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正在忙，手机响了。一个陌生的号码。我犹豫了片刻，接通。
“我们去上访了！去国家信访局！”姐夫的声音，“我的手机没电了，忘了带充电器，这是赵老师的手机！对了，赵老师换号了，这是他的新号，让跟你说一声。”姐夫在电话那边自顾自地说着，“我们五个人，今儿黑就到北京了，你不是常去北京出差吗？那儿有熟人吧？”
“没有。”我果断道。多么单纯可笑的思维啊。没错，我是常去北京出差，中国所有的城市里，我除了对郑州熟就是对北京熟了，但是，这就能说明我北京就有熟人？我要是去上海出几趟差，难道上海就有熟人？我去美国出几趟差，难道美国就有熟人？因为某个大型的会议，我还和一个政治局常委合过一个上千人的影呢，这就说明我和他熟？而且，退一万步讲，即使有熟人，怎么就会恰恰有能办得上这种事的熟人？
“那算了。不要紧。我们有办法。有人带我们去。不跟你说了，回头再说。”姐夫匆匆挂断了电话。
我愣了半天神：谁带他们去的呢？关掉手机，我打开商务印书馆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查找“上访”这个词。词典如此解释：“上访，动词，人民群众到上级机关反映问题并要求解决。”真简洁，真准确。这个词在我这里只有一个最直观的意义，那就是告状——比较重大的告状。平日里，我和老公打牙磨嘴自觉委屈的时候，也就是和朋友们说一说。在外面挨刮受蹭风吹雨淋的时候，也就是和老公撒撒娇。我从没有上访过。要不是因为姐姐的房子，这个词，跟我没有任何哪怕是间接的关系。方才姐夫在挂断电话的同时，我听见一阵喧哗的笑声，似乎很快乐似的。——这是他第一次去北京吧？口气里并没有多少远途告状的惶恐和委屈，反而充满了旅行般的新鲜喜悦。或许是曾经挨过我的训，终于得到了伸张的机会，姐夫的口气里，隐隐的还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还能想到上访，还是决定去上访，而且还敢去上访，这让我感到了某种欣慰。而且，多么聪明，他们没有笨拙拙地先去市里再去省里，直接就去的北京，按老戏里的说法，就是去告御状了。当然要这样。既然告一回，干吗不去告个最厉害的状？
这样想的人，恐怕会有无数吧？忽然想起某一年，我去北京出差的时候，抽空和一个朋友去西站附近的陶然亭玩。在一条街1上，忽然看见满街都是奇奇怪怪的人：很多乡下人，有的夹着一个布包，有的拎着一个编织袋，有的提着质量很差的拉杆箱匆匆地走着；而在人行道上，还有很多人，坐着小马扎，或者提着小马扎，看着这些走来走去的乡下人。有时候，马扎人会猛地上前拽住一个乡下人，问道：“你哪儿的？”有的乡下人根本就不答，自顾自地向前走去。有的乡下人会惊奇生涩地应答，应答完毕，马扎人要么木然，要么就笑容满面地对乡下人道：“我也是那儿来的呀，来来来，老乡啊，我跟你说点儿事。”——后来，我才知道，那些乡下人都是上访的，那些马扎人都是地方政府派来劝访的——官方叫劝访的，国家信访局和上访的都叫他们拦访的。于是，在那条街上，便可以看到一组有趣的三角关系：拦访的想方设法阻拦上访的，上访的想方设法逃避拦访的；为了保证上访者能够顺利上访，国家信访局则专门派人每隔半个小时就去驱赶那些拦访的……
姐夫他们，会不会碰到拦访的呢？第一次去上访，会不会被那些老辣的拦访人给拦住呢？
晚上，我没有睡好。第二天上午，给赵老师新号打电话，没人接。中午时分，赵老师回了过来：“材料递上去了，很顺利。给我们开了个信，让我们去省信访局。我们下午去买票，尽快往郑州赶。”
第三天早上，我正开一个会，手机震动起来，是赵老师的新号。我走出会场，接通，里面传出姐夫的声音：“我们到郑州啦，在火车站，马上就去省信访局。你知道在哪儿吗？咋坐车？你能去那儿跟我们碰个头不能？”
“我正开会，中午才能过去。你们打车。”
“哦。”姐夫显然有些失望，“那，你那里有熟人没有？”
“没有。”我说着挂断了电话——几乎每次和姐夫通电话，我都会生气。从不先告知自己是谁，也从来不确认一下我是谁，更不知道什么叫预约，觉得我的时间跟茅草一样随便……他好像有一种天然的自信：他绝不会把号码拨错，你也一定能听出他的声音，且自认为和你的关系程度，什么时候打电话都不会有问题，更讨厌的是干什么都问有没有熟人，似乎我认识全世界的权贵……但是，你让他去问谁呢？你这个整天在外面闯世界的人，难道不是他觉得最该问的吗？才问了你几天，你就这么不耐烦了？我问着自己，愧疚一点一点袭来。
