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要写暴发户西门庆家和当时官场的奢侈腐化，他们所享用的食物当然是各地的奇珍异产。以酒而言，第十五回之前都是浮泛的描写，在此之后才经常说明酒的品种，并且对不同品种的酒类作出具体描写。这同西门庆家由破落而回升的趋势正相适应。全书有五十三回提到酒的品种，金华酒十九次，它的简称金酒一次，南酒十二次，浙酒二次。从第七十二回的描写可知南酒、浙酒指的都是金华酒。另外麻姑酒四次。“（浙江）婺州之金华、（江西）建昌之麻姑”在松江华亭人顾清（1460-1528）的《傍秋亭杂记》中被列为七大名酒之二。有1570年序的直隶柏乡（今属河北省）人冯时化的《酒史》则说：金花酒“浙江金华府造，近时京师嘉尚。
语云：晋字金华酒，围棋左传文”，可见它身价之高。以上采用郑培凯教授的说法②。金华酒经钱塘江、大运河直达山东和北京，运输很方便。《傍秋亭杂记》还载有山东名酒秋露白。如果说西门庆宴会上经常出现的竟是本地酒，那只能显示一个土财主的阔绰，不是本书作者的意图。其他菜肴也如此。第三十四回写刘太监送给西门庆两包糟鲥鱼重四十斤，这是每年由江南运送给皇家的贡品。至于升斗小民，《金瓶梅》写的就都是道地的北方食品。如第七回的黄米面枣儿糕、艾窝窝，第八回的角儿，第五十回的驴肉，第五十七回的火烧、波波、馒头等。
从语言角度来看，戴不凡的《金瓶梅零札六题》指出《金瓶梅》第二回“武松便掇杌子打横”的“掇”字，第九回“待事务毕了”的“事务”，第二十六回“錼了那黄汤”的“錼”字都是吴语，但他承认，“全书又是以北方语言为主”。不同研究者所举的不同例子可能有争议，《金瓶梅》中混有北方话中少见或不用的南方词汇是无可否认的。
就语言现象而论，改变语言的腔调和常用词汇的发音，要比吸收一些非本地方言的词汇困难得多。如果让作者朗诵几个片段，那就不难听出他的家乡所在。自然，这是空想。但事实上存在与此近似的方法可供检验。举例如下：
（一）第四十回：“等我去呵些汤罢”；
（二）第五十回：“每人呵了一瓯子茶”；
（三）第六十四回：“俺每下人自来也不曾呵俺每一呵，并没失口骂俺每一句奴才”；
（四）第六十七回：“那消费力，几口就呵没了”；
（五）第六十八回：“呵了两口汤”；
（六）第七十二回：“呵了些茶”；
（七）第十二回：“西门庆道：你敢与我排手？那桂姐道：我和你排一百个手。”
上面第一至第六都以“呵”代替“喝”，在北方话中两个字声母、韵母、声调都相同。第七例以排代替拍，在北方话中只声调有微细区别。在南方话中“呵”和“喝”只声母相同，“排”的声母b，“拍”的声母p，两组字韵母和声调都有明显差别，不能用来互相代替。据东吴弄珠客序，此书刻印于苏州，以上同音代替的字不会出于南方刻工之手，当是原稿如此。这是《金瓶梅词话》的写定者，至少最后的写定者，是北方人的明证。
第十一回“孙雪娥道：娘，你看他嘴是淮洪也一样”，“淮洪”一词又见于第七十五回，用法相同。第三十二回“曹州兵备管的事儿宽”，重复出现在第四十二回。淮洪，又称徐州洪，它是徐州城外的一段急流。苏轼为它写了一首着名的诗《百步洪》。淮洪波涛喧闹，同某一曹州兵备爱揽闲事一样成为妇孺皆知的民间熟语，流传范围不会太大。它们的普遍性不及第三十三回的白塔：“不然，随你就跳上白塔，我也没有。”那是北京紫禁城里的名胜，熟习它的人不限于北京居民。
从“淮洪”和“曹州兵备”二词可以推定：《金瓶梅》的写定者的籍贯可以由北方缩小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从济南到徐州、淮安一带，即今山东省中、西部及苏北北部。
下面对异议提出答辩。
第九十四回，王宣为陈经济向临清晏公殿老道送礼，“任道士见帖儿上写着：谨具粗段（缎）一端、鲁酒一樽……知生王宣顿首拜”。
同一回又写道：“我那边下着一个山东卖棉花客人。”
不少研究者认为：《金瓶梅》作者（写定者）如果是山东人，那就不会写“鲁酒”和“山东卖棉花客人”了。这样写，正是他不是山东人的证明。
他们不知道“鲁酒”一词源出《庄子·胠箧》：“鲁酒薄而邯郸围。”后来用作薄酒的代称，如庾信《哀江南赋》：“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金瓶梅》的请帖以鲁酒和粗缎相提并论，是谦词，同作者是否山东人无直接关联，虽然山东人这样写会有另一种亲切之感。
尽管《金瓶梅》曾多次写明清河县属山东省管辖，前文已经说明，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小说中的人物身在非山东省的清河县，提到山东省临清县的卖棉花客人，一时忘乎所以，把小说中人为的政区划分置于脑后，写出这样一句话。某些研究者用以证明作者（写定者）不是山东人。事与愿违，这倒恰恰证明作者家乡距离清河、临清不很远，对该地的省界了然如指掌。否则，他就不可能有这样对真实情况的不知不觉的流露。
《金瓶梅》三分之一的回目都有戏曲演出的繁简不一的记载，包括笑乐院本、杂剧、南戏的演出实况在内。这些资料和明代其他有关戏曲演出的文献作对照，无论对《金瓶梅》写定者的时代和籍贯都是最好的验证。
