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乾良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五十六年过去了，而我刚进浙江大学的那段日子却还犹如昨日一般，它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我是福建福州人，幼年失怙，家道赤贫，赖寡母作苦力扶养我长大。1950年，我已考取福建医学院并报到入学了。后来，全国招生又发榜，好朋友赶着来告诉我：“你考取浙江大学医学院了！”年轻人自有一股冲劲，宛如刚长硬翅膀的雄鹰一心只想展翅高飞，翱翔于九霄云外。于是，经过许多周折，主要是母亲的劝说、三十一万元路费的筹集（万元等于改制后的一元）与七天的漫长旅途。等到我来到浙大校门前时，学校里已经开学十来天了。
我刚想抬脚进校，门卫就把我拦住了。那时的我，十足是个丑小鸭。由于家贫导致营养不良，十八岁的我像个毛孩子。临行，妈给了我一双由她自己手制的新布鞋。可到校时正下着雨，我舍不得穿，赤着脚。已到秋凉了，我还是短衫裤，而且相当破旧。我说我是新生，门卫们怎么也不信。说是新生早已报到开学了。无奈，我只得出示入学通知书，并告知长途七天（除了飞机，三种主要交通工具都乘过了）才到。他们问：“行李呢？”我摘下挎包说：“都在这里了。”门卫们的表情很古怪，我也分不出是讪笑还是好奇。下午，我就到教务处办理各种手续。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浙大的前身——求是书院。如今，我就住在校宅旁边，可说是朝夕相见，也真是有缘了。
第一次上课是分析化学实验。
由于我既没听过教授的正课，也没听过助教的实验要领，和同实验台的同学也是初会，所以根本插不上手。而前一台的同学较熟练（不少同学已在他校学过一年甚至两年了），已经出现滴定变色了，我真是完全被吸引住了。这时，有人在我前臂上拍了一下，我没在意；接着又是较重的一下，我还没反应。于是，那人生气了，很重地敲了我一下。我回过头来一看，是位穿旧蓝长衫的老先生，留着短胡子。他气呼呼地问我：“怎么不做实验？”
我只得解释说，因为昨天刚从福建来杭。我们在一旁谈了几句，他老人家气才消了，又把助教叫来，要他个别辅导我。两节课后，我刚要离开实验室，助教来请我一道去，原来那位老先生竟是半微量定性分析化学的全国泰斗丁绪贤教授。丁老师和气地让我坐下，问了我几个化学的一般问题。见我居然有问必答，十分高兴，严肃的脸上绽出微笑，鼓励我好好学习。临了，他老人家站起来正式为刚才的重敲向我道歉，并说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来找他。从此，我和丁教授就有了非同一般的师生关系，后来又和他的小儿子丁光生（曾任上海药物所所长）成了朋友。丁教授晚年住在刀茅巷的浙大宿舍，和我的工作单位浙江中医学院很近，我经常前去照看。他和夫人陈淑都是我国早期出洋留学的人，不但功成名就而且同享遐龄，真是难得。
入学一星期左右，有老师来通知我下午到教务处去，说教务长要见我。去了后，才知道他是着名的数学家苏步青。苏老师非常和气，还一定要我坐下来谈。他说：“我听说浙大来了个赤脚大学生，想找你来谈谈。”他知道了我的身世后，并问我有何才艺，愿意从各方面帮助我，鼓励我努力学习。得知我在中学里不但成绩好而且绘画、音乐、戏剧、文学都不错后，他给我写了三张条子，一是给解剖学王仲侨教授，建议参与挂图的绘制，此事因我还未修毕该课而未果；二是给学生会文娱部，后来我就参加该部工作；三是给子三学社，因其他工读项目都已经有人了，我只好参加理发室工作。水电、设备免费提供，每理个发净收五分钱，每周值班半天。对于苏教务长的关怀，我一直铭刻在心。三十四年后，二女林聪报考复旦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可发榜时变成微生物专业，她闹着不依。我听说苏老是复旦大学的校长，就给他老人家写了封信申诉其事，并回忆当年。当时我只抱一两分希望，结果则是意外的圆满。
