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方面，“两浙”地域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浙”作家在以艺术审美方式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独特的文化视角上。以鲁迅为例，在“逃异地，走异路，寻求别样的人”之后，对现实异化的高度关注，对“立人”终极关怀的构筑，从而引发他对整个民族的生存境况、前途命运的高度关注，于是，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反映现实异化对人的压迫，展现人的解放、个性解放，就成为他的文学创作的独特文化视角。基于“立人”思想，鲁迅总是善于将现实异化与历史异化联系在一起，用他那特有的对历史、对现实、对人生的刻骨铭心的感悟和深刻认识，完整地构筑了他笔下所展示的“国民性世界”，并以超越于有限历史之上的心理透视，在最广泛的人生意义探寻上，通过对国民性的剖析，构筑了有关人的生存、发展和命运的诸多精神命题。鲁迅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对国民性的深刻剖析中，完成对国民、对民族，乃至对整个人类精神的深刻探索和思想启蒙。
鲁迅在《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祝福》、《阿Q正传》、《明天》等一些小说中所展现的民族生存主题，透视了落后民族在新兴文明冲击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愚昧、麻木和无知的心理，深刻描绘出了整个民族在新旧交替的变革时代，必须变革旧的生活方式、旧的生存方式所产生的内心恐惧和苦痛状态。鲁迅在小说中，展现了两种文明冲突在旧式的家庭（族）里所引起的极度的孤独和恐惧，揭示出潜藏在喧嚣而混乱背后的是愚昧麻木的国民“永远的不理解”，甚至是永远的无法拯救的存在境况。鲁迅更多地展现了国民在精神上的愚昧状态，揭示出了“老中国子民”在文明更替中的矛盾困境，其广谱意义在于揭示一个在长期封闭环境中演化而来的农耕文明，其实并没有为容纳一种新的、陌生的文明而作好从容准备的心理与文化根源。在历史表象的背后，仍然是千百年来亘古不变、习惯成自然的文化心理性格。在近代中国被迫开放而置于世界性冲击之中，国民也就显得更加无奈、张皇。新旧文化的强烈对立和冲突，使得绝大多数国民的愚昧麻木更显沉重和落后。这是人与社会、历史和文化在国民心中存留的永恒矛盾。如若回避这种矛盾，无疑会像阿Q那样，最终还是在战战兢兢中无声无息地消亡，被世界所“挤出”，被现代文明所淘汰。应该说，这也正是鲁迅最为关心、关注的社会变革的内容。
鲁迅始终是将火一样的激情裹挟在冰一样的冷静之中，从而写出了一个民族、一块大陆的整体惶惑，整体对现代文明的不适应性。尽管他的小说并非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或历史真相的再现，但他对于历史的评判，对于现实异化的揭示，则深刻地阐释出了对于一个民族、一块大陆，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历史、精神心理及命运的寓言意义：“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这沉重的呐喊声，在历史与现实的空谷里长久地回荡，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主题，作为新文学的基本主题意向，关联着现代中国文化泛文本中最基本的语义内容。从文学特性上来说，鲁迅沿着“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思路进行创作，为新文学首创了五种人物形象：（1）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如狂人；（2）封建道统的维护者形象，如赵太爷；（3）被封建势力绞杀的革命者形象，如夏瑜；（4）愚昧的民众形象，如阿Q；（5）无辜的受害者形象，如狂人的妹妹。对这五种人物形象的塑造，鲁迅在小说创作中构筑了一个完整的、具有启蒙意义的象征世界。在冷静的叙事中，鲁迅把对国民性的分析，对民族生存状况的揭示，以及对中国历史、社会和民族命运的阐释，都烙上了鲜明的思想启蒙的印记，使之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涵义。鲁迅对整个民族心理、性格结构、历史沿革、文化风范的深切体察和内心感悟，也使他的小说在叙事层面上，一开始就超出了有限的表层叙事的意义范畴，而兼具叙事与象喻（象征喻义）的双重功能，即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性格心理揭示，传达出整个民族在动荡的文化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内在苦痛和心灵律动，并包孕着对千百年历史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在民族心理中所产生的积淀及后果的细腻分析和反省，同时，这种主题思路也成为鲁迅借以探寻和展示中华民族精神意识和心理性格的一种独特方式。