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致富的诸多成功经验，如“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洪水期准备天旱的商品，天旱时筹划做船的生意）被司马迁写进《史记·货殖列传》作为例子。《史记》和《汉书》中的许多地方都把“陶朱”当做巨富的代名词。
富有不是罪过，但富而不仁有时却会招致灾祸。人们如果能够除去矜夸之态，去其鄙吝之心，消除心中之怒，禁绝淫欲之心，则能保享五福。为富本来就容易招人嫉妒。为富不仁，恃富凌人，是给人伤害自己的借口。牢记“仁者以财发身”，这是“大学”教给人们的为人处世的秘诀。
（2）获取财富要遵循正道
钱虽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我们说“功名利禄”是身外之物，并不是说要彻底地跟它们断绝一切关系。只要来自正道、不受之有愧，只要是干干净净的、用自己的汗水劳动换来的，我们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用这些钱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宣曲有个大富豪，他发家致富的秘密竟是屯积粮食致富的，他姓任，他的名字后人已经记不住了。所以，到史学家司马迁为他写列传时，只能叫他宣曲任氏。
任氏本来是个看管粮食的小官吏。大概在本行中他懂得了粮食的重要性，因此在他手里进进出出的粮食实在太多了。陈胜、吴广揭竿起义，天下大乱。为避灾荒，那些豪族们都争先恐后地收藏金玉，以为靠这些硬通货要度过灾荒大概万无一失了。可是，任氏却只收藏粮食，他把自己的粮仓修好，收藏了许多粮食。
从陈胜、吴广直到刘邦、项羽，冬去春来，年复一年，战争好像打不完似的。秦朝被推翻后，刘邦、项羽又打了四年。这么多年中，老百姓无法安心耕种，市场上粮食奇缺。每石米卖到一万钱，还不一定买得到。
这时，任氏收藏的大量粮食发挥了大作用。不仅他自己一家子度过饥荒不成问题，而且他还趁此机会把粮食卖出去。当年那些豪族所收藏的金玉，如今都到了任氏的手中。这样一来，任氏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大富豪。
别人富贵了总不免奢侈起来，而任氏的粮食是一升升、一石石地积累起来的，他懂得粮食来之不易，也看到战争中缺粮的惨状。所以用粮食赚来的钱，对任氏来说无比宝贵。任氏发誓要节俭一辈子，即使家财万贯也仍然自己耕种。
战争过去了，和平到来了。别的商贾都争先恐后地去做买卖，大搞贱买贵卖来从中渔利。任氏却仍就不改初衷，不论货物贵贱，他都经营。只要东西好，不愁卖不出价钱。他家几代人都遵循这个指导思想，所以任氏家族的富贵延续了好几代人。至少从秦末到西汉武帝时，任家的家道始终不衰。
家里富了，却不能忘本。为此，任氏订立了严格的家规，不是田里生长的东西不吃、不穿，不干完公事不得饮酒、吃肉。勤于稼穑和提倡节俭的家风为家乡父老所称赞，成为远近的楷模。虽然富商在汉初政治地位不高，但任氏家族却甚为皇上所推崇。
君子也是凡人，君子当然也可以爱财，但这一定要有一个大前提——“取之有道”。要赚就赚那些干干净净的钱，要用自己辛勤的付出去换取自己应得的回报，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所有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心安理得、踏踏实实地过一辈子。
【原典】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
23上好仁，下必好义
【译文】
没有听说过为上者好仁乐义，而下面的臣民不用仁义之心回报的道理。
（1）为上者好仁乐义，为下者自会加倍回报
知恩图报是人的天性使然，你以一颗真诚的心厚待别人，别人自会加倍地回报你。
在战国时期，收养门客（食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各种有才能或是有一技之长的人往往投奔一个权贵，寄食于他的门下。这些收养门客的人就借此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地位，巩固自己的势力，在有急难的时候，这些门客也往往会助他们的“收养”者一臂之力。
在战国时期，养士最为有名的是所谓的“战国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和赵国的平原君。他们所养“食客”之多，有时竟达三千之众，所以孟尝君曾号称自己门下有“食客三千”。他的门下有各色人等，三教九流之徒无所不备。他对待门客也是视为兄弟，坦诚布公，因此，门客们对他十分忠诚。
