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益华
每当我看到浙大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日新月异的发展，不由得深深怀念起老校长对新浙大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为浙大的历史曾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留下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浙大培养出来的许许多多优秀人才和一批批丰硕的科研成果，也都凝结着老校长的心血。这些都值得今天的后继者们永远的珍惜，并在新形势下加以发扬光大。
1952年院系调整前的老浙大，虽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曾被英国的着名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但是，这样一所名牌大学，其校舍却是非常破旧的，仪器设备十分简陋，学校没有自己的礼堂，甚至连图书馆的房子也是向浙江图书馆借用的。当时的第一教室就是一座木结构的二层楼房，污泥的墙壁，二三个人在楼上行走，整座房子都会发生震动。
至于教职工的宿舍，如有名的“龙泉馆”，教师在忆苦思甜时还讲到邻居之间仅隔一块破旧的木板，所言所行，互相听得清，看学校得见。的情况在院系调整后，也是相当混乱，文、理、农、医等学校都已分了出去，留下的工学院也只剩下四个系（因航空系也被调整出去了）。此外还有少数的数、理、化、外语、体育等基础课教师；系、处一级的领导班子很不健全，教研室尚未建立，行政的科室很少；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的后遗症甚多。正当浙江大学百废待兴、百事待理、百业待举的关键时期，1952年11月刘丹同志被组织上任命为浙大第一副校长兼党委书记，从此他从教育厅调到了浙江大学，直到1989年9月逝世，在长达三十七年的漫长岁月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浙大，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付出了全部的精力。
在浙大我也可算是最早熟悉刘丹同志的人之一，他兼任党委书记，我做党委秘书工作，接触的机会是不少的。有一年的春节他还特地邀我去吃年夜饭。
此后，我也是长期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三十多年。对他在院系调整后如何把一个破旧的老浙大建设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的社会主义新浙大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当时他对许多重大事情如何决策和处理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在他领导下如何从一片坟地和空地上把新浙大建设起来的件件业绩，我至今仍历历在目。他在建设新浙大时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智慧胆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的严肃认真和艰苦奋斗精神，至今仍然使我非常敬佩，值得永远学习。
择址建设，他是新浙大的奠基人。新浙大如何建设，如何发展，事关百年大计。刘丹同志来校后不久，敏锐地察觉到，大学路老浙大旧址不仅育人环境欠佳，而且已无多大扩建的余地了，如果不及早另择新址建设校舍，以后浙大的发展就很困难了。就在他来校后的一个月，即抓紧时机，向省里请求并得到同意后，亲自带领土木系的几位教师和总务处的几位工作人员，在省里规划的文教区范围内，跋山涉水，不辞辛劳，踏勘选址，最后选定原浙江第一公墓作为现在新浙大的校址。他在选址过程中反复比较，审慎思考，在初步选定之后，还动员学校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到实地踏勘选定。当时他高兴地说：“这块地方，地处近郊，背靠老和山，离玉泉、黄龙洞、西湖都不太远，进城方便，环境安静优美，又有充分的发展余地。将来师生课余饭后爬爬山，散散步，都有去处，晚饭后到风景区散个步，回来夜自修也来得及。”当时有同志凑趣地说：“将来玉泉变成浙大的后花园了。”他却深沉地说：“不错，我也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接着他组建了浙大基本建设委员会，亲自担任了主任，组织力量一面进行地质钻探，一面进行地形测量，绘制校园总平面图，落实总体规划。他还常到实地察看，和设计人员一起反复研讨，教学区、学生宿舍区、附属工厂、医院区、生活区、家属住宅区等总体布局。他认为总体布局事关学校建设和今后发展的大局，必须对每个建筑物的位置定得合理一些，今后工作、生活尽可能方便一些。我常常看到他面对挂在会议室墙壁上的总平面图，有时一个人凝神思索，有时和设计人员热烈议论，有时又向校系其他领导同志详细介绍评说，有时又向老教师们叙说蓝图展示的规划，征求意见。他还特别指定预留图书馆的建设基地，说将来造个高层房子作为浙大的主楼。他对设计的建筑物的造价、式样、朝向、采光都考虑得十分仔细，甚至种什么样的行道树都亲自确定。
