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以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国共两党彻底决裂。革命战争形势的新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党的建设必须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保证革命战争胜利的需要。正是这种客观形势的需要，各解放区的政权建设也就自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抗日战争时期政体的参议会制度改变为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最早提出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是陕甘宁边区。1944年底，谢觉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曾提出将边区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12月1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说：“关于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我想对内对外都是会有好影响的，请你和其他同志商量一下。”次日，毛泽东又给谢觉哉写信说：“参议会改名，关涉各解放区，中央尚未讨论，请暂不提。”根据形势的发展，1945年9月，边区参议会和政府决定先将乡参议会改为乡人民代表会议。随后，在1946年4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规定“边区、县、乡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人民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选举各级代表，各级代表会选举政府人员”。
这就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1947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政权组织形式问题的指示信，要求在土改中，应使解放区政权自下而上地实行人民代表会议制。从此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政体形式就在党的与时俱进的建设推动下，在各解放区相继建立起来。
综上所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的政体选择和建设是卓有成效的，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政体理论的基本原则、方法和策略，紧紧围绕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主题，抓住了国家政体建构的一些关键环节，如民主共和的目标、劳动群众当家作主的内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形式、政体制度的屹立、与政党建设和领导的关系等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的政体选择和建设的重要成果和基本经验直接成为新中国的政体建构的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模式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在以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建立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家现代化历程上跨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这一步不仅确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家现代化中的历史地位，而且还使中国共产党承担着更为艰巨的历史重任，扮演着更为重要的双重的历史角色，即国家现代化的领导角色和执政角色。前者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国家政体现代化建构的最初推动力，后者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国家政体现代化建构的直接推动力。
新中国的政体建构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体选择和建设的主要成果和基本经验，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它以人民共和国为建构目标，以落实无产阶级统治和人民当家作主为建构目的，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党的领导，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人民主权的有机统一。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模式逐渐形成。
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模式突出特点表现为，它有一整套完善的政体建构的作用和保障机制。
第一，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如前文所分析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的和逻辑的结论。这个历史是中国整个近代摆脱国家主权不完整、民族不独立、社会不发展、政治不民主而呼唤独立、富强和民主的历史，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必然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是人民的自觉选择的历史。因此，这个历史的结论是“没有中国革命及其胜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地位”。这个逻辑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由于自觉承担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无法完成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并向中国人民展现独立、富强、民主的光明前景，因而由自己向中国人民展示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的逻辑。“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的主角自然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及其组织。因此，这个逻辑的结论是“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使它能够“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把广大劳动群众的意志集中起来，形成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当然，理论上的合理性并不等于现实上的正确性，这里存在着许多关键的环节。
第二，政党职能的合理定位。合理定位政党职能是把“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与“政党集权专制型政体建构”区别开来的关键。由于战争胜利的需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职能是全方位的，党不仅抓了军事斗争、政治斗争，还要抓文化建设、生产自救，党的领导方式实际上是“全盘抓”。这种高度集权的领导方式充分发挥了政党对整个革命运动和革命政权建设的推动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甚至在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这种“全能式”的政党职能并没有得到改变，党指挥包揽一切。以致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指引下，过分强调国家政体建构的阶级性、斗争性，而较少注意国家政体建构的民主性、制度性；较多地强调国家政体建构的马克思主义一般逻辑和中国自身的经验，而较少注意对政权的具体形式的探讨和对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形式的借鉴。因此，要充分发挥政党对政体建构的推动作用，就必须积极地合理地实行党政职能定位与分工。“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和方针政策的领导，是对干部的选择、分配、考核和监督”。