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的建构，无疑是对人的主体自觉性的重视。茅盾对人格的强调，基本思路也是强调个人主体的觉醒，进而对应民族、国家主体的认同。在《关于“文学研究会”》一文中，茅盾指出：“文学研究会发起诸人，什么‘企图’，什么‘野心’，都没有的；对于文艺的意见，大家也不一致——并且未尝求其一致；如果有所谓‘一致’的话，那亦无非是‘将文艺当作高兴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强调文学不能只限于“高兴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当然不是对个人主体的忽视，而是强调个人主体必须与整个国家民族的主体要求对应起来，凸现新文学对新的民族国家现代性建构的价值认同。茅盾的这种建构新文学现代性的思路，在新文学进入第二个十年发展时期，得到了更好的展现。如果说五四是一个强调“个性解放”的时代，那么，新文学所进入的第二个十年发展时期，就是一个强调“社会解放”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文学的时代性、社会性等民族国家的主体现代性特征，更进一步得到了认识上的强化。随着文学表现主题的深化，题材选择范围的扩大，内容的丰富，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的多样化，茅盾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作了新的开拓，更进一步丰富了新文学的现代性内涵。无论是在主题的开掘上，还是在题材的选择上，茅盾都十分注重对其时代性、社会性内涵的强调，自觉地追求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的特点，以便使新文学能够充分地反映中国社会、时代的全貌和社会发展的前景，使新文学的现代性建构具有一种史诗性的特征。在谈到长篇小说《子夜》的创作意图时，茅盾就说：“我有了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并“打算通过农村（那里的革命力量正在蓬勃发展）与城市（那里敌人力量比较集中，因而也是比较强大的）两者革命发展的对比，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中国面貌。”
基于新文学对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认同理念，茅盾在小说创作中所展现的现代性诉求，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文学阐释的方式，运用现代思想，对中国社会进行全景式的展示和思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景、出路，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探索。可以说，茅盾的这种以认同民族国家共同体为特点的文学阐释方式，不仅改变了五四新文学以来现代性诉求的某些幼稚状态，同时，更重要的是，在深化新文学的现代性内涵方面，进一步凸现出了新文学对新的民族国家主体建构的道义承担。
郁达夫虽然反复强调小说创作就是作者的“自叙传”——“除了自己的之外，实在另外也没有比此再真切的事情”，并由此创造了中国新文学独具特色的“自我抒情”小说文体，但是，他并非宣扬极端的个人主义，也非一味地倾泄自我的情感，更不是为自己树碑立传，而是以率真、唯实的艺术方式，“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这种由充分展现“个人”、“自我”的文学创作意图所展现出来的现代性诉求，仍然是以个人主体对应新的民族国家主体的方式来完成新文学的现代性建构。在小说《沉沦》中，郁达夫塑造了一个被社会挤出来，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零余者”形象。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并不是一个极端自我的个人主义者。“我”——一个受着民族歧视、社会压迫的留日学生，有着一颗美好而善良、敏感的心，他是五四的产儿，是新文化、新思想启迪了他，使他始终都是怀着个性解放、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理想，热烈地追求个人应当有的东西：知识、金钱、爱情、荣誉。这是个人“应当”的权利，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性建构的中心内容。然而，积弱积贫的近代中国，却无法满足每一个国民的这种欲望，因此，郁达夫在小说里通过主人公直接呼喊出来的，并不是个人的那种极端自私的抱怨，也不是个人的自暴自弃，而是一种寻求现代民族国家主体强大的呐喊：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
面对异族人的歧视、欺侮，“我”立刻发怒起来：“狗才！俗物！你们都敢来欺侮我么？复仇、复仇，我总要复你们的仇。世间里哪有真心的女子，我再也不爱女人，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了情人罢。”为了祖国，个人的一切皆可舍去，这当然可以说是郁达夫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但是，深究这种爱国主义思想的内核，不难看出从中所反映出来的五四时期现代性建构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即在确立个人主体的模式当中，灌注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现代性内涵，而不是完全像近代西方那样，为了使个人完完全全地从中世纪禁锢的“神”（上帝）那里解放出来，强调个人的绝对独立性，强调个人对一切桎梏——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所有禁锢——的反叛和超越。尽管郁达夫的一切“以个人为中心，以个人感情、兴趣、意志为出发点，一任兴之所至”的人生态度，特别是他那“诗人的气质使他倾向于用感情支配行动，对朋友，对同胞，甚至对敌人，他都是用感情来支配一切”的个人主义思想情感倾向，张扬了个人主体，凸现了个人主体自觉、真诚、直率的特点，但在这种个人主体的“内骨子”里，仍然烙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印痕，对应着新的民族国家主体建构的历史诉求。所以，当“我”沉沦于大海之前，仍然要面对祖国长叹一声，断断续续地呼喊：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郁达夫以凄婉的笔调描写了一个留日的中国学生，在受到来自民族和社会双重压迫的窘境中，从心灵的忧郁到最后的颓唐、沉沦的人生轨迹。这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民族、国家的悲剧。郁达夫以表现时代背面、塑造时代“弱者”的方式，展现出了强大的时代阴暗面在个人心灵深处的投影，在充分体现现代化历史前进的艰难性与曲折性当中，传达出了建构新的民族国家主体的现代性诉求与强烈愿望。
中国新诗史上杰出的浪漫诗人徐志摩，在新诗创作中所展现出来的个人主体意识，则是另一种自我表现的思想风采。徐志摩宣称自己的信仰是一种“单纯的信仰”——五四所确立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本着这种“单纯的信仰”，徐志摩在新诗创作中大胆地表现了争取个人自由、歌颂纯美爱情的思想，执着地追寻那种“从性灵深处来的诗句”，并以江南才子之气质、英国绅士之风度，以潇洒飘逸、秀丽缠绵的新诗风，表现了个人获得觉醒、个性获得解放的主体意识。从个人主体意识立场出发，徐志摩诅咒了封建军阀统治的中国是“暴力侵凌着人道，黑暗践踏着光明”（《毒药》）。连年的军阀混战，留下的罪行是“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人变兽》）。他赞美庐山石工的劳动号子是“我们汉族血赤的心声”（《庐山石工歌附录》）。
