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的年纪越来越大，手脚也没从前麻利了。今年五月，去济南开会，顺路回·了趟老家，八十岁的娘站在灶台边给我做饭，姐姐、妹妹过来帮忙，娘不让她们插手，说“你们不知个咸淡”。五月的内地，天气很热了，汗珠顺着娘的耳鬓流下来，我实在不忍，吃饭时，便说娘做的饭不好吃，要到姐姐家吃。“娘做了一辈子饭还没你姐姐做得好吃？你姐姐做饭还不是我教的？”娘执意不肯让我到姐姐、妹妹家吃，炒菜往锅里放油、盐、醋、酱油的时候小心翼翼地，不像从前那样果断了。那天早上，娘给我煮了两个鸡蛋，娘给我剥掉蛋壳，递到我手里。我实在吃不下去，鸡蛋上面有一道黑黑的手印，是娘的手指印，娘用浑浊的眼睛看着我：“吃吧，鸡蛋有营养，家里现在不缺这个。”最后我还是以谎言骗过了娘，把鸡蛋放到了父亲的碗里。到新疆三十年了，回家的次数也不少，唯独这一次，走的那天，我跪在了爹娘的跟前，这一跪，告诫自己啥都可以忘，但不能忘本。
（作者系合密地区作家协会会员，哈密市教育局教研室干部）
我的婆婆
天街小雨
说起我的婆婆，我就不由得要为她竖起大拇指。我常常惊讶她有着巨大的承受力，更惊异她有无穷的能量。从婆婆的身上我真正明白了：为什么人们要用“伟大”这个词语来形容中国的女性了。
婆婆是家中的“总管”。她肩负着照顾四代人的重任。一代有自己的老婆婆需要她照顾，二代有丈夫需要她去体贴，三代有子女需要她去关心，四代有孙子、孙女需要她去关怀。
七十多岁的“小媳妇”
据婆婆说，从十九岁她出嫁以来就一直与自己的老婆婆生活在一起，从来就不曾分开过。早年在江苏老家，十九岁就已是共产党员的婆婆担任着生产大队妇女主任的工作。家里的大部分家务老婆婆都主动承担了，还帮助她带大了四个子女，给婆婆的工作以很大的支持，为她解除了后顾之忧。来到新疆以后，婆婆又是上千人的知青队的负责人，依然还是老婆婆一直在支持她的工作。她们就这样在互相的理解中度过了许多年。婆媳相处融洽，如同有血缘关系的母女一般。随着时光的流逝，老婆婆也需要照顾了，婆婆也就不再担任外面的工作，回到家中承担起了全部的家务。
婆婆整日忙碌在买菜、做饭、洗洗刷刷这些家务事中，同时还要带孙子。她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了家人的身上。老婆婆心疼她就抢着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择择菜、擦擦桌子、收拾碗筷。每到此时婆媳俩就会为干活儿的事拌几句嘴，结果总是老婆婆被婆婆说服而放下手中的活儿。婆婆对老婆婆的照顾十分周到，四处寻找适合老婆婆的小裹脚穿的鞋子；扯布找裁缝给老婆婆做大襟的衣服；陪老婆婆到市区医院看眼睛；还带着老婆婆一起到伊吾、巴里坤去旅游。看到婆媳俩亲密的样子，许多人都以为她们是母女俩。当得知她俩是婆媳关系时，就会啧啧道：“真不容易啊！”这样的话我都亲耳听到过许多次。我想：就是有血缘关系的母女也不过如此。
在她们和睦相处的五十多年中，由于婆婆的细心照料，老婆婆活到了一百零一岁。对于如何给老婆婆过百岁大寿，婆婆早在一年前就开始筹划了。她不仅张罗着让子女们忙活此事，而且还花了一千多元钱亲自去请了一个民间音乐班子来为老婆婆祝寿。祝寿的场面隆重而热闹：室外有音乐班子吹、拉、弹、唱营造喜庆气氛，更有红色的大拱门上展示着祝寿的对联；室内高朋满座，老婆婆端坐在“太师椅”上幸福地享受着儿子、媳妇，孙子、孙女，重孙子、重孙女们的跪拜、磕头过百岁大寿的快乐；同时还有专门从市区请来的一位女高音歌手演唱助兴。席间婆婆还把特意准备的装有一个寿碗、两个寿桃、一块寿糕的礼物袋分发给每一位参加寿宴的来宾。婆婆为老婆婆举办的百岁寿宴活动轰动了整个矿区，一时被传为佳话。当地的电视台还播出了寿宴的盛况。反映祝寿活动的照片、文·章被刊登在了《新民晚报》《新疆日报》《同舟》杂志和新华网等全国十几家报刊、网站上。忙碌完寿宴的婆婆，看到这些被刊登的照片、文章高兴得合不拢嘴，碰见熟人就让人家看照片、文·章。有人开玩笑地叫婆婆“小媳妇”，婆婆也欣然接受：“我有老婆婆在，当然就是媳妇了。”