党的执政作用主要通过在国家机关中的党员干部执行党的指示来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第三，政党治理。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的另一个关键环节是政党治理。政党的领导和执政作用的权威基础是权力，政党在执掌和运行国家机器的过程中滋生的一个副产品是政党腐败，这是最容易使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扭曲、异化的一环。政党腐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的严重问题，也是当今世界政党政治运行的一个普遍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反腐败的框架中的重要领域。一个政党，其内部没有稳定而长效的治理结构和机制，党员干部的政治生活缺失民主性、透明性，其外部又不能屹立强有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党政干部的权力行为缺乏合法性、责任性，必然会衍生政党腐败。所以，对于政党推动型的国家政体建构来说，政党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没有政党内部的党纪党章的治理，没有政党外部的法纪法规治理，政党推动型的政体建构不仅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
第四，与时俱进的党的建设。如果说政党治理主要是针对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的缺陷的一种保障机制，那么与时俱进的党的建设则更多的是要充分发挥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优势的关键环节。如前文所论述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党建，对探索和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政体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经验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告诉我们，与时俱进的党的建设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品格，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事业的必然要求，更是政党推动国家政体建构的优势和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需要我们不断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先进性，不断巩固和扩大政党领导和执政的社会基础，不断强化党的组织、纪律和作风，不断提高党的执政和理论创新的能力。因此，停止了党的建设，党的与时俱进的品质就会丧失，党就会蜕化，进而政党推动型的国家政体建构就会变样变质。
第五，政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整个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活动的中心和主角，它虽然具有阶级先进性，也有开阔的阶级视野和政治智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保证国家政体建构在特殊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历史事项上始终能科学与合理地决策，况且国家政体建构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民主的过程，其目的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所以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十分需要充分的政治合作和政治协商，并以此为保障。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渐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在中国政体的选择和创建过程中得到充分的贯彻，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三）现代政党政治与当代中国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模式的合法性
1.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政党因素
事实上，现代国家的建构活动从本质上来看都具有政党推动的特征。因为现代政治基本上都是政党政治（只有少数没有政党的国家，依然沿袭的是家族政治，包括沙特等国）。政治与政党密不可分，以致在政治学中形成了“政党政治”的概念。所谓政党政治，就是一个政党为实现其政治纲领和主张而展开的一切政治活动和斗争。政党政治的核心是政党取得、执掌和运行国家政权。
就发生意义上来说，政党政治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它孕育和催生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制民主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方式。就功能意义上来说，政党政治为民主政治提供了一种规范形式，对国家的政治稳定、国家权力安全有效运行、社会力量的动员和组织、社会制度的建构等起着重要的作用。就结构意义上说，政党是现代政治的枢纽和必要的连动环节。一方面政党以一整套制度化、法制化的规范和程序执掌国家政权，介入国家机器的运行，是推动政治关系转变成法律关系、实现政治的非人治化而达到法治化的关键环节。另一方面，在现代政治的基本要素中，政党是连接国家与人民（公民社会）的强大的中介机构，是沟通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和信息的重要渠道。正如美国研究政党问题专家里查德·S·卡茨指出：“现代民主是政治民主，在西方看来，作为民主政体基础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都由政党所创造，没有政党，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民主政治深受政党的影响，不仅影响政治权力的运行，而且还通过政治权力的运行来影响国家的建构。
然而，政党政治又是一种阶级政治。政党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基础上，在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列宁曾指出：“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
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为着阶级的政治目标共同奋斗的政治集团。无论哪个政党如何标榜其全民性、超阶级性，政党都有一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政治背景，都代表着阶级或阶层的根本政治利益。任何超阶级、超政治的政党是不存在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讲的是资本主义的政治，无产阶级国家讲的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也就是说，国家的阶级性质与政党政治的实质是一致的，有什么样的阶级性质的国家政权，就有什么样的政党政治的实质，尽管其政党制度形式各不相同。
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党以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原则为价值取向，因为这符合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使任何一党要想参与政权，就必须在价值观上认同资产阶级的这一原则，近年来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入阁就是以牺牲固有的价值原则为代价的。当一个政党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时，它通过议会来影响国家权力的运作。一方面，将社会价值导向自己的政党价值体系之中，并赋予其现实的条件和手段，从而实现对社会价值的有效统摄与驱动；另一方面，为了代表并实现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必然要在政策、制度和法律等层面上，影响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等权力的阶级性质和制度结构，从而将国家建构导向本阶级的价值轨道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