孟尝君当了齐国的相国后，门客也越来越多，实在养不起了，就不得不分为三等。一等门客吃饭有鱼肉，出门有车马；二等门客吃饭有鱼肉，但出门无车马；三等门客只吃粗茶淡饭而已。在三等门客中，有一个叫冯谖的人，似乎有点不按套路出牌，刚来几天，就敲着剑鞘唱道：“我的长剑啊，回去吧，咱们吃饭没有鱼肉哇！”孟尝君知道了，就升他做二等门客。没过几天，他又敲着长剑唱了起来：“长剑啊，咱们回去吧，出门没有车马哇！”孟尝君知道了，又把他升做一等门客。孟尝君认为他这回总可以不再唱了吧，谁知道没过几天，总管又向孟尝君报告说：“冯谖又唱了，说是家中老母无人养活。”孟尝君就派人把他的老母安顿好，从这以后，冯谖就不再敲剑唱歌了。
有一次，孟尝君要找人去薛地收债，就想起了冯谖。他把冯谖叫来说：“先生会些什么呢？”冯谖知他要收债，就回答说：“只会算算账。”孟尝君有点不高兴，就淡淡地说：“那先生就替我去薛地收一下账吧。”冯谖问道：“收账回来买些什么呢？”孟尝君说：“先生看看我家里缺什么就买点什么吧！”孟尝君的三千食客都是靠薛地的租税来养活的，所以薛地百姓的负担很重。冯谖到了那里，欠债的百姓都不敢出来，于是冯谖就买了大量酒肉，真诚招待，把债户们都找了来。他把债券收集上来，查问清楚后，把能够偿还和不能偿还的债券分成两堆，然后对大家说：“孟尝君爱民如子，哪里是想借高利贷给你们，无非是想借此来帮助你们罢了。他这次派我来，就是专门看望大家的。有能力还债的，就慢慢地还；无力偿还的，现在就把债券烧了，永远不用再还了。”说着，就把收来的那些债券烧掉了。薛地的百姓感动得流泪不已，从此一心一意地拥戴孟尝君。
孟尝君看到冯谖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就好奇地问他：“先生替我买来了什么呢？”冯谖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您让我看看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我看您家里什么都不缺，只缺少‘义’，我就替您把‘义’买回来了。”接着向孟尝君报告了“市义”的经过，并解释说：“那些能还债的自然会还，那些不能还债的逼死他们也还不了，只会把他们逼跑，那又何必呢？”孟尝君哼了一声，没有说话。
其后孟尝君的名声越来越大，齐王十分气恼。这时，冯谖就派人到处散布谣言说：“天下只知有孟尝君，不知有齐王，孟尝君不久就要当国君了。”他还利用楚怀王死的事件和楚国联络，造谣说孟尝君一旦即位必先攻打楚国，于是楚国也到处说孟尝君的坏话。齐王很昏庸，听了这些谣言就起了疑心，解除了孟尝君的相国职务。
孟尝君得势时，真是门庭若市，现在倒霉，那就门可罗雀了。只有冯谖还和他形影不离，替他赶车到薛地去，百姓一听孟尝君来了，都提着食物，带着菜肴、酒水夹道欢迎。孟尝君感动地说：“这都是先生买来的义呀！我总算有一个安身的地方了！”
冯谖则回答道：“这算不了什么，俗话说得好，‘狡兔三窟’，您现在才有一个安身的地方，还远远不够。请您给我一辆马车，我去秦国走一趟，让秦王重用您，到了那时，您的封地薛城、齐国的都城临淄、秦国的都城咸阳都会是您安身的地方。”
冯谖来到咸阳，对秦王说：“如今天下有才能的人，不是投奔齐国就是投奔秦国，哪个国家得到的人才多，哪个国家就强大。可见，现在的天下将来不是齐国得到，就是秦国得到。齐国所以能有今天的样子，还不是全仗着孟尝君礼贤下士，治国有方吗？如今齐王听信了谣言，嫉贤妒能，气量狭小，竟然免了孟尝君的相国之职。您若能趁他怨恨齐王的时候，把他请到秦国来，好好地以礼相待，他若肯为秦国效力，还怕齐国不归附吗？您如果犹豫不决，齐王一旦反悔，重新起用孟尝君，您也就悔之晚矣。”
秦王正在到处寻找人才，听冯谖这么一说，就愿意去请孟尝君来。这时樗里疾已死，无人反对任用孟尝君，于是，秦王就派遣使者带了十辆车马，一百斤黄金，用迎接丞相的仪式去迎接他。
冯谖一看计谋奏效，立即返回齐国，来不及报告孟尝君，就直奔临淄求见齐王，他对齐王说：“人才是齐、秦两国争霸的关键，谁得到了人才，谁就可以称雄天下、号令诸侯。我在来临淄的路上听说秦王已秘密派人带十辆车马、百斤黄金来迎孟尝君去秦国当丞相，如果真的是这样，齐国岂不是很危险了吗？”齐王一听十分着急，忙问冯谖该怎么办，冯谖说：“大王如能恢复孟尝君的相国职位，再多赏田地财物，孟尝君一定会感激您，就不愿再去秦国了。即使秦国想来接，总不能硬抢人家的相国吧？大王如果迟疑不决，就怕来不及了。”齐王还有些不太相信，就派人前去打听。恰巧秦国的车马迎面而来，那被派去的人连夜赶回临淄，向齐王报告。齐王一听是真的，可着了慌，立刻下令恢复孟尝君的相国职务，又多赏了一千户的土地，并马上接他来都城居住。秦王的车马使者到了薛城，恰好齐王的命令也到了，他们不好硬抢，只怪自己来晚了一步！至此，孟尝君的政治“三窟”已营造完毕，可以高枕无忧了。