老婆婆在快乐的氛围中又度过了一年，安详、满足地走完了她的一生。婆婆又为老婆婆周全地料理完了后事。我想：这下婆婆应该可以好好歇歇了。近年来婆婆的白发明显比以前增加了许多。出人意料的是婆婆又有了新的提议：要在老婆婆的墓地周围种树，让绿树永远陪伴着早年就守寡的老婆婆，不让她感到孤单。在婆婆的号召下，子女们立刻行动起来。她让大儿子从市区林管站买来了已生长了十年的二十一棵松树、柏树（因怕小树苗无法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成活）。为了保证有水浇灌这些松树、柏树，婆婆又安排二儿子找人打了口井、盖了间水房。每个星期婆婆都要坐车到墓地去给松树、柏树浇水，从此荒凉的墓地因这些松树、柏树也有了一丝生机。这也让不少来公共墓地祭拜的人们驻足观看，并称赞婆婆对老婆婆的这份孝心。在我看来，婆婆的孝顺品质也早已感染了自己的后代，并在子孙们的身上得到了传承。
婆婆的包子
每当我经过包子店的时候就会想起婆婆的包子。婆婆做的包子不仅外形小巧美观，而且皮薄、馅多、味美。更值得一提的是婆婆的包子不同于普通的包子，是“野菜包子”，真正的绿色食品。这些包子需乘坐大巴车从八十公里以外，经过一个半小时才能运到我家。由于需要长途跋涉，所以婆婆会事先将蒸好的包子放入大冰柜冻得硬邦邦的，然后再裹上好几层食品袋。这样一来，从矿区运到市区的包子就完好无损了。我只需将包子放入冰箱贮藏，吃时取出来在蒸锅上一馏就新鲜如刚出笼的。
婆婆的手巧、能干、利落是出了名的，左邻右舍没有不夸奖的。他们都享受过婆婆那美味、营养且绿色无污染的野菜馅包子。每到春天婆婆都会到野外挖回那嫩绿的野菜，经过细心地挑拣、洗净之后，再精心地做成馅，包成包子。不知婆婆的包子里到底放入了什么特别的调料，经过她的手做出来的包子味道就是鲜美无比，与众不同。凡是吃过她的包子的人都赞不绝口。每当听到大家的称赞，婆婆便满脸绽出笑容：“这野菜包子可有营养了，下次再给你们包。”
多年来全家人就这样享用着出自婆婆之手的营养美味的野菜包子。婆婆总会把冻好的包子分成四份给四个子女每家一份。因我家在市区里，分给我们的那份包子要么婆婆会亲自坐车送来，要么就会托大姑姐或小叔子到市区时带给我们。每每吃着婆婆的包子，我的心里就会增加一份对她的敬意。“谢谢您，婆婆！”这句话我在心里早已说过无数遍了。我不仅要感谢婆婆您给我们一家三口送来了包子，更要感谢您给我伺候月子，还帮我把十个月大的儿子带到了五岁。这使我能够安心工作并取得了陕师大中文本科的文凭。
出得了厅堂的婆婆
我的婆婆不仅是家中的“总管”，还是家里的“外交官”。由于婆婆性格开朗、豁达，又待人宽容、和善，因而与左邻右舍相处得十分融洽。蒸出的野菜包子、腌出的各种咸菜、熬出的牛肉辣酱，婆婆必定会端出来让邻居们分享。
公公不擅与人交往，人情往来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又落在了婆婆的肩上。谁家有红、白事，谁家的孩子过满月等，出席的总是婆婆。婆婆为人处世的宽容、大度在认识她的人中间早已传开。那些江苏籍的与公公一同进疆的老乡异口同声地对公公说：“老梅，你可真有福气。”这句话已经说了很多年了。
“出得了厅堂，进得了厨房”是人们评价中国女性的最高标准。我觉得：我的婆婆就是这种集中国女性多种优秀品质于一身的人。开朗豁达、宽容大度的婆婆，吃苦耐劳、敬老爱幼的婆婆是我及所有女性的榜样。
（作者现供职于哈密市第五中学）
当母亲不再认识我
寇俊峰
三月的一个上午，阳光暖暖地照射在阳台上，母亲坐在凳子上，沐浴着阳光，一手扶着窗台，不时地向窗外张望，虽然眼睛几乎失明的她看不清外面的世界，但小区里孩子们的嬉闹声却格外吸引着她。我知道，母亲渴望着能走出家门，感受暖暖的春阳，感受和煦的春风。
有多少日子，母亲都是这样在阳台上向外张望。但孱弱得经不起一点风吹雨淋的她，除了住院外，她在家里已经整整十四个月没有走出过这座房子。十四个月里，她住院八次，在家里输液一百二十多天。发病时，她奄奄一息，昏迷高烧几十个小时，在生死线上挣扎；不发病时，她能在房子里走一走，坐一坐，但神志却时好时坏，今天说自己到了老家的院落，明天说自己到了她母亲的坟前。按我小外甥女的话“姥姥在到处神游”。
“妈！”我冲母亲喊。
“宋润明（已故的我二舅的名字），你咋叫我妈呢？”母亲回答。
