尕舅奶奶是县城里缝纫社一流的裁缝，心灵手巧的母亲没几天就从她那里学会了缝纫，成了我们队小有名气的裁缝。母亲也算是命好的：跟的是“工作”人，吃的是现成饭，孩子有婆婆哄，只干农业社里那一头子活儿。按说是很清闲的，但自从有了缝纫机，母亲悠闲自得的新媳妇生活也就画上了句号。每天起早贪黑不得闲，马不停蹄帮乡亲们缝缝补补。午休的工夫，麻利的母亲在一块布料上比画着，照着样子放大或者缩小，“咔嚓咔嚓……”几剪子裁好，又坐在缝纫机前“嗒嗒嗒嗒”一口气缝好。用“烫烫子”（类似于熨斗的烙铁）烫平熨展，还要锁上扣眼、缝上纽扣，折叠得整整齐齐地送给主人穿。为此，祖母和父亲可没少唠叨：“心太实呀！也不知道给自己的孩子留个巧儿（咱这儿有个讲究，帮别人做针线活儿时得留几针，叫‘留巧儿’，否则，自己的子孙后辈手就不巧了）”“面情太软，啥人张嘴都不打推辞。”
“乡里乡亲、隔壁邻舍的，谁还不用个谁了？”热心的母亲照旧没日没夜地忙活着。当年我们队的“口里人”哪个没穿过母亲亲手缝的衣服？支边人孟大叔一家大小棉的单的母亲全包揽了。那台不咋样的缝纫机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过厚耐整”，初学者咋折腾都不坏，有个小毛病母亲一鼓捣就手到病除了。
大姑、二婶、三嫂她们那精湛的缝纫手艺都是在它这里练就的。每到冬天农闲时，来我家扎鞋帮、绲鞋棱、引棉衣的……络绎不绝，真心实意的母亲借助这台当时最现代化的工具可行了不少的人情：我家上个房泥抹个墙的，房上房下就站满了帮忙的人；记得那年夏天母亲赶着毛驴车去河湾里拾粪，回来时车坏在了阴沟桥上，孟大叔听说后，二话没说拿了工具、骑上自行车走十几里路去修车了……“你看看，这都是你妈妈千针万线的威望啊！”在场的人谁都这样说。
的确，这台“无敌牌”缝纫机自从和母亲搭档以后，为睦邻友好可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如今人们大都穿成品服装，好多人家的缝纫机也退居二线了，但年迈的母亲还时不时地掀开缝纫机为亲友家的另一辈人———孙子、重孙子们缝个尕褚袄子（小棉袄）、连脚裤裤、包单子什么的，续写着友好和谐的乐章。
（作者原名周瑞清，系巴里坤退休教师）
我的母亲
雅岩
灯前慈母笑，道比去年长。底事娇痴态，依然似故常。时光总在不知不觉间狡猾地溜走，等你蓦然回首时，才发现岁月的无情。一天，陪友人逛商店，友人说要给母亲买祛斑的化妆品，当时我还很惊讶地看着她：“怎么可能有斑呢？那是只有老人才有的啊！”友人笑看着我，说：“难道我们的母亲还年轻吗？”我愣了好久，才幡然醒悟，母亲已近天命之年了。
记忆中的母亲还是年轻时的模样。那时的母亲很爱美，整日都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大方，尤其是出门前，总要用梳子蘸点水，把头发梳得油亮亮的。村里人都夸母亲生得精神。对我和弟弟，母亲也总是想方设法地把我们打扮得干干净净，而同龄的小朋友则经常衣襟上沾满鼻涕，结痂后硬硬的，泛着油光。村里人往往见了就夸我俩爱干净，像城里孩子。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母亲开始变得“邋遢”，房间很少收拾，虽然家里早就买了全自动洗衣机，可脏衣服还是到处都是。母亲出门前也不再打扮，甚至连镜子都很少照。所以，每次回家，我总要唠叨母亲半日，甚至认为人到中年是不是都会变成“邋遢妇”。开始，母亲还会说忙，无暇处理这些事情。可时间久了，面对我的抱怨，母亲不再言语，只是微微一笑。对于母亲来说，每次我回家，就是最大的喜悦了。
母亲自我初三起，开始做生意，至今已有十个年头了。刚起步时，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因为我们家从没有做过生意，而且母亲仅上过初中。那时，族里就有人扬言母亲肯定坚持不了一个月。可母亲有着传统女性的坚忍。她进货，开业，联系商家，不眠不休，虽然历经坎坷，但母亲都一个人默默承受下来了。自始至终，母亲都坚持诚信经营的原则，所以买卖越做越大，由最初的一间房小店，到现在的三间商品房超市。母亲不仅坚持了一个月，而且坚持了十年。其间，也出现了很多的商家竞争，母亲的生意非但没受影响，反而越来越红火。