将近中午的时候，我在会上早退，想打车直奔省信访局，但正好到下班和吃饭高峰，照例堵车。而且出租车特别难打。在单位门口站了十分钟我都没有打到，无奈之中碰到门卫室的一个保安轮班去吃饭，我便坐上了他的电动车让他送我一程。一路走偏街过僻巷，终于在11点半的时候，我看到了省信访局的大门。门口也站着一个低矮的保安，一看见我接近信访局的大门，他就向我打了个手势，让我向西。我纳闷地问他：“向西干什么？”
“反映问题的，都去那儿。那儿才是信访接待大厅。”他很老练地说，“第一次来吧？”
“哦。”我回答。马上就觉得更奇怪了。他显然是把我当成上访的了。我怎么就像一个上访的了？我从坤包里掏出小镜子：镜子里的我灰头土脸，蓬头垢面——今天的天气有些沙尘暴，用谁的一句诗就是：“大风说了一天的脏话。”脏话里的行走者自然难以干净。更应景的是，我还穿着一件中式盘扣对襟蓝花花小布衫，要是坐在书斋里，这就是最有味道的风雅服饰，但是在这条满是上访者的大街上，在灰头土脸蓬头垢面的前提下，这件书斋里的风雅服饰只能使我看起来是一个活生生的农村小媳妇，还是整天挨打受气的那种。
我顿觉屈辱——可是，我屈辱什么呢？上访者的身份就是一个屈辱的身份吗？
不敢想下去了。我朝信访局大门的西边走去。人越来越多，都是三五成群的，有的站在树下，有的倚着墙根儿，有的就站在当街上，很多人都穿着样式落伍的厚外套，皆是黑红的粗糙的脸，一望可知绝大多数都来自乡村。每个人都在说话，都在叽叽喳喳，即使偶尔有个落单的，也拿着手机唾沫横飞地说着什么，每一群和每一群的口音都不一样，尾音轻些的，应该是来自南阳；尾音重些的，应该是来自周口；整个腔调都偏山西味儿的，无疑是来自豫北，不是新乡就是山阳……我穿过人群，来到接待大厅的大门口——这个大厅也有个小院子，院子门口也有保安。一个保安立马伸手把我拦住了：“清场了。”
“什么？”我没听明白。
“下班了。下午再来。”他看着我，“工作人员也得吃饭。”
“下午几点……上班？”我差点儿问成几点上场。
“3点。”
我朝里面看了看，不知道姐夫他们办得怎么样了，还真让人牵挂。还是进去一下才能放心。于是我朝保安赔笑：“我们的人在里面，我去跟他们见个面就出来。”
“就在这儿等，他们马上就得出来，现在就是只许出不许进，这是老规矩。不然我们的人就没有个喘气的时候。”保安绷着个脸，铁面无私。我只好手把着栏杆朝里面张望。这情形，有点儿像探监。
“你哪儿的？”或许是因为无聊，保安开始问我话，饶有兴致的样子：“汝州的？”
“哦。”我胡乱应答。
“好家伙，来了一百多号人。”他感叹，“真中啊，你们！”
我敷衍地笑。
“也对。人越多上头就越重视。三五个人啊，难打住食儿。”——打食儿，河南方言，收获的意思。
我点点头。
“也是为拆迁的事儿？”
“哦。”我正想离开这个搭讪的保安——再说就露馅了——忽然看见姐夫出现在大厅门口，接着是赵老师，便连忙朝他挥挥手。姐夫也在第一时间看见了我，很兴奋地朝我挥挥手。
是在萧记烩面馆吃的饭。郑州烩面有两大家，一家合记，一家萧记。合记是浓香，萧记是清香。普通的优质烩面十块钱一碗。我又点了两荤两素四个菜，五瓶啤酒。
“十块一碗，真贵！”他们纷纷感叹。
我笑笑。和菜比，饭算是便宜的。当然他们对饭比得最有底，那面是他们种的麦子磨出来的啊。一斤麦子多少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去年是一块。
“这个牛肉多少钱？”很快就有人指着了菜。
“吃吧，我能报销。”我说。我知道只有这样说他们才会吃得放开一些。果然，他们很快就大刀阔斧，风卷残云，饭、菜和酒统统见底儿。接着才打着饱嗝开始说起了他们的上访之路：带他们上访的，原来是山阳的一个民间上访英雄，姓李，是个60岁的老太太，人称李老太。此人身体硬朗，脾气更硬朗。家在韩庄，位于山阳市东郊。南水北调路过此村，此村有一半村民便也面临拆迁问题。很多人家都按照上面的赔偿政策领了房子领了钱拆了房，唯有李老太不肯，成为最坚决的钉子户。她做钉子的理由是：“为什么韩庄执行的不是城区的赔偿标准？”
“南水北调的赔偿，城区和乡村还不一样？”我惊讶。
“当然不一样。城中村的那些赔偿标准都比农村的高。”姐夫说。城中村的也才701，那么，乡村的才有多少呢？三四百？
“李老太说，为什么前几年市里创建全国卫生城市的时候，把韩庄划到了城区，村容村貌都按城区的标准来，现在，到了赔钱的时候，又把韩庄划到了农村，又按农村的标准来？她就揪着这个上访，说不公平。硬是跑了三趟北京，最后人家胜利了，上面又多赔给人家一套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