现在教学区的两排已经长得枝叶繁茂的樟树，就是在他一再坚持后种下的。
对图书馆的建筑，他更是一往情深。“文革”后在他重新站出来主持工作之后，就不失时机提出建造图书馆。当时我任土木系党总支书记，他亲自嘱我，要做好设计人员的工作，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他还曾动情地对我说，这是他在浙大基本建设上最大的一笔欠账，如今能在自己的任上建造好，这就完成了他的一个大心愿，将使他感到莫大的快慰。总之，刘丹同志对新浙大的基本建设所花的心血是无法计算的，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事迹足可写成厚厚的一本书。
爱惜人才、培养人才、尊重人才，是刘丹同志给我印象最深的又一个方面。
刘丹同志认为要办好大学，一定要依靠党，依靠全体教师，依靠全体职工。其中特别需要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和高水平的管理队伍。而关键是首先要抓好领导班子自身的学习、培养和提高。党委为此既抓政治理论学习，也抓业务学习。有一次他讲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号召“学习、学习、再学习”。
毛主席也教育大家要“苦干、苦学”。1953年上半年开始，党委决定每星期六的晚上，党委委员都要参加教师党支委和各系秘书的汇报学习会。每次会议他都亲自主持，一面听取情况汇报，一面把自己的办学思路向学校骨干说明，征求大家意见，共同探讨社会主义浙江大学的办学路子。这种汇报学习效果很显着，不仅使党委一班人能较快地熟悉领导学校工作，而且也为学校培养了一批领导骨干。当时的这些中青年同志，以后绝大多数成了校系两级的领导人。
刘丹同志爱才、惜才、尊重教师也突出地反映在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刘丹同志来浙大之后，尊师重教，特别是对有才华和有造诣的业务骨干很是器重，常常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对贡献较大有威望的老教授，他在春节期间还亲自上门拜访，学校还因此规定每年春节请全体教师参加茶话会。1956年在中央召开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后。他满腔热情地召开许多次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共商如何贯彻好会议精神，同时又抓了各级干部统一思想认识，研究解决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当时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难，老教师搞科研缺乏经费，仪器设备、资料和助手问题，对合理解决教师职称评定、工资待遇、医疗、住房、伙食等条件的改善方面，在可能条件下办了大量的实事。我还记得他自己亲自做了几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入党介绍人，自己也曾到教师食堂里吃过饭以体验生活。
刘丹同志的办学思想有很多特色。他十分重视抓学生的培养目标，反复提到培养学生一定要不断提高质量，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一定要对上国家经济建设需要的口径，一定要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曾兼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与政治课教师一起讨论理论问题和教学工作问题，并在教师和职工中建立严格的政治学习制度。他对我们谈到，做政治理论教师的重要作用和发展前途。他说：“抗战前我和艾思奇同志等在《上海申报》上写了些文章，后来艾又写了《大众哲学》，许多青年人受他这本书的影响，有的还因此走上革命道路。”他还说，提高教职工的理论水平对教书育人意义很大，教师在讲业务课的时候注意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如解放前有的进步教师在讲业务课时适当地插进些革命和爱国的思想教育，就很起作用。他对学生的文体活动的提倡、组织也很热心。他自己在体育方面也很有素养，虽然工作很忙但一到课外活动的时间，他常常出来打网球。1955年开运动会，此时他年近半百还自己参加足球比赛，当他和几位教师一起跑步进场时，引得在场的师生一阵热烈的掌声。那时学校还规定全校的学生、教师和干部每天都要参加二十多分钟的广播操，许多年过花甲的老教职员也都参加锻炼，学校里一派朝气蓬勃。学生中每年评选一次“三好生”予以奖励，并成为一种制度。学生中体育比赛、文艺会演也丰富多彩。
