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科学，科学需要人才。科学家不仅要有研究专业之能力，而且要具备伯乐之胆识。”这是华罗庚的一向主张。他的求贤之举在科学界引出了一段佳话：一位怪僻的图书馆管理员被华罗庚从厦门召到北京。当这位青年忐忑不安地走进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大门时，他终于体会到了华罗庚当年揣着熊庆来的电报步入清华园时的心态。
1．《典型群》
华罗庚身在美国之时，就考虑到回国之后当务之急是要为中国数学培养一批接班人，从何处入手呢？经过反复思量，他决定通过一个研究课题带出一批学生。于是“典型群”的研究便列入了华罗庚的计划。
刚回国不久，华罗庚便在清华大学组织了关于典型群问题的研讨班，他的打算是：组织一批大学四年级或刚刚毕业的学生，引导他们围绕着典型群这一问题，边学习，边研究，在工作过程中逐步扩充其知识领域，培养其研究能力。等该课题完成之后，参加者便对典型群论、射影几何学、矩阵论及群表示论等数学分支有一个全面而较为深入的了解。筹建数学所之后，华罗庚把“典型群”定作代数组的研究方向，除万哲先外，刚刚毕业的潘一民、应玫茜、卢向华、曹传书、荣惠敏、任宠硕、许以超等都参与进来。在课题研讨过程中，青年人学到了知识，也学到了研究思路与方法。经过一番辛勤的劳动，《典型群》一书终于出版了。在该书的序言中，华罗庚与万哲先写道：“1950年作者选择这个主题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易于训练干部，因为它预备知识需要得少，可以从简单处着眼，从具体处着手；发展前途不小，通过这一系列研究可以熟悉代数学、几何学中不少分支，可以从宽广处着眼，从抽象处着眼。换言之，开始时不受基础的限制，终了时不致局促于太窄狭的领域之中。”
50年代，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除了“典型群”外，还设立了许多研讨班，很多青年学者在研讨班受到锻炼，逐渐成为数学研究的后起之秀。
华罗庚目睹数学研究所在短短的几年间，由一无设备、二无人员的状态已发展为初具规模的研究机构，心中有说不出的自豪与激动。他常常说，这与党和国家的关怀与重视是密不可分的。熟悉华罗庚的人，都不止一次地听他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那是1952年全国 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一天晚上，怀仁堂正在为代表们举办文艺晚会。
舞台上，帷幕已徐徐拉开，台下，灯光暗淡，鸦雀无声。这时，刚赶写完一篇发言稿的华罗庚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他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拿着请柬，焦急地寻找着自己的座位。可是，他找来找去，怎么也找不到。正当他不知所措之时，远远的座位上，有一个人在频频向他招手，华罗庚心中一喜，连忙朝着招手的方向走去，很快在一个空位置坐下。
“这个位子角度不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华罗庚一边拿出手帕擦汗，一边想。
这时，他想起了刚才招手的人，扭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噢，是毛主席啊！”“你好啊！”主席用浓重的湖南话向他问好，并慈祥地笑了笑。华罗庚激动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边看戏，边交谈。谈话中，他惊奇地发现，毛主席对他的经历非常熟悉，鼓励他要为中国多培养些人才。
“华罗庚同志，你也是苦出身，希望你为我们培养出好学生来！”主席用温暖的手，拍着他的肩膀说。“主席，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华罗庚连忙答应说。
此后，毛主席和华罗庚还谈起了京剧，坐在一边的梁思成也不断插话，谈到高兴之处，三个人竟放声大笑。
这件事给华罗庚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坚定了他培养人才的决心。
当他带领青年人从事“典型群”等研究课题时，他的一位外国朋友曾劝他别因为一些普及性的工作而误了自己的科学研究，并特别强调，以他的名望与影响而言，他已不仅仅属于某一个国家的财富，而是属于全人类。
对朋友的善言相劝，华罗庚付之一笑。他曾这样对吴筱元说：培养人才，培养梯队，自然要花费精力，必要时还会付出一些牺牲。可我不这样做行吗？毛主席和政府如此地信任我，寄希望于我，我不倾全力，就会良心不安哪！
2．严师出高徒
华罗庚十分爱才，他在选择学生时，从不讲究其相貌、出身，只认其学识。