从这些诗所传达的思想意识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蛰伏在徐志摩思想意识中心的，无疑是五四的个性解放，人的自由的思想元素，而不是那种狭小的、完全的、极端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元素，所对应的仍然是新的民族国家主体，而不是纯粹的个人主体。有学者认为徐志摩的个性解放思想，是建立在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基础之上的，这也不无道理。正是以个人主体对应新的民族国家主体的现代性建构的历史诉求，即便在那些被称之为是专门抒写“性灵”的“另一种自我表现”的诗中，从中也传达出了认同新的民族国家主体的思想意识：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飏，飞飏，飞飏，——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飏，飞飏，飞飏，——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
——《雪花的快乐》
在这首追求理想爱情的诗篇当中，热烈而温柔、奔放而缠绵、执着而纯真的“雪花”形象，不仅仅只是表现出获得个性解放的个人主体境况，同样也表现出了新的民族国家主体在获得认同、建构当中，对个人主体所给予的一种肯定性的关怀。诗中所传达出来的那种潇洒飘逸、飞飏向上、轻盈活泼、执着纯洁的浪漫主义情怀，以及“我”——这个获得肯定的个人主体，所具有的那种百折不挠的追寻精神，那种不断寻找新的人生意义的方向感，何尝不是五四时代以追求个性解放的方式，认同、建构新的民族国家主体的思想意识表现呢？正是有了这种思想意识和精神情怀，“我”才要努力地去寻找：
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向着黑夜里加鞭；——
向着黑夜里加鞭；
我跨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我冲入这黑绵绵的昏夜，
为要寻一颗明星；——
为要寻一颗明星；
我冲入这黑茫茫的荒野。
…………
——《为要寻一颗明星》
为要寻求这颗信仰的明星，“骑手”冲入了绵绵的黑夜、茫茫的荒野，尽管“骑手”和“瞎马”均倒在“水晶似的光明”到来之前，但他们毕竟看到了光明的到来。个体生命的毁灭，换来的将是“个性解放”为主导价值和核心理念的新的民族国家的建构，而这也正是“骑手”不惜生命的代价，执着寻找的价值与意义之所在。因此，在徐志摩的诗歌创作中，以个人“追求单纯信仰”——交织着个人主体的觉醒与民族国家主体独立的信念，始终是他执着追求的人生理想。
“两浙”作家对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建构，体现了晚清以来民族生存危机中的文化转型和发展的基本思路，其特点也就是以民族生存与发展为基点，以现实层面中“富国强兵”的民族国家理念为主导，以追求个性解放为核心的个人主体的觉醒和对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道义承担，展开文学对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指出的那样，任何迈向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其“想象的共同体”都是由一系列文化符号所构成的，而它之所以是一种想象的、“虚幻”的共同体，原因就在于它是全民族成员的一种文化认同和情感的凝聚。“两浙”作家的文学活动，鲜明地表达出了全民族成员对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趋向。
因为自晚清以来，文学的发展总是得益于渴望建立新的民族国家为主导的思想意识发展的强力驱动，也就是说，它几乎是强制性地与整个民族国家建构现代性的思想文化诉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浙”作家对新文学现代性的建构，之所以被赋予诸多的思想文化启蒙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强调个人主体的确立必须获得民族国家主体的对应，原因就在于它被认为是能够通过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将有关现代民族国家进入现代化历史进程所萌发的现代性诉求，形象化地转化成人们的共识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浙”作家对新文学现代性建构所作出的贡献，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两浙”作家注重以确立个人主体的方式，表达对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强烈认同的文化理念，传达那种中国如果不革新就将落后于世界发展主流的现代性诉求。鲁迅说，在世界性的冲击之中，他最担心的是文化危机将导致“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并明确指出：“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鲁迅敏锐地看到中国变革的历史难度，曾感叹道：“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他指出：“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在小说《头发的故事》里，他也曾大声叹道：“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显然，在鲁迅看来，如果不进行包括文化在内的全方位革新，中国固有的弊端就不能得到有效的消除，所以，他指出，之所以“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对于“两浙”作家来说，个性的解放，个人主体的确立，均是新的民族国家主体获得建立的重要前提。因此，以强调个人主体自觉和觉醒的方式，对应新的民族国家主体的现代性诉求，也就被视作为新文学的重要使命。
二、“两浙”作家善于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审时度势，主张以历史发展与进步的规律性观念来打破传统的历史“循环论”学说，以进化的乐观主义情怀，憧憬新的民族国家的未来，宣扬改革的思想主张——主张大胆地进行全方位的改革，确立民族独立、富强的文化信念。鲁迅在早年撰写的《摩罗诗力说》中，就向国人大力推荐那些“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并在其后的许多杂文里，严厉地批评了传统文化的“大团圆”、“十景病”等弊端，特别是对整个历史在所谓“一治一乱”的循环中，进行“破坏了又修补”式的认识观、发展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观念，也是基于历史的进化观。茅盾则更是明确地指出：“我们该拿进化二字来注释‘新’字。”强调要打破历史的“循环”，也就是要避免落入单纯的“新”、“旧”循环和交替的俗套，而是要以全新的思想和精神姿态，汇入世界性的现代化洪流之中，使整个国家的发展不后于世界发展之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