教师而论，根本不能作画，又怎能教人作画？所以我们要求校长，立即辞退这个图画教师，另请称职的人来任课。”
校长听了，怒不可遏地呵斥道：
“你们目无法纪，不尊师重道，竟然要驱逐师长，殊违孔孟之道。作为学生，你竟然带头闹事，成何体统，实为校规所不容。不绳以纪律，何以维护师道尊严！”
竺可桢认为他们的要求是合理的，又有广大同学的支持，便也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的要求至为合理。如果校长不撤换这个图画教师，我们就不上他的课。”
校长冷笑一声说：“那好吧，就看你们怎么闹！”学生们坚持不上这个老师的图画课，学校就停了学生们的所有课程。这样僵持了一段，学校贴出了校长签署的布告。布告中宣布：竺可桢带头闹事，开除出校。竺可桢所在的那个班的学生，勒令停学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