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结束后，华罗庚带领20多位专家，两次来到两淮煤矿视察。这位年迈的老人冒着近40摄氏度的高温，头戴柳条帽，身穿矿工服，亲自到矿井里与工人们一起研究统筹方案。
经过紧张的调查、论证与试验，华罗庚等人终于拿出了加快两淮煤炭开发及配套工作的论证报告和统筹图。
7月初，煤炭部 在北京召开了论证报告验收会，会上，部长们与专家们进行了认真讨论，一致认为该方案数据可靠，材料扎实，切实可行。高扬文 及胡耀邦同志对华罗庚等人的工作也提出了热情的表扬。
本来，华罗庚的任务已经完成，他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了。可他一想到煤矿上的事，就待不住了。他决定要三下淮南，亲自去办“坑口学习班”，让工作人员了解科学的知识与工作方法。他的想法受到了很多人的阻拦。“你可不能这样拼命了，好好调整一下吧，现在天这么热，到那里去怎么受得了？”满头银发的姐姐为他担心。
“您年纪大了，又有病，这次就别去了吧！”身边的人也劝他说。可华罗庚却说：“谢谢你们的关心。这样做，是人民和四化建设的需要，在上面办学习班，我们当然方便。但是参加的人都是生产骨干，他们如果长期离开生产岗位，生产就要受损失，还是到下面办好。我今年72岁了，我认为老骥不仅要‘志在千里’，更要‘干在千里’。人离不开自然规律，总是要老的，要退休、离休的，但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工作的心情是永远不应衰谢的。我要用三下两淮的实际行动，向党表心意，迎接党的十二大！”
就这样，华罗庚带着满身的劳累与疲倦，又一拐一瘸地上路了。
4．病魔无情
路途的颠簸与工作的繁重，使华罗庚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可他还是忙于他的“学习班”，不停地向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及普通工人传授科学管理的方法。有一天，他终于病倒了，面色苍白，神志不清，被连夜从淮南煤矿送进了北京医院。
医护人员进行紧急的诊断，并报告出检查结果：“又是一次心肌梗死！”
病房的门口挂上了谢绝探视的牌子。
华罗庚静静地躺在那里，鼻孔里插着氧气，那颗劳累的心脏在吃力地不规则地搏动着，他确实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了。
过了一段日子，华罗庚的病情渐渐稳定了，但身体仍极为虚弱。这时，他已经有点躺不住了。
一天。主治医生悄悄地走过来，委婉地问道：“你最近是不是太累了？从报纸上看到你们到两淮煤矿工作得很有成绩，是否太辛苦了？”
“不！两淮工作不忙，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总共60多人，加上两淮煤矿的工程技术人员共有100多人，他们比我忙多了，日夜不停地工作。大家知道我身体不好，非常照顾我，尽量让我多休息少工作，小事不烦我。大家虽然来自五个部、七个学会，但是，团结得很好，这不是病源。”华罗庚满以为说了这一番话，医生会给他开“绿灯”的，可聪明的医生只是微笑着走开了。
第二天，医生又来了，和蔼地对华罗庚说：“我知道你是个脑子停不下来的人，下‘命令’叫你不想问题，恐怕是不可能的。你就专心致志地想你认为重要的问题吧！虽然我不懂，但是我知道你是在思索一个对人民有利的问题。可是，你要知道，你是个重病人。我们正在用监护装置随时观察你病情的变化。希望你能服从医嘱，即使病情好转一些，你门上‘谢绝探视’的牌子也不能摘掉，一直等到你安静地找到思路为止。”
确实，躺在病床上的华罗庚，脑子一直在不停地考虑着一个又一个问题，总觉得自己还有许多十分重要的事情要做，真不该这个时候病倒。11月22日深夜，他俯卧在病床上，拿起纸和笔，为《数学方法与国民经济》一节写下了这样的俚序：尽管心力竭尽，哪顾水平高低。
人民利益为前提，个人成败羞计。
学龄已过六十，何必重辟新蹊。
贾藏、乘桴、翼天齐，奢望岂我所宜。沙场暴骨得所，马革裹尸难期。滴水入洋浩无际，六合满布兄弟。祖国中兴宏伟，死生甘愿同依。明知力绌才不济，扶轮推毂不已。
这次有病，华罗庚虽再度脱险，但常有不适之感，抵抗力远不如从前。可他仍不把身体放在心上，总想在他的有生之年多发点光，多散点热。在一首《述怀》诗中，华罗庚写道：即使能活一百年，36524日而已。而今已过四分之三，怎能胡乱轻抛，何况还有老病无能为计。若细算，有效工作日，在2000天以内矣。搬弄是非者是催命鬼，谈空话者非真知己，少说闲话，少生闲气，争地位，患得失，更无道理。
学术权威似浮云，百万富翁若敝屣，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而已。
5．三访美国
1983年10月，华罗庚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邀请，以杰出访问学者的身份再度访美，他于1984年7月9日回国，历时约九个月，同行者有华俊东、华光、柯小英、陈德泉、裴定一等。这次访问以加州理工学院为主，偶尔也出去作些短期访问。
华罗庚三次访美，时间跨度达38年，当被问起对美国的印象时，他笑着说：“我第一次印象最深的是‘热狗’， 第二次是‘汉堡包’，这一次是‘比萨’。快餐的发展或许可以说是美国社会进步的一个例证吧。”