关于学生会文娱部的工作，我有很多美好的回忆。音乐方面最突出，后文另述。在抗美援朝时，学生自编活报剧上街演出。其中有个剧是我自编、自导、自演的，拉来同演的大多数是同班同学。演出时市报有个记者随行，给我们拍照，还特意放大一张送我。戏里，我演李承晚，金宏义演美国佬（只见帽子，他当了多年浙江医院院长），杜国光（北医生化教授）与马正中（北京医院病理科主任，只见背影）演中、朝人民。后来，京剧社排活报剧时缺少了一个矮胖子演李承晚，就硬拉我参加。可我那时根本不懂京剧，好在只有两句话、一句唱，现学现演居然也对付下来了。由于是文娱部干事，经常有机会参加中外各种演出。最使我难忘的是，在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时，苏联曾派了红旗歌舞团等四个文艺团体来华，都到过杭州，我看了全部的节目。特别是苏联国家艺术团的演出，全部是世界超一流的大师。如乌兰诺娃的芭蕾舞与米哈伊诺夫唱的《伏尔加船夫曲》等，都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由于我家境贫寒，入学时又瘦又矮。感激政府与母校，那时相当九元的伙食对我来说已是好得超乎想像了，于是，我就很快长胖了，理论上，十八岁的我应该骨骼端钙化而不再长高，实际上，入学后由于营养好，我的确长高了不少。
按我入学时的体形，是根本不适合演李承晚。那时，大学生只供伙食。过了两三年，对无经济来源者还可以申请衣物。我的第一件棉衣、第一条新棉被都是国家给的，至今想起来还不禁令我泪盈于睫。浙江大学，我的母校，您的深恩，我当时刻铭记，代代相传。
浙大的校训，也对我影响很大。“求是”是秉承百年前求是书院的精神，它不但体现在学术上而且决定了对国家、社会以至世界的态度。竺可桢校长曾作“求是精度与牺牲精神”的演讲，阐发得十分精辟。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浙大师生都能站在人民一边，才能荣获“民主堡垒”的赞誉。师生都对科学有献身精神，励志苦学，生活朴素，对人诚恳有爱心。像我这样的丑小鸭，从未受到师生的鄙视，反而备受关爱。由于社团活动蓬勃开展，使得校园生活丰富多彩。我平生第一次学跳交谊舞，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十分好笑。由于学生讲究德智体全面发展，我每天早晨以广播操作预备，长跑作锻炼，打篮球作娱乐的三部曲，在我毕业后还沿袭过好些年。
我对文艺有多方面的爱好，尤其是音乐在浙大时有很大的发展。在中学里我就曾尝试过作曲，这是解放前的事了。进浙大后有一个学分的选修课，我就选了杨增慧老师的音乐欣赏。有一次杨老师有事，由当时是研究生的毛昭晰来代课，后来我们成了老朋友，并同是西泠印社社员。浙大歌咏队是全校性的，各系部、班级另有中、小型的歌咏队。我不但参加浙大歌咏队，并且还是当年唯一的学生作曲者。我曾把“萌芽”的作曲请教沈思岩教授，他并不以拙劣而耻笑我，反而诚恳地指出我的不足。他借书给我看，并让我不定期地到他住在哈同花园（今新平湖秋月处）的宿舍去，以便指导我作曲。我曾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过歌曲（自己写词），收到五万元稿费。虽说只相当是五元钱，在我已是笔大收入（足有半个多月的伙食费）。从稿费通知书可知时间是1951年5月。在抗美援朝时，我曾在《杭州歌曲》上发表过许多歌曲，受到市团委的表扬。现在搞政治的人多不相信在“三反”与“五反”之间有过“四反”，可我能提出确证。有一天早晨，沈教授叫我去，说是某领导要他写个《四反歌》来配合运动，他实是无意于此而又不能推辞，就把任务交给我了。连词带曲，隔天下午就要。我当天忙到凌晨，终于写成。交稿时，沈教授听我唱一遍后居然脸上有了笑容，并说了声：“难为您了。”
写了半天，大多是专业以外的事。专业方面我也说一句。由于是综合性大学，即使是基础课任课教师也多是国内外一流的学者。就拿我的亲身经历来说：化学是丁绪贤教授，中文第一本《半微量定性分析》就是他着的；物理是丁绪宝教授，是丁绪贤的兄长；生物是后来的杭大校长江希明；组织胚胎是元老级教授蔡堡；解剖是后来的医大校长王仲侨；生化则是刚冲破万难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沈善炯。名师出高徒，再加上学生入学的高质量与刻苦学习的校风，人才辈出就不足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