民族的生存境况、国民的愚昧精神状态、国民的奴性心理性格，乃至人的解放、个性解放、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所有这一切都深深地蕴含在这个主题思路之中。所以，沈雁冰（茅盾）说读鲁迅的作品“只觉得受着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绝的阳光”。沈雁冰还指出：“在他（指鲁迅）的着作里，也没有‘人生无常’的叹息，也没有暮年的暂得宁静的歆羡与自慰（像许多作家常有的），反之，他的着作里却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和无情的剥露。反抗一切的压迫，剥露一切的虚伪！老中国的毒疮太多了，他忍不住拿着刀一遍一遍地不懂世故地尽自刺。”
沈雁冰的见地是十分深刻、独到的。应该承认，鲁迅开辟的“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思路，在整个新文化、新文学的生成和发展中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
显然，鲁迅这种独特的文化视角，直接生成因素就与作为原型的“两浙”地域文化有关。蒋梦麟在以“绍兴师爷”为例论述绍兴文化的特征时指出，“熟谙法令律例”、“追求事实”、“辨别是非”等，使绍兴及浙江人“养成了一种尖锐锋利的目光，精密深刻的头脑，舞文弄墨的习惯”。
他甚至认为，这种“相沿而成一种锋利、深刻、含幽默、好挖苦的士风，便产生了一部《阿Q正传》”。
当然，原型归原型，原型并非决定一切，但它提供的认知视角和独特的心理感悟，则能够在特定的情形中，使人从中产生“大量特殊的、已被人们知道的可以交际的联想结构”，为“处在特定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熟悉它们”。从地域文化与鲁迅的关系，到鲁迅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我们可以探寻到地域文化与整个新文学生成的关联性脉络。
三
作为母文化的地域文化，其原型还具有无限生成的转换性特征。
借用生物遗传学的术语来说，母文化原型具有“转基因”的功能。
弗莱在提出“文学循环”的观点时指出：“文明社会的生命常常等同于有机物的循环过程：生长，成熟，衰落，死亡，以及另一个体形式的再生。”在他看来，原型基因是“可以转换的”，是“从一种结构到另一种结构”的“转换运动”。按照他的观点，文学的发展也就是原型的“转基因”运动。
“两浙”地域文化的母文化孕育和影响功能，为“两浙”作家提供了一种融入世界、认识世界的独特的文化感知方式，使之获得了文化转基因的内在催化动力。从中国新文学生成的特点来看，“两浙”作家群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内源性的基因转换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以《浙江潮》和东京“Z”会馆为标志，“两浙”地区的留学生群体是最先获得自身独特的文化感知的群体。鲁迅在谈《域外小说集》的编撰时曾说：“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维，实寓于此。”
弃医从文，办《新生》，翻译域外小说，对周氏兄弟，以及对整个“两浙”文化人而言，都表明他们对“新潮”具有独特的文化感知和文化反应。因为从心理对应机制上说，如果没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原型的对应，也就很难作出这种文化上的感知、反应和选择。深究“两浙”文化人的内源性因素，可以说其文化基因具有一种转换的功能。以学术为例，如果说学术是知识群体对来自包括地域文化在内的社会、文化实践的理论思考、提升和总结，那么，“两浙”学术（特别是“浙东学派”的学术）在这个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博采众长、整合创新。它体现了“两浙”知识群体，对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所作的认真审视和理性思考。
在“两浙”学术史上，最初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移植型”的文化特征。
如在汉唐时期，“两浙”文化人就善于将中原文化移植过来，补充、充实和发展地域文化。其中，王充的学术就广泛吸收了先秦以来各家的思想而自成一家之学说；又如南宋以来，大量的北方文化人来“两浙”定居，这也使“两浙”地域文化获得了大融合的机遇，“两浙”学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四大学派；明代形成的“浙东学派”也极具特色和影响。“两浙”学术的这种特点，是“两浙”文化的内源性具备转基因功能的典型表现。当它成为整个地域文化的一个基因特征时，就能够为置身于变革激流中的“两浙”文化人提供接受外来影响，促进自身变革的内源性要素，使之走在时代的前列，正如黄宗羲所称赞的那样：“会众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达于海”。