华罗庚认为美国的青年人思想活跃，喜欢思考，勇于探索，是很有希望的一代。有一次，华罗庚正在看电视转播伊利诺伊州与加利福尼亚州的足球赛，可突然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加州理工学院对麻省理工学院”的字幕，观众一下子被搞糊涂了，以为是电视转播出了什么差错，后来才知道，这是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个学生开的玩笑，他用自己搞的一个发射装置，把电视台发射的信号给调换了，于是，才出现了这样的事。对此，华罗庚很有感慨地说：玩笑开得是过分了点，但说明这位青年很有创新精神与钻研能力，否则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华罗庚还对身边的人说：我们中国就应该学学美国人重实际、讲效率的特点。我一到美国，对方并不客套，也没什么应酬活动，但一切安排得很妥当。不像我们中国人动不动就前呼后拥，白白浪费了人力、物力与财力。华罗庚这次访美在应用数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收获。美国的贝克脱（Bechtel）公司曾有开发我国的准噶尔煤田的意向。高扬文部长让华罗庚在旧金山做有关的评审工作。华罗庚积极筹划这件事，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最后，还特意把陈德泉留在旧金山继续工作。这一合作项目上马之后，高扬文部长与贝克脱公司特别聘请华罗庚担任“中美国际工程公司”总顾问。华罗庚还于1984年去深圳参加了该公司的第一届理事会议。
在美国，华罗庚还访问了CDC公司，并以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理事长的身份与美国洛克国际畜牧研究中心负责人内塔·劳姆签署了互相合作的意向书。
华罗庚在美国的另外一项重要活动是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美国科学院院士大会。在大会上，来自各国的科学家们欢聚一堂，切磋问题，交流经验。
4月30日，各国院士们聚集在一个豪华的大厅里，举行接收新院士典礼。美、英、法、丹麦等国的科学家们身穿礼服，静静地听着美国科学院院长普雷斯教授致赞词，他在赞词中对一年前当选的外籍院士华罗庚大加赞赏。他详细地介绍了华罗庚在数学方面的成就，最后说道：
民！”
“他是一个自学出身的人，但是，他教了千百万人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主席台上，当美国科学院外事秘书马伦先生要华罗庚在院士册上签名时，华罗庚突然问道：“请问，我想用中文签名，可以吗？”“可以，可以！”华罗庚与会并要求以中文 签名的消息传到国内之后，他收到了许多素不相识者写来的信，尽管语言不同，风格各异，但都表达了一个主题：您为中国人争了气。国务委员方毅代表党和政府从首都北京送来了热切的寄语：“祝贺你，你是美国科学院120年历史里获得这个荣誉的第一个中国科学家！”
华罗庚的事迹在旅美侨胞中流传甚广。许多人找上门来与华罗庚合影留念，人们把他称作“科学使者”。
一天，一位年迈的华侨端着一盆西洋参来到了华罗庚的寓所，他眼含热泪，动情地说：“您的光荣，也是我们大家的光荣！请收下这盆人参，祝愿您长寿，为祖国多做些贡献！”听了这位老人的话，华罗庚感动万分。在加州理工学院，几位台湾青年慕名前来拜访，并拿出一本台湾翻印的《数论导引》让华罗庚过目。“华先生，虽然这本书上没有印你的名字，可我们台湾青年都知道这是你写的。”青年人对华罗庚说。对这件事，华罗庚早有所闻。他笑了笑说：“没有我的名字实在微不足道，只要我的书有益于台湾的青年学者就好了。”
由于华罗庚在侨胞当中成了传奇式的人物，所以也引出一些离奇的故事来。
一天傍晚，华罗庚坐上轮椅被儿子推着在洛杉矶附近的帕萨迪纳街头观光。两位华侨青年认出了他。
“您是华罗庚教授吧？”“是的。”华罗庚点点头。“我们能见到您非常高兴！”青年人与华罗庚紧紧地握了握手。
“华教授，您听说过没有？日本侵华战争中，天皇曾经下过一道命令： 第一，不准炸毁北京的故宫； 第二，不准炸您！由此可见，您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也是不可多得的。”
华罗庚一听这话便乐了。他笑着说：“抗战时期，日本人差点要了我的命，我是被埋在土下的人！”
华罗庚在台湾有一位地位颇高的老朋友，现在侨居美国，得知华罗庚访美的消息，他极为高兴，特地致函华罗庚并附诗以表示思乡之情：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华罗庚感到他的诗太伤感，在复信时，将原诗改为：参商本一体，误作两道光。
海内有知己，天涯易比邻。
在解释改诗的理由时，华罗庚说，这样改“除了借物寓情外，也符合科学道理；因为，在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唐朝，人们误认为参与商是两颗星，而现代科学已证明，参、商实际上是一颗星。现在，不少知己确实是到海外去了；而在航天技术发达的现代，天涯倒真是很容易成为比邻了”。
1984年7月初，华罗庚一行准备起程回国了。他打开窗子，举目远望，蓝天白云尽收眼底；思绪远飘，往事如梦又如烟。于是他摊开纸笔写下了《在洛杉矶海边山巅别墅隔窗西望有感》的诗句：
茫茫一海隔，落落长相忆。长相忆，白云掩目苍海碧。时光不倒流，往事何必多回忆。掌握好今时今刻，为人民尽心尽力。身后原知万事空，人生难得三万六千日。不珍惜，不落实，悔何日，空叹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