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宽裕和成名的荣耀，让二萧这对患难夫妻的生活总算步入了一条光明的坦途。但萧红却并没有来得及享受这份用多年苦难换来的荣光和喜悦。
人们常说“患难见真情”，但大多时候，这些有着患难真情的爱侣却是只能共苦，不能同甘。萧红和萧军的爱也没有摆脱这一宿命。
早在两人还住在哈尔滨商市街的时候，一个“南方的姑娘”就曾插足过这对爱侣的二人世界。
那天，萧军去学开汽车回来，对萧红说，他新认识了一个朋友，是个从上海来的中学生，过两天要到家里来。
过了两天，这位“朋友”果然来了。她漂亮、素净，脸上不涂粉，头发没有卷起来，只扎着一条漂亮的红绸带。她来的时候萧军不在家，她便和萧红闲谈起来。萧红不说话，只听着这个姑娘说，她是因为在报上读到了萧军写的论戏剧的文章，觉得“论文作得很好”，于是托人介绍，认识了萧军。
这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名叫陈涓。环境不同的人来做朋友，萧红并不稀罕，她并不怎么留意这位陈小姐，而萧军却很快和她熟识起来。当晚，萧军回家，房东王家的三小姐也来了，她和陈涓是之前在舞场里认识的。家里立即热闹起来，三小姐把胡琴、口琴都拿过来，萧军和她们一起吹拉弹唱，又笑又闹，打成一片，丝毫没有发现自己已把冷落在一旁。
萧红看着有西洋风情的王家小姐，看着美丽又素净的陈涓，看着自己的爱人和她们在一起忘乎所以的样子，把所有的不快和不满都忍在了心里。
不论她乐意与否，陈涓常常到家里来和萧军谈天，有时也给萧军写信。一次，陈涓来家里吃饭，萧红在厨房里下面条，隐约听见外面萧军和陈涓在窃窃私语，等她端着面条出来，他们立即转换了话题。陈涓走时，萧红忙着收拾屋子，萧军出门去送她，萧红听见陈涓问：“有信吗？”屋外的两人小声谈论了几句，接着萧军很响亮地回答：“没有。”像是故意说给屋里的人听的。
后来陈涓回南方了，二萧的生活也恢复了相濡以沫的常态。萧红以为一切都过去了，便把这段疑虑深深埋在了心底。
殊不知，这段往事仅仅只是萧军出轨的前奏。
1934年秋，二萧刚到上海不久，萧军便去陈涓家里拜访。此时陈涓身在沈阳，萧军虽未能见到她，但获知了她的去向。陈涓也通过家人的来信得知，萧军到了上海，而且来家里找过她。
1935年春，陈涓在哈尔滨举行婚礼，萧军以自己和萧红的名义给陈涓寄去了贺信。
1936年春，新做了母亲的陈涓带着孩子回上海省亲。为了报答萧军此前的拜访和贺信，她特意去萨坡赛路190号探望二萧，这里离她哥哥所住的萨坡赛路16号很近。已经做了妻子和母亲的陈涓，对二萧的回访仅仅只是出于友谊和礼貌，但她的到来，却点燃了萧军心中并未完全死去的旧情。对萧军这个至情至性的东北汉子来说，爱了就要在一起，不爱了就要分开，婚姻远不足以成为他的障碍。
萧军开始频繁地一个人去陈家。搬家到北四川路以后，离陈家远了，他依然时时不辞劳苦地去看望陈涓。萧军的态度让陈涓觉出了异样，她觉得很不安，却又拿他没有办法。萧军来了，她只能陪他坐在客厅里，常常没有什么话说，只是盼着他快些离开。一次，陈涓送萧军出门，萧军竟然回身在她的额角上吻了一下。
5月1日，陈涓离开了上海。这一次，她的离开并没有挽回萧军对萧红的感情，相反，却仿佛是把萧军的心也一起带走了。
作为一个内心敏锐的女人，萧红虽然找不到萧军出轨的确凿证据，但她却能直觉地感到，男人正在一天天地离她远去。陈涓的再次出现，让他对她似乎越来越不在意了，他们之间的交谈似乎全然没有了往日的生气。
在压迫面前，萧红有她的坚强、勇敢与执着。然而在爱面前，她却永远只是一个内心柔软的弱女子。由于童年时期父母之爱的匮乏，她的一生都在如饥似渴地追逐哪怕是一滴温暖。
《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的出版，让萧军和萧红成为上海文坛上的新星。成名以后，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社会地位的提高、社交圈子的扩大，萧军的世界广阔了、丰富了，他从落魄青年转身变成了著名作家。可是萧红呢？高涨的文名之下，她似乎也变了，可是家庭在她心中的分量却从未减少，以至于一个男人的背叛，就会让她觉得仿佛失去了整个世界。
