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兴先
1937年冬天至1938年夏，浙大在西迁途中暂居江西省泰和县八个月，从筹备到开课，由于战事，学校还需再迁移，所以任务十分繁重且急迫。然而竺校长竟慨然允诺协助地方兴办三项公益大事：修建赣江大堤、筹建沙村垦殖场和创建澄江学校，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竺校长忧国爱民之心。
当年，日本侵略军向苏、浙、皖疯狂入侵，大批难民流亡到江西，生活陷入困难，江西省政府与母校商量共同办个垦殖场，经费由江西省负担，场主任由江西省派，其他由母校负责。
1938年6月14日，竺校长召集了第一次沙村垦殖场委员会，会上推举农学院院长卢守耕为主席，泰和县政府辛科长为秘书。实际上在此之前，筹建工作早已开始，选定了沙村场址的范围，初步制成了垦殖场的范围和地图，并且已安置了几十名难民。
我在6月26日参加了竺校长主持的毕业典礼后，留校任助教兼垦殖场指导员，其实就是去场里工作，同去的有同班同学解翼生。此外，母校早派了蔡正先前去参加筹备，任会计兼事务。
7月初赤日炎炎的一天，我离开了上田村母校驻地，雇一名村民挑着我的全部行装，奔赴沙村。村民熟悉路，我跟着走，他步履快速，走了十多里地，我再也跟不上他了，汗流浃背。恰巧一个山冈上有棵大树，坐下休息。凉风习习，蝉鸣阵阵，环顾四周景物，倦意尽消。休息一会后，继续赶路。一路上村落稀少，偶遇行人，大约走了十八多里，看见路东有一新建茅屋，那是垦殖场的一个工作点，总算完成了一天的行程，到达目的地。
农场有五百余亩田地，都已抛荒多年，有的可能已荒芜了十多年。水田多，旱地少，一条狭小的公路贯通南北，将农场分为东、西两区。公路南通赣南的钨矿区，仅有的汽车就是运矿石的卡车，连自行车也罕见。农场北边有一清清的小溪流，两岸林木掩映，极幽静。多半旱田在南边，低丘陵，层层梯田修筑整齐，田埂基本未破损。农场附近有三户农家，都赤贫如洗。我到农场时已有百多名垦民，其中农民居多，还有小商人、工人、小学教员和一名水手。垦民中没有老人，男多女少，儿童五六个。农场办公和几十名垦民的住宿都在一幢颇为高大的破旧家祠里，大部分垦民和我们几个工作人员住在人去屋空的居民房舍内，它们都是砖墙瓦顶。从家祠和民房的建筑质量推想，过去这里相当兴旺。偌大家祠的内外墙上，留有醒目的赭红的约一米见方的大字标语，说明红军曾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场主任周承澍曾在淮北垦区参与领导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善于组织管理。
垦民们彼此是难友，现在生活、劳动在一起，都能和睦相处，相互帮助，从未发生过大的争吵。我分工管生产技术，到场时农具已基本备齐，十多头瘦小的耕牛也已买到，因此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准备秋耕秋种。按当地习惯，经过场里讨论并和几位垦民商量，为了保证明年粮油自给，又根据田地的肥力，决定六成田地种小麦，其他四成种油茶和蚕豆。我缺乏生产经验，对蚕豆、油茶的播种量心中无数，幸可向垦民请教。来自松江、宜兴和海门的垦民中，有种田能手，他们都能帮助我解决一些疑难问题。其实，这段时间我仅是个实习员。购买种子，要到离场四五里的沙村，我和几十名垦民第一次去那里。沙村有十来家店铺，每逢农历的三、六、九日有集市，逢集人们摩肩接踵，相当热闹。
我们走了好几处店铺和摊贩，买齐了所需种子。在集市上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情风俗，还可以和老表们（当地居民俗称）闲聊一番，之后我有空就喜欢去逛逛。
秋耕秋种忙过后，我常和垦民聊天。有一位姓沈的来自松江县（现属上海市）的农民，夫妻俩，带了个十岁左右的儿子。他们都穿着自纺自织、自己缝制的粗布衣，白底蓝条，干净合身。男的年近五十，是一位种田能手，水、旱作物种植都行；女的当炊事员，勤快能干。还有一位海门的农民，四十多岁，种旱作物特有经验，技艺好，垦地时使用一把大锄头，一锄一窟窿，谁都比不上他。有些不会种田的农民，因才分工。有一姓承的宜兴青年，高度近视，行动也迟钝，他是晓庄师范毕业生，当过小学教员，到这里也有用武之地，教五六个儿童。
他勤奋朴实，一心扑在孩子身上，祠堂里常回荡着读书声和歌声，孩子们都喜欢他。从他身上，使我对陶行知的人民教育思想有了感性认识。我曾读过陶行知的文章和诗歌，有仰慕之心，因此我对承老师更为喜爱、称羡。还有一位年岁近百的垦民，在外国远洋货轮上千了几十年活，瘦弱苍老，就要他当采购和打杂。大家知道他出过洋，到过许多国家，常向他问长问短，他也津津乐道.谈往事。这位老水手漂泊远洋，劳苦一生，毫无积蓄，光棍一个，却看不出他有什么忧伤之情，大概是他相信宿命吧！时到九月，地里的苗刚刚长出来，杂草也同时滋生起来。新垦农田最难办的就是对付杂草，既要勤除草，又须除得净。于是只要天晴，天天除草。所有土地第一遍除好，最早除草的田又要除第二遍草，整个秋季农事没完没了，才使庄稼茁壮成长。