随着母亲生意的红火，家里的空间仿佛在逐渐缩小。房间的每个角落都堆放着母亲的货物，就连我们睡觉的房子也被无情地占用了。那时，抱怨几乎是每天发生的事情。而对于我们的抱怨，母亲从来都不辩解什么。直到大学毕业后才得知，那几年，政府财政紧张，父亲的工资经常欠发，正是母亲的辛苦经营，才勉强支撑着我读完了大学。现在回想当时的抱怨和不懂事，内心总是充满无限的愧疚和酸楚。
我工作后，本以为可以让母亲安享晚年了，可母亲总也闲不住，坚持继续经营着家里的店铺。每次跟母亲商量什么时候“关门大吉”时，母亲总说：“闲着也是闲着，又不累。”然而每当看到路边上那些小商小贩站在寒风里瑟瑟发抖地叫卖时，我总会想起母亲，那个曾经为了子女在寒风烈日中辛苦劳作的坚强女人。
多年的操劳让母亲的白发急剧增多。人常说人到中年就会急速衰老，而这一切在母亲身上都一一得到了印证。松垮的皮肤，下垂的眼角，黄褐色的斑，细密的皱纹，天哪！这还是那个曾经每天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头发油亮的女子吗？我竟有些不敢再看了。原来，我对母亲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她的年轻时代。
“今天怎么了？”母亲笑着问我。
“妈，你怎么一下子老了这么多！”
“你都多大了？”母亲转身又去忙家务了，似乎对自己的变老毫不在意。
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我心里一热，母亲为我们，为这个家操劳得太多了。“妈，我给你剪脚指甲吧。”晚上，母亲躺在炕上看电视，我抬起母亲的脚轻轻剪着，生怕一不小心弄疼了母亲。“没事，你放心剪吧，不疼。”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说道。不一会儿，趾甲剪完了，母亲也睡着了，打起了微微的鼾声。看着熟睡中的母亲，我不忍喊醒，关掉电视，轻轻地为母亲盖上被子，关灯走出了房间。
有那么一刻，我感觉母亲就像个孩子，而我就是母亲。
（作者现供职于哈密石油高级中学）
母亲的生日
刘胜利
刚上班，妻子打来电话，问我是否给家乡的母亲打了电话。我一怔，问有什么事。“今天是妈的生日，你不记得了？”听着妻子含嗔带怨的话语，我的心不由得一颤，我竟把母亲的生日给忘记了。
其实，现在给母亲过的生日并非母亲准确的生日。母亲出生时家境贫寒，兄弟姐妹又多，外祖母没有把母亲的生日记住，只能估摸母亲出生的月份。嫁给父亲后，母亲不但下地干活儿，还要承担一家人的柴米油盐。生活的重担过早地磨去了母亲的青春，也磨去了母亲的记忆。等我们兄弟姐妹长大后，母亲连自己出生的月份也记不准了。
为母亲过生日是十年前的事。那年秋天我家盖起了新房。新房落成的那天，小弟又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母亲虽然不识字，却拿着小弟的录取通知书翻来覆去地看，并执意让父亲买来鞭炮亲自在新房前点燃。透过鞭炮炸起的烟花，母亲刻满皱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满足的笑容。
看到母亲高兴的样子，我的心情却变得沉重起来。母亲辛勤劳作，把我们兄弟姐妹一个个抚养成人，却没有享过一天清闲的日子。我突然想起母亲说过，她好像出生在这个月份。我便走到母亲跟前，让母亲想想她的准确生日。母亲想了半天，也没有想起她的准确生日来。一旁的父亲明白了我们兄弟姐妹的心情，就走过来说，既然想不起来就算了，今天咱家大喜，就把你妈的生日定在今天吧。母亲高兴地点了点头。于是，小弟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便成了母亲以后的生日。在庆贺母亲生日的那天，从没沾过酒的母亲噙着眼泪端起一杯酒说：“以前咱家穷，只想把你们兄弟姐妹几个抚养成人，哪想到过什么生日哟。现在你们兄弟姐妹都大了，只要你们都有出息，生活过得好些我也就知足了！”听着母亲的话，我们心里都酸酸的。