留美归来之后，华罗庚曾应邀在广州中山大学作了一次学术报告，在广大师生中影响很大。当时，听众席上有位半身瘫痪、必须靠双拐才能行走的残疾青年。他听得格外出神，华罗庚的一言一语都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心。
“毕业以后，我要到北京去，朝夕在华先生的身边，天天聆听他的教诲。”青年对自己说。
这位青年后来曾多次萌发了给华先生写信的想法，可一提起笔来就没有勇气了。“中国这么大，有多少人喜欢数学，华先生作为一个无人不知的大数学家，仰慕、追随者不计其数。他怎么会收我这个残疾人做学生呢？”青年人不止一次地这样想。
最后，他还是下定决心，抱着试一试的心理，给华罗庚写了一封信。
正在他惴惴以待之时，果然收到了北京来信。“华先生同意我应试了！”青年人激动得不能自制。这位艰难上路的青年人，就是后来颇有造诣的数学家陆启铿。
后来，每想起这段经历，陆启铿都从内心感激他的老师，敬佩他的老师。
华罗庚在招收学生时，要求也极为严格。他的得意门生王元在这一方面是深有体会的。
王元，江苏省镇江人，其父王懋勤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曾工作于中央研究院，对华罗庚十分敬仰。
“华罗庚可是个不简单的人啊！你们要多向他学习。”父亲曾不止一次地教育他的孩子们。
当王元还是一位中学生时，父亲便为他安排好了前程：
“王元，将来长大了，你就学数学吧！”父亲说。
“好呀，我就拜华罗庚先生为师吧！”王元也高兴地说。
十年之后，王元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便来拜见华罗庚。那是1952年的一天，身为浙江大学毕业生的王元拿着苏步青、陈建功教授的推荐信来到华罗庚的工作处。
当时的苏步青、陈建功均已是有名望的数学家，可华罗庚对他们的推荐信并不十分在乎，他仔细地打量了这位瘦小而且显出几分局促的南方青年，表示光靠着推荐信，他不能下结论，必须经过当面考试。尽管王元在中学、大学期间，数学成绩一直很好，可此时还是免不了有些紧张。
“他怎么这么年轻呢？我还以为他是个老人呢！他这么严肃认真，我真怕自己过不了这一关……”王元在心里嘀咕着。
“王元！”“有。”
“来，来，来，到这里来！”华罗庚坐在黑板前向他招手。
王元走过来，站到黑板前。华罗庚向他问了一个他万万没有想到的问题：关于平面二次曲线的分类，也就是解析几何中将二次曲线变成标准型，如何用二行二列的矩阵写出来。
这本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数学问题，可心情紧张的王元竟一时答不上来。想了半天还是没有结果。“怎么回事，你怎么把中学学的东西都忘了？”华罗庚追问道。“华先生，让我再想想吧！”王元已经是满头大汗了。“我看你是太笨了，这么容易的题目都做不出来，我自学的时候没有人教，也都学会了。你要学会独立思考，学会联想数学的一些内在关系，你念过大学，懂得矩阵，就应该学会思考怎样用大学数学的观点来看待中学学过的东西啊！”
华罗庚说话时的表情很严肃，满屋子的人，悄然无声。王元在黑板前被罚站两个小时。最后，华罗庚对他说：“回去再想想吧。”
不肯认输的王元，在事后认真演算， 第二天便把结果告诉给华罗庚。
“这就对了嘛！”华罗庚听了以后十分高兴。接着，他又出了一些题，王元对答如流。“你通过了！”华罗庚决定收下这个弟子。然而，给华罗庚做弟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一点他的学生们是有同感的。“起来，起来！”有时天还未大亮，人们便听到华罗庚的敲门声。他把宿舍里的学生一一叫起，或者给他们上课，或者讨论问题，一忙就是半天。
有时，半夜三更的，他也去敲学生的门：“别睡了！
白天的题目还得再讲一讲。”这一讲就讲到天亮。
这时的华罗庚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从不休礼拜天，学生们也不得不跟他一起加班加点，专攻学业。华罗庚一旦发现哪个学生有懈怠现象，便严加训斥。
这种严格的教育方法，连师母吴筱元也动了恻隐之心，她心疼地说：“哎呀，他们这么年轻，你礼拜天、晚上也不让人家休息，人家找不到对象怎么办？”大家一听都笑了。华罗庚便辩解说：“不刻苦，不用功，将来没有出息，恐怕才真找不着呢！”
华罗庚常教育学生要独立思考，善于发现问题。“如果自己的脑子里没有问题了，那就不是数学家了。”他说。
在研究过程中，他鼓励学生们多给自己提意见，并明确表态：“对于不肯给我提意见的人，我不指导他做研究。”