从“两浙”地域文化与中国新文化生成的关联上来探讨，地域文化原型的转基因作用，仅从新文学的范式生成中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认证。
拉里·劳丹在论述范式内涵时指出：“范式是‘考察世界的方式’，是有关某些领域的现象应该如何解释的普遍的形而上学的洞见或预感。”
范式包含着深刻的文化观念和思想意义的结构模态，每一种文学观念都凝聚在其范式结构当中。文学范式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但又处在动态演变与发展之中，不断地推动着整体结构由量变向质变发生转化。显然，新文学也是一场范式的革命。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文学观念上获得了与旧文学完全不同性质的转换，从而导致文学内部范式的更新，价值因子的创造性转化，并由此促使新的文学理念与结构体系的生成和建构，在意义重构中为现代人提供一种认识世界、认识人生的新的审美观。新文学的范式建立，表明新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有着自身内在的理路（inner logic）和质的规定性，其中的要素之一就是地域文化的原型转基因功能及其发挥的特定作用。
在五四时期，思想启蒙是时代的主旋律。人的发现，个性的张扬，主体意识的觉醒，都使现代中国人愈来愈重视精神世界的需求，尤其是在新旧价值转换之际，传统终极关怀的价值失落，新的终极关怀一时还无法建立，人的精神往往处在一种无所凭借的“价值真空”之中。现代社会打破了古典的宁静、和谐，随之而来的是嘈杂、喧嚣、对立。急剧变化的社会和各种思潮的跌宕起伏，既给人们以思想的深刻启蒙，又给刚刚从传统中走来的人以巨大的心灵冲击，挑起了他们内心的紧张，甚至是焦灼不安，进而陷入自我迷失和灵与肉的分裂痛苦之中。于是，为对应这种精神需求，“两浙”作家的创作显示出了自身的独特性。
在“两浙”作家的创作中，既有鲁迅那种彻底超越了生的执着而显示出铮铮铁骨的、“特立独行”的深刻思想性作品，也有如郁达夫在“自叙传”小说创作中，那种展示被时代“挤出来”的，受到来自民族、社会、人生多重压迫，既无政治地位，又无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零余者”的哀诉和心灵扭曲的忧伤，充分展现出“弱中国子民”在历史进程中的精神状态，反映出历史发展的艰难性和曲折性的抒情性作品，还有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穆旦等一批新潮诗人，以自己深刻的生命体验，写出对整个现代中国在历史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和人生的独特感悟，传达出现代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的伟大心声的作品。“两浙”作家之所以能够选择一种全新的范式来进行创作，与地域文化原型转基因功能是有着内在联系的。这种文化原型的基因转换，决定了“两浙”作家对创作思想的深度性诉求，对艺术形式的先锋性诉求，以及对生命体验与感悟的独特性诉求。正如沈雁冰（茅盾）所说，它必须“是站在反封建的自觉上去攻击封建制度的形象的作物”，并着重强调：“这是‘五四’文学运动初期的一个主要的特性，也是一条正确的路径”。同时，这种转换还决定了“两浙”作家的表现对象往往是大多数的普通人（包括知识分子）与他们平凡的社会人生，而不是“古之小说”占主角的“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在艺术形式上，这种转换也使“两浙”作家多是创新之作，如郁达夫就宣称“艺术所追求的是形式和精神上的美”。沈雁冰（茅盾）在评价鲁迅小说时也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
在后来为鲁迅所称赞的“乡土文学”创作里，“两浙”作家所显示出来的那种深邃的人文理性精神和主体忧患意识——如王鲁彦、许钦文、巴人、许杰的创作，既是对“两浙”区域社会人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处于转型过程之中的中国社会、人生、历史、文化的深刻关注——充分展现了“两浙”独特的地域文化精神特征，进而折射出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这种现象说明，在新文学范式的转换与生成中，地域文化原型的转基因功能发挥了独特作用。因为那种属于主体方面的地域文化精神的彰显与时代精神的对应、融合和转换，往往就是构成新文学时代主旋律的一个主导性元素，并使之成为时代的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