“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这是老百姓的处世箴言，为上者处理与下属的关系时也要牢记这一点。
（2）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他身居何职，也不管他富贵与否。就算是“小人物”又怎样？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作用和优势。为上者，一定要一视同“仁”，不要小看任何人，善待下属，用仁义之心对待每个人，终有一天会有意外的收获。
刘邦年轻时行为放荡，却在放荡中透出一种豪侠仗义的英雄之气，令人钦佩。所以，许多人都主动亲近他，把他视为最可信赖的知己。他以此更加广泛地推广自己的交友之道，不轻易与人制造矛盾。
萧何也是沛县人，与刘邦是同乡。此人精明能干，勤于职守，办事公道，又忠厚老实，有很高的品德修养。在县府中，他起先是县丞手下的一名小吏，由于他通晓律法，审讯囚犯时从无冤枉陷害，办案精明而公平，是县丞得力的助手，在县府的小吏之中享有盛誉。萧何的政绩被沛县县令发现后，便提拔他为沛县的“主吏掾”。主吏即功曹，汉代的郡守、县令之下皆设有功曹史，简称功曹，主管总务、人事，参与政务，有相当的实权。掾，是附属官员的通称。
在萧何的心目中，刘邦却是一个超凡脱俗、出类拔萃的人物。他暗暗把刘邦当做自己的首领。刘邦平时不拘小节，常常惹出些违法犯禁的麻烦，萧何总能施展出神通，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刘邦不至于吃官司。以后，萧何又极力推荐，让刘邦当上了泗水亭的亭长。《史记·萧相国世家》上对这一段历史的记叙是：“高祖（刘邦）为布衣时，（萧）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
从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萧何在刘邦身上的良苦用心。那年，刘邦要去千里之外的京城咸阳当差，按沛县地方上的惯例，如果谁要出门远行，同僚们须得送行，称为“赆仪”。一般人按常规是给刘邦送三百个钱，唯独萧何送了五百个钱。后来，刘邦当了皇帝，想起此事，还专门多给萧何封了两千户的食邑，算是对当年知遇之恩的投桃报李。
就是这次咸阳之行，使刘邦眼界大开。京城里那巍峨的楼阁、繁荣的街市，尤其是刘邦有幸目睹了秦始皇出巡时那前呼后拥的宏伟场面，使这个来自偏远小县的亭长发出了“嗟呼，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感叹。后世都把刘邦这句话看做其雄图大志的表露。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萧何为了能够经常和刘邦在一起，主动放弃了进京高升的机会。
秦始皇为了巩固秦朝的政权，对各级官员的政绩要求十分严格。他定期派出特使，到各郡县巡行，考察地方官吏，以决定其升贬。去沛县考察的是一位御史，这位御史看萧何精明能干，极力推荐萧何到京城做官。萧何却不愿同刘邦分开，婉言谢绝了御史的盛情，继续留在沛县当他的“主吏掾”。以后刘邦在沛县能够起义成功，萧何确实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刘邦在沛县的另一名好友曹参，也是沛县本地人，在县府中担任“狱掾”，是主管监狱的一名小吏。曹参为人豪爽，有勇有谋，临事善于决断，在沛县属吏中。曹参是一位颇有威信、名望较高的小吏。在刘邦起兵后，他屡立战功，后来继萧何为汉帝国的第二任相国。
另外，管理马车的夏侯婴以及泗水亭的亭卒周苛等，这些人都是刘邦的生死至交，尽管他们的身份各异，地位不同，但他们都乐意唯刘邦之命是从。刘邦一旦遇到什么危险，他们会不顾自己的一切，鼎力相助，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夏侯婴的案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夏侯婴的职衔是“厩司御”。这是一种较低的官职。他除了管理县里的车马外，还要经常赶车出城给县令办事。每次办完公事，夏侯婴都要绕到泗水亭去找刘邦，或是喝喝酒，或是说说知心话，而且一坐就是大半天。这种亲昵关系引起了别人的嫉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