秋末，竺校长要我和解翼生利用冬闲，去吉安专区十一个县的农村调查，着重调查农村破产和人口锐减两个问题。要在三个月时间里调查十一个县，两人只有分头进行。我们背负行囊，步行在狭小的泥巴公路或乡间小道上。
有些在崇山峻岭的乡村，一般不去调查。由于语言和农民文化水平的限制，调查对象一般是保长、甲长，有时还常常双方听不懂。一路的食宿很困难，不仅是饭菜低劣或不卫生，而且常找不到食宿的地方。有一次，将临傍晚，看到路旁一宿店，有两张小床铺，并且挂有灰暗的麻织蚊帐，我躺下就入睡了。后来，恍惚中有一个人在我身旁紧紧挤着，我因极疲倦，任他同睡，清早醒来，发现那人已起床离店。这可说是一奇遇。我所到五个县的农村，情况基本相同，其实调查一个县就足够了。只见村村萧条，户户贫困，真是十室九空，鸡犬不相闻。
在五个县的调查中，我没有见到一个老翁，老妇也不多，少数四十岁上下的男子都是病残者，二十岁上下的男子根本没有。田里的重劳动都由妇女干，有些年仅十二三岁的女孩就做着耕田的重活。童养媳普遍，婴儿死亡率极高，好多在出生后六七天就死亡，当地百姓称为“七日疯”（实际上是破伤风）。原来是产妇分娩剪脐的剪刀未经消毒，婴儿感染破伤风细菌而死。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两岁样子的小孩孤零零地匍匐在晒场上，蓬头垢面，十多只苍蝇围着他飞旋。当我蹲下身看时，他呆呆地看着我，全无表情。我一阵心酸，热泪盈眶，他活得下去吗？有的乡村有小学校，简陋不堪，常见以砖代凳，以墙为黑板，儿童们也多面黄肌瘦，没有女学生。由于地多人少，所以不少农田没有种庄稼。小麦和油茶生长都不旺盛，施肥很少。据老百姓说，粮食也可自给有余，有的农家养一二头猪，少数还送集市上去卖。家家养几只鸡，喂食的不多。上述所见所闻，触目惊心，我苦闷，我思索。原来我学农有着振兴农村的抱负，那种悲惨的现实使我如梦方醒，领悟到要振兴农村，非从政治、经济、教育同时着手不可。解放以后，我了解到我们所调查的县，特别是永新、遂川和宁冈，环抱井冈山，都曾被残酷“围剿”。红军在1934年冬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离我们调查的时间不过四年，难怪这些地方还是满目疮痍。这就是竺校长关注这两个问题的基本原因。
调查回场，休息多天才消除疲劳，继续投身于农场工作。看着田里的小麦和油菜欣欣向荣，很欣慰。春初，农田普遍中耕除草一次，清明节前，麦田都施肥。就这样，三熟庄稼都获得了好收成，粮油自给有余，垦民们开始不需要江西省政府救济了。夏季庄稼种水稻、玉米、大豆和甘薯，夏收夏种，大家紧张了一个多月，才稍稍松口气。接着就忙小麦脱粒等农活。好在工作已有秩序，有些农活垦民主动去干，或提出好主意，我的工作反而感到较前轻松。各种庄稼经过及时的田间管理，生长良好，附近农民都啧啧称道。农场也有些副业，养猪养鸡，以改善伙食，增添积肥；还准备织布和制粉丝，利用富余的劳动力，增加农场的收入。
在沙村，我想不到认识了两位垦殖同行。离沙村十多里的冠朝，江西省早办了一垦场，主任杨锡类到我们农场参观，就此认识。他五十多岁，江苏省武进县人，也算同乡。他豪爽、健谈，我们可说一见如故，此后就多次来往。他社会经验丰富，知识面广，彼此交谈很投机。后来，不知何故，听说他被捕入狱，失去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偶然的机遇，知道他在南京某垦殖场工作，又得以通信。1980年左右，他到北京出差时来我家重叙，才知他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在无锡干地下工作，于是我回想起他在沙村的有些谈话，是用心良苦的。1938年秋我在《大公报》曾发表“沙村示范垦殖场巡礼”一文，引起当时农学界前辈、农林部农垦处处长唐启宇的兴趣。他写给我一封鼓励的信，从此彼此通过几次信，可惜未识一面。他的助手姓名叫施珍，也是他的学生。施珍因公到冠朝垦殖场，顺道来到沙村，还转告了唐老师的慰勉之情。这一次相识结缘，居然促使十三年后在杭州成为同事，在浙江共同做了三年棉花试验，并成为好朋友。
1938年7月初，由于战事发展，母校在泰和县已无法继续上课，需再次迁校，母校通知我8月回校。那时大豆和早玉米即将收割，水稻长势良好，亦丰收在望。8月初，我不声张地离别沙村，依恋难舍，部分垦民热情送行。8月中旬回到广西宜山县，几天后，我向竺校长作了汇报，在他8月14日的日记中有所记录。
这一年余，我生活艰苦，工作辛劳，见闻多，感受切，真是：沙村干一年，胜读十年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