没错，对于文学青年、新式知识女性萧红来说，萧军不会是她的全部。可是，在遇见萧军以前，她除了腹中的孩子以外一无所有，在遇见萧军以后，萧军便理所当然地成了她的唯一。她苦，她怨，她恨，她怕……这些，没有了萧军，她就只能说给自己听，她只能把不尽的哀愁溶进酒里，灌进肚里，揉入肠中，在梦里沉沉地醉去。
带着颜色的情诗，
一只一只是写给她的，
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
也许人人都是一样，
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外一个姑娘！
昨夜他又写了一只诗，
我也写了一只诗，
他是写给他新的情人的，
我是写给我悲哀的心的。
我没有家，
我连家乡都没有，
更失去朋友，
只有一个他，
而今他又对我取着这般态度。
泪到眼边流回去，
流着回去浸食我的心吧！
哭又有什么用！
他的心中既不放着我，
哭也是无足轻重。
说什么爱情！
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
都成了昨夜的梦，
昨夜的明灯。
这些诗句，来自萧红生前从未公开发表过的组诗《苦杯》。她和萧军暴风骤雨般的狂恋不过就发生在三年多以前，那时的她哪里会知道，不过三年多的时间，萧军就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狂恋上另一个女人。曾经，是他的爱，让她有了生的希望。但山盟海誓转眼间烟消云散，那如明灯一样的希望，从记忆里突兀地跳脱而出，刺得她双目生疼。她想哭，可是她让泪水流回眼眶，没有了爱人的肩膀和怀抱，这些流不完的泪还有什么意义呢？倘或早能知道爱情的短暂易逝，倘或早能知道今日的这番酸楚和苦闷，不如不要爱他那么深，不要爱得那么用尽全力用尽整个生命吧……
那段日子，萧红常常独自一人去鲁迅家。本来他们搬到北四川路，靠近鲁宅，是为了萧军可以时常去帮忙，照应生病的先生。现在却反过来，成了许广平一人，既要照顾病中的鲁迅，又要陪伴、宽慰抑郁中的萧红。
许广平回忆说：
她有时谈得很开心，更多的是勉强谈话而强烈的哀愁，时常侵袭上来，像用纸包着水，总没法不叫它渗出来。自然萧红女士也常用力克制，却转像加热在水壶上，反而在壶外面满都是水点，一些也遮不住。
无处排遣的忧思，压垮了萧红的身体。尽管她不愿虚掷光阴，但精神和身体状况的不佳，使她在创作上止步不前。眼见萧红越来越消瘦而苍白，黄源向萧军建议，可以让萧红去日本住上一段时间。
这一建议，可以说正中二萧的下怀。两人都觉得，应该分开一段时间，只有暂时跳脱出现在的生活，才能更好地理清各自的感情，调整各自的心情和状态，从而才能为未来做进一步的打算。对于萧红来说，她更需要换一个环境，到一个全新的地方，抚平伤痛，休养身体，继续读书和写作。
二萧和黄源自上次在鲁迅先生请客的聚会上认识后，早已结为了要好的朋友。黄源的夫人许粤华当时正在日本攻读日文，萧红去了，彼此亦可以两相照应。
正当此时，萧红收到了一封张秀珂从东京寄来的信，弟弟告诉她，他现在正在东京念书。离家多年的萧红，自然也很想去见见久别的弟弟，于是立即回信给秀珂，告诉他自己将在7月下旬抵达东京。
定下行期以后，萧红去裁缝店做了新西装，也烫了头发。这一身新的形象或许不及过去的朴素大方，却彰显了萧红的决心——她要与过去那个低迷、消沉的自己彻底的告别，以一个全新的姿态去迎接新的生活。
1936年7月15日，鲁迅在家中设宴为萧红饯行，许广平亲自下厨治馔。重病中的鲁迅勉强撑持起身体，坐在藤椅上，对即将离开他的孩子反复叮嘱一些去日本的注意事项。
7月16日，黄源和萧军又单独为萧红饯行。饭后，三人一起去照相馆拍了张合影。照片里的萧红，卷发，穿一身格子布旗袍，浅笑着，微微皱起的眉头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哀愁。
照片的背面，留下鲁迅先生的题字：
悄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赴日，此影摄于十六日宴罢归家时。
即便是短短的一句话里，依旧可见一位慈父的影子。
萧红不曾想到，这次饯行，竟是她与先生最后的晚餐。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萧红依然在异国他乡孤独地漂泊，她敬之如父的先生却再也看不到她的孤独，听不到她的哭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