他认为办学一定要建立严格的教学秩序，授课的时数、质量等都要严格保证，生产实习、毕业设计和实验、实习课等实践性环节都必须严格要求。他不但常到实验室察看，而且还常跑到工厂里去检查实习的质量，和师生亲切交谈。那时政治运动很多，每次运动来他都担心会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党委会上分工时他总欣然接受负责抓运动、教学两不误的硬任务。在“大跃进”的年代，一到贯彻“八字方针”恢复教学秩序的时候他抓得很紧，尽量弥补学生在学业上造成的损失。
刘丹同志非常重视抓科学研究工作，热烈响应周总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我记得他较早就重视科研工作，认为要提高教学质量必须开展科研工作。早在1954年放暑假前，还在老浙大时他就专门到灵隐寺附近召开了一次商讨浙大如何开展科学研究的座谈会。他认为大学抓不抓科研关系到能不能提高教学质量，甚至会影响到学校发展的前途。因此，浙大较早地提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1956年周总理号召向科学进军时，他提议在浙大召开第一次浙大科学讨论会，除全面展示本校的科研成果外，还邀请在学术上有造诣的校友回母校作学术报告。在科学讨论会期间，刘丹同志还亲自出面开座谈会征求校友们的意见，共商浙大如何向科学进军的大计。在听了一些校友中着名的学者、专家的意见后，他深感浙大只有工科而无理科，非常不利于深入开展科研工作和提高教学质量，进而影响为科学进军作出贡献，他深感理工结合的重要作用，竭力为恢复浙大的理科而努力。经过他扎扎实实的工作，教育部于1956年同意浙大建立理科系。浙大是全国院系调整之后，最早成为理工结合的一所大学。这是刘丹同志对浙大的一个重大贡献，为浙大今天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为了培养学生具有科学研究的能力，他提倡在学生中建立科学研究的兴趣小组，使一批学生积极参与科研活动，大大浓厚了学校的学术空气，加速了科研后备队伍的培养。经过几年的努力，特别是抓住一些重点项目，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实行攻关，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项目如“双水内冷”等先后被突破，当时赢得了刘少奇同志、陈云同志都来校察看。1964年教育部组织科技成果展览会，浙大的科研成果很显着，得到了好评，尤其可喜的是培养出了一支科研队伍，涌现出一些科研尖子和学术带头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浙大成立了一批科研所室，为参加“七五”攻关和博士、硕士生的培养等打下了基础，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正在作出重要的贡献。
到了晚年，他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身心也受到很大的摧残，党一旦让他出来工作，他仍不顾已过花甲之年，领导浙大干部、群众和林彪、“四人帮”作坚决斗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领导浙大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极大的热忱和比较快的速度实现拨乱反正，大踏步地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新步子，使新浙大的建设走上更高的台阶。扩建校舍，增设和调整系科，新增添了大批现代化的实验仪器设备，建立新的一批科研所室，科研成果累累。教师队伍的提高和充实，研究生的扩大培养，外籍教师的聘用，留学生的大批出国，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以及住宿和其他生活设施的改善，他都一一作出了决策，并着手领导其实现。最难能可贵的是，虽然他已年过古稀，仍非常关心浙大职工子女的求学和就业问题。1980年的一次校党委的常委会上他提议让我去兼任校工会主席，并亲自听我们工会工作汇报。会上向我们明确指出一定要工会出面解决部分教工子女的求学难问题，创建劳动服务公司解决部分教职工子女就业难的问题。当这些问题得到一一落实之后，他才感到放心。直到1982年他退出浙大党政领导班子之后，他还受省委委托，为选拔浙大新的领导班子而操劳。我们怀念刘丹同志，感到他对浙大的建设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的精神尤为宝贵，应该加以深入的开发和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