接下来的几年，无论我们多忙，每到母亲生日那天，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会相约为母亲庆贺生日。五年前的一个雨天，为了生计，我不得不携妻带女离开家乡来新疆谋生。当时离母亲的生日只有八天。离愁更兼细雨，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妻子忍不住哭了。我悄悄擦干泪，双手接过母亲为我打点的行囊，跪在母亲的面前磕了一个头，提前祝愿母亲生日快乐，健康长寿！然后站起身，毅然走出了我家的老屋。
走到车站，母亲又从后面追了上来递给我两样东西：两条炸熟的鱼和一百元钱。母亲说希望我们夫妻在外生活年年有余。我拿了鱼，推开了一百元钱。母亲不依，执意往我手里塞，嘴里念叨着说：你们走得那么远，我不知道啥时候能见到你们……母亲说着，抱起女儿哭了起来。我无言以对，只好颤抖着双手接过那几张皱巴巴的带着体温的纸币。这时我觉得眼里的泪水要流下来，不能再让母亲看到。车来了，我飞快地跳上车，背对着母亲，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初到哈密时，我还能在母亲生日那天给母亲打个电话，编造一些不能回家的理由。母亲却总是安慰我，路远，太花钱不划算，让我们好好过日子，而我现在竟把母亲的生日给忘掉了。在日常生活中，妻子的生日我记着，女儿的生日刻在我心里，却最不该忘掉母亲的生日。看来我是一个十足的不孝之子了。
放下电话我急忙回家，点燃蜡烛，面向家乡，虔诚地端起一杯酒，遥祝母亲健康长寿！并暗暗发誓，明年母亲的生日，一定要带上贺礼同妻子女儿一起回家为母亲祝寿，一定要亲手为母亲敬上一杯酒，让母亲在儿孙满堂的氛围中体会到天伦之乐！这是我能做到的，也是我早应该做到的！
（作者已故，生前系《哈密开发报》记者）
母亲的眼睛
杨晓梅
去年的时候，母亲说觉得眼睛很毛，东西有些看不清，我以为是老年人的花眼，没有放在心上。在医院上班时，倒也打过几次电话，叫母亲来看眼睛。母亲每次都说麻烦，自己也还能看见，就不麻烦我了。我也就没有催促，后来母亲偶尔说起眼睛毛时，我还不耐烦地说：“让你去看你不看，这会儿又说。”母亲总是对我的不礼貌报之一笑，好像对让我不耐烦而感到有点羞涩，嘴里叨叨着：“没事的，我就是说一说。”
上个星期天，我去看望母亲，母亲正在做饭。七十多岁的母亲佝偻着身躯在狭小的厨房里进进出出，眼睛凑近锅台，沸起的水汽扑在她沟壑纵横的脸上，母亲的眼睛微微地眯着。她抬起头来，看着我，呵呵地笑了，说老了，眼睛不太中用了。我看着母亲深陷在眼窝里浑浊的眼睛，想睁开又睁不开的情形，心里有些不太好受。回到家里，我就打了电话，找了认识的朋友，约第二天带母亲去看眼睛。·第二天我去接母亲时，母亲不停地说你上班去吧，别忙活我了，我没事的。而我只是态度稍微强硬了一些，母亲就慌忙地跟我走了。到了医院，很快就有了结果。当我站在视力表前，听母亲说她一个都看不清时，我惊呆了，我竟然没有发现我的母亲视力近于失明。朋友告诉我母亲得的是白内障，早已过了成熟期，应该早做手术。我无话可说，只是呆呆地看着母亲那浑浊而有些茫然的眼睛，听见母亲为我辩解。母亲说：“她要带我看，是我自己不想看。”
回去的路上，我搀着母亲的胳膊，慢慢地往家走。母亲不停地说：“我怎么这么多事啊，这老了老了还要做什么手术。我不做了，看不见就看不见，又没什么要紧，我都习惯了。”我一声不吭，听着母亲絮絮叨叨，心里的愧疚翻江倒海般地涌来。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身为人女，除了心安理得地享受母亲给予的疼爱，又为母亲做了什么呢？我走在母亲身边，比母亲足足高出近二十厘米，这又能改变什么呢？我情不自禁地伸出胳膊轻而易举地就搂住了母亲瘦小的肩膀，母亲抬头看着我喜滋滋地说看我女儿个子多高。
母亲身高不到一米五，由于长年劳作，脊柱弯曲成钝角状，愈发地显得矮。当我们这些人高马大的儿女围着她时，母亲就像花心里的蕊被我们这些硕大的花瓣围住。母亲很是骄傲，儿女没有遗传她的矮个头。我喜欢在母亲面前撒娇，常常要半蹲下去，才能把头靠在母亲的肩上。母亲总是呵呵地笑着，用那双疼爱的眼神看着我，可如今，那双疼爱的眼睛竟然在我的眼皮下面近乎失明了。我恨不得捶自己一顿。四月的阳光已经很强烈了，我抬起头看向天空，企图让灼热的光线来蒸发我眼中的愧疚，可在这明媚的阳光下，我眼中看到的花红柳绿又怎能让我忽略自己的失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