严师出高徒。在华罗庚的辛勤培养下，短短的五年间，赵民义、万哲先、陆启铿、龚升、王元、许孔时、吴文、魏道政、严士健、潘承洞等人迅速成长，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较有名气的教授，成了我国数学界的骨干。以华罗庚为中心的中国学派在国际数学舞台上倏然而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在谈到培养梯队的感受时，华罗庚讲道：“唐宋八大家，文章首韩柳。他们对培养人才都有精彩的比喻。现在经常提到的是韩文 的伯乐、千里马，值得一提的，韩文中还提了培养千里马的方法，策之以其道，食之尽其材，鸣之通其意。当然楚王爱马，喂之以枣脯，衣之以文绣，结果厩马肥死，这是公之不能尽其材的过错。武则天治烈马，一根铁鞭，一把匕首，一个铜锤，不怕烈马不服，这种与之不以其道的方法，即使千里马服帖了，但非死即伤，究有何益？当然我们不鼓励那种不埋头苦干专作嘶鸣的科学工作者，但我们应当注意到科学研究在深入而又深入的时候，而出现的‘怪僻’、‘偏激’、‘健忘’、‘似痴若愚’，不对具体的人进行具体的分析是不合乎辩证法的，鸣之而通其意，正是我们热心于科学事业者的职责，也正是伯乐之所以为伯乐。”
3．数学竞赛活动
华罗庚是我国中学生开展数学竞赛活动的创始者、组织者、参与者。
早在1946年访问苏联时，他曾亲眼目睹了苏联的数学竞赛活动，深深地感到这是推动中学生热爱数学、学习数学的极好方式。在他的积极倡导下，1956年，中国首届中学生数学竞赛活动，在北京、天津、上海与武汉四大城市举行。华罗庚、陈建功、苏步青、江泽涵、段学复、傅种孙、吴大任等著名数学家都积极参与了这项活动。这一年，北京市共有62所中学参加了竞赛，622名高三学生为参赛选手。数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数学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的教师负责出题、监考、评卷，赛后决定出名列前茅的选手。然后，经过著名数学家的接见，再把他们免试送入大学数学系，继续深造。在这次竞赛前，数学研究会专门租了一个戏院，由华罗庚向参赛生、中学教师及一些数学家作了题为《从杨辉三角谈起》的报告。后来，在潘一民的协助下，华罗庚把演讲稿扩写成一本小册子，正式出版发行。
1957年，数学竞赛活动进一步开展到南京等城市。此后，由于“反右倾”、“大跃进”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数学竞赛活动也人为地停止了。
1962年，随着全国形势的好转，北京市又恢复了数学竞赛。华罗庚再次出任竞赛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江泽涵与吴文俊。华罗庚为参赛学生与教师作了题为《从祖冲之的圆周率谈起》的报告。以后，这个报告也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了。此外，华罗庚还为中学生写了《从孙子〈神奇妙算〉谈起》、《数学归纳法》、《谈谈与蜂房结构有关的数学问题》等小册子。在向青少年传授科学知识的同时，他利用一切机会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启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
1962年春天的一天，北京市的80多名中学生数学竞赛优胜者，特地访问了他们极为崇拜的华罗庚先生。华罗庚和孩子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阵阵热烈的掌声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从会议室里传了出来。“请您谈谈怎样学习数学？”“请您说说怎样进行独立思考？”“谈谈您的学习经验吧！”……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提出了一个个问题。
“学习是件很艰苦的事。要学好，就得花力气，刻苦钻研，付出劳动的代价。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刻苦学习的，只有那些树立了远大理想的人，才不怕困难，才敢于探索别人未能解决的问题。”华罗庚语重心长地说着，同学们则入神地听着。
“至于如何学好数学，我想必须多做习题，基本功要常常练，有机会就练，不要轻易放过难题。碰到难题一时想不出来，不要泄气，继续想，经过一番深思苦想以后，想出来了，那时的心情愉快极了。即使当时想不出来，也不要紧，这可以养成独立思考的好习惯，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华罗庚还以“独立思考、锲而不舍”八个字，勉励孩子们刻苦学习，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
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数学竞赛活动再度终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