这段时间以来，母亲已经彻底不认识我了。
姥姥二十四岁时，姥爷就撒手人寰，当时我二舅只有几个月大，我母亲也只有五岁。姥姥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在那个饥饿的岁月里，在家里排行老大的母亲吃过多少苦，可想而知。可能是先天营养不足，从1989年开始，不到四十岁的母亲就成了医院的常客。2000年初，母亲一场大病，一年时间住院九个月，哈密各大医院都住遍，最后转到了兰州陆军总院，后来又到了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所属的西京医院，最终诊断结果是严重脑萎缩引起的消化功能紊乱和视神经萎缩。2001年开始，母亲的视力明显下降，我曾亲眼看到母亲的眼睛对着液化气灶燃烧的火苗，查看火着了没有，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敢让母亲到厨房。十一年了，我们没吃过母亲亲手做的饭，但早年那些贫困的日子里，母亲想尽办法让面糊糊吃起来像大餐的记忆还是让人难以忘却。
而今，在单位，每当听到同事的母亲做好饭后打电话邀约自己的孩子到家里吃饭时，同事们那种幸福的样子让我很是羡慕。母亲做的饭，已经不只是饭，而是一种象征，是一种温馨，是一种感动。
母亲多病，但对我们的爱却没有丝毫减退。母爱是什么？是为我做的一双双千层底布鞋，是一次次将积攒了好久的钱偷偷地塞到我衣兜里，是托进城办事的邻居捎来的一包包锅盔，是挣扎在生命垂危的生死线上，嘴上念叨的还是子女的名字。母爱的细致，母爱的千丝万缕，都装进了平凡的生活里，像小溪的水，静静地流淌着。
归有光的《项脊轩志》中有这样一段：“娘以指叩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吾从板外相为应答。语未毕，余泣，妪亦泣。”这短短的几句描写，凝聚了厚重的母子情，曾经有多少个日夜，母亲就是这样，从门外呼唤着挑灯夜战学习功课的我的乳名，端饭送水。想起这些，再看看病床上的母亲，我泪沾衣襟。
我时常想，母亲在时，我叫她，她还能答应，尽管不认识我，但她就坐在我的旁边，真真切切地，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当母亲不在时，你喊，你喊破嗓子，又有谁答应呢？
我时常宽慰自己，当母亲不再认识我，我不应担心，因为母亲还在。当母亲的睡眠黑白颠倒，让我妹妹常常白天睡觉，晚上“值班”时，我和妹妹都清楚，母亲若是没病，神志若是清楚的，她绝对不会这样去做。病痛已经折磨得让母亲时常在生生死死的边缘上游走，仅仅是睡眠的黑白颠倒，无妨，也无碍。
“母寒乎？·欲食乎？”·当母亲不再认识我时，我仍然会问，因为母亲就在身边。
（作者现供职于哈密日报社）
门外吸烟的母亲
刘亮
屋外雪花飞舞。母亲就站在门口，脸通红，手里捏着一支烟，在冷风中微微地抖着。看见我，母亲脸上显出些慌乱，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我也说不出话，场面便有些尴尬。
说实话，我承认，我劝母亲戒烟确实有些私心，可我没想到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这么大的雪，这么冷的天，母亲竟然要躲到门外去吸烟。
我已记不清母亲吸烟的历史到底有多悠久。从我记事起，母亲就有了很大的烟瘾。那时，我们一家还住在远离哈密市区二百公里戈壁滩上一个名叫七角井的小镇。每天母亲一下班，手忙脚乱地把全家人的饭做好，摆上饭桌后，她总要卷上一支莫合烟，坐在一边安详地吸着，看着我们津津有味地吃饭。
我知道，母亲之所以吸烟跟她的工作、跟七角井的天气有关。镇上的活儿，最苦最累的莫过于冬天挖硝。而这正是母亲的工作。大冬天，母亲和她的那一帮“五七连”的姐妹每天都得顶着寒风，在戈壁滩上找硝，揭去硝盖，再用炸药把硝块震碎抱上硝坑。干一阵活儿，人就会冷得受不了。这时候，非得点上一支火辣辣的莫合烟才能抵挡戈壁滩的严寒。
而这种生活，怕是生在鱼米水乡作为家中独女的母亲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