嘉靖三十八年（1559），徐渭作《南词叙录》序，成书则在三年之前。上距李开先《宝剑记》初刻本九至十二年。书中说弋阳腔流行最广，北到京师，南到闽广，其次为余姚腔、海盐腔。昆曲限于当地，像一切事物初起时一样，还在受人排斥“或者非之，以为妄作”。徐渭对此愤愤不平。《南词叙录》之后大约二十年，松江何良俊《四友斋曲说》云：“近世北曲，虽郑卫之音，然犹古者总章北里之韵，梨园教坊之调，是可证也。近日多尚海盐南曲。士夫禀心房之精，从婉娈之习者，风靡如一。甚者北上亦移而耽之。更数世后，北曲亦失传矣。”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作于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它说昆山腔当时已经取得对海盐腔的优势。我们知道昆山腔在它的发源地苏州一带则在1540年前后已由梁辰鱼的《浣纱记》而兴起②。与此同时，沈璟晚年制订曲谱，虽然名为《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实际上他只为促进南曲中的一种即昆曲的繁荣而努力。他的目的“欲令（戏曲）作者引商刻羽，尽弃其学，而是谱之从”（李鸿序）。这个意图正好说明在汤显祖、沈璟的时代，昆曲的统治地位还有待确立，或正在确立之中。同时而略迟，万历三十八年（6110），王骥德《曲律》卷二说：“旧凡唱南调者，皆曰海盐，今海盐不振，而曰昆山。”从《南词叙录》到《曲律》，以上各家年代先后不同，忠实地反映了弋阳、海盐、昆山各腔依次代兴的情况。
据《金瓶梅》的记载，当时上演的元代杂剧有《西厢记》第二本第二折（第六十一回）、《金童玉女》第一折（第三十二回）、《两世姻缘》第三折（第四十一回）、《留鞋记》（第四十三回）、《龙虎风云会》第三折（第七十一回）。
另有“《抱妆盒》杂记（剧）”，曲文和《元曲选》不同。第五十二、六十、六十一回描写演唱南词、南曲，伴奏乐器是筝或琵琶。西门庆家正式宴请高级官员时，如第四十九、七十二、七十四、七十六、六十三、六十四等回，演唱的都是海盐腔，尤以上面最后两回的记载比较详细。全书没有一次提到昆曲或以笛子为主要伴奏乐器的南戏。即使在第三十六回写到在北方深受欢迎的“苏州戏子”时，那也不是昆腔演员。
《金瓶梅》所写的数十次戏曲演出情况和何良俊的记载完全吻合。
《四友斋曲说》云：“余家小鬟记五十余曲，而散套不过四、五段，其余皆金元人杂剧词也。南京教坊人所不能知。老顿言：顿仁在正德爷爷时随驾至北京。在教坊学得，怀之五十年。供筵所唱，皆是时曲。此等辞（指北杂剧）并无人问及。不意垂死遇一知音（指何家小鬟）。”“随驾”指正德十五年（1520）十二月跟从皇帝由江南来到北京。下推五十年，即隆庆（1567-1572）年间，正是何良俊写作《四友斋曲说》的年代。这时顿仁慨叹北杂剧在江南几乎已成绝响，甚至连留都南京的教坊司艺人都不能演唱，而在《金瓶梅》所写的山东地区虽然它不及海盐腔入时，却并未衰歇。
从上述情况看来，《金瓶梅》成书当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之后，万历元年（1573）之前。写定者的籍贯则在今山东省中西部及苏北北部，即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一带。
四、《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或他的崇信者我在六十年代初发现《金瓶梅》第七十回正宫（端正好）套曲（五支）采用李开先的《宝剑记》传奇第五十出，当时曾写了一篇短文，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发表。后来，因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看到朱星的《金瓶梅考证》连载，才把旧作修改成《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发表在《杭州大学学报》
1980年第1期。今年秋，应邀来普林斯顿访问，有机会读到韩南教授（PatrickD．H anan）的旧作《金瓶梅探源》。现在我乐于利用韩南教授和柯丽德（K atherine C arlitz）博士的研究成果作为我的论据之一。韩南教授在他的论文中声明，他不认为小说多次引用《宝剑记》和小说作者问题有任何联系。
如果由此造成错误，那当然和他无关，只能由本人负责。下面是《金瓶梅》引用《宝剑记》的主要段落。
（一）第六十一回“我做太医姓赵”起十八句七言，见《宝剑记》第二十八出；
（二）第六十七回（驻马听）“寒夜无茶”、“四野彤霞”二曲，见第三十三出；
（三）第六十八回“虽是尼姑脸，心同淫妇心……哄了些小门闺怨女，念了些大户动情妻……姻缘成好事，到此会佳期”，见第五十一出；
（四）第六十八回“佛会僧尼是一家，法轮常转度龙华。此物只好图生育，枉使金刀剪落花”，《宝剑记》第五十一出作“法轮常转图生育，佛会僧尼是一家”；
（五）第七十回“官居一品”起大段描写，见第三出韵白；
（六）第七十回正宫（端正好）套曲（五支），见第五十出；
（七）第七十四回“盖闻法初不灭”至“空手荒田望有秋”大段原是第四十一出的韵白；同一回“百岁光阴瞬息回，此身必定化飞灰。谁人肯向生前悟，悟却无生归去来”，“人命无常呼吸间，眼观红日坠西山。宝山历尽空回首，一失人身万劫难”，见同一出《诵子》，但前后四句顺序颠倒；同一回《一封书》曲（“生和死两下”）见同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