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经济文化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现代化并向发达的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因此，在发展论的视界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国家发展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发展理论的重大贡献在于它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设想的时代局限，创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理论。如果说列宁创立的“一国胜利论”以及他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过渡理论设想的话，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理论则是在解决和回答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较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实现国家现代化等问题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发展理论又一次突破和创新，在理论原理和策略思想上的内容大大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例如，关于国家发展道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关于国家发展模式的“四个现代化”模式、“文明发展”模式和“四位一体”的全面发展模式；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问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关于国家发展动力问题的改革开放动力论、科技动力论；关于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温饱型、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关于国家发展思想观念的经济增长发展观、社会经济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等思想理论，无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发展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不同于西方社会发展的求实探索精神，继承了列宁、毛泽东等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探索成果，从时代发展的需要和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挑战出发，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理论的新发展，对东方较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创造性探索。
第一，在探索国家“跨越”式发展的实践中，确立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20世纪是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宣告社会主义在东方的崛起，开始打破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历史局面。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下，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继而夺取城市，直至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成功地解决了落后国家怎样建立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和平与发展的新的历史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面对国际日趋激烈的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世界性的历史变动、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以及西方敌对势力“没有硝烟”的战争威胁，围绕落后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经过几代人艰辛而曲折的探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尽管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过去遭遇严重挫折，但这个事实没有也不可能否认落后国家成功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规律性，而只能证明即便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的历史时期，在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今天，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和“过渡”问题仍然是一个十分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重大问题。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探索，我们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后，实现国家现代化成了国家发展的根本目标，也成为体现和发挥新中国和新生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唯一途径。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设想。周恩来曾多次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实现国家全面发展、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发展的现代化，它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根本标志。所以，四个现代化建设实际上成了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国家谋求发展和富强的总体布局。20年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和富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由于违反经济发展规律，过分强调“一大二公”，加上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尤其是受各种“左”倾思想的影响，现代化发展的运行机制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导致现代化发展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较大改善，然而，精神文明建设在许多方面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改革和开放的形势不相适应，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严重的消极现象。在这个问题上全党如果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一些严重的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将会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的大局。
为此，党的十二大作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决策，并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确立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这个国家发展布局不仅大大拓展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视野，而且深化了党和人民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特色和优势。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对我国的“文明发展”模式又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规定，它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起，构成了中国国家发展和建设的三个互相协调、互相促进的有机组成部分。这进一步深化了党对人类社会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规律的认识。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进一步深刻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事业的总体布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总纲。至此，“四位一体”构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完整模式。
第二，在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科学的国家发展观。
为了顺应通过工业化奠定发展初步基础的要求，国家在发展计划的指导下，重视工业化，强调重工业，逐步形成了以追求经济增长为基本导向的发展理念。在这种发展观念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很快建立了自己的现代工业体系，并对国家建设和国防事业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是，总起来看，这一发展观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系列误解的基础上的，在实践中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严重脱节，“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如经济结构畸形、基础产业发展滞后、第三产业薄弱、区域经济配置效率低下、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质量低下、居民生活水平没有相应提高，等等。改革开放后，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在全面总结过去国家发展的经验基础上，国家逐步调整发展思路和发展理念。强调以实现国家现代化为目标，超越单纯的工业化；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统一起来，超越增长优先的理念；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内涵式和集约式的转变，超越片面的外延式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兼顾社会的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超越单一层面的经济发展。但在实践过程中，上述国家发展理念执行效果并不理想，有些社会经济问题明显地凸现出来了。
如城乡发展差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差距、地区发展差距继续拉大；发展的资源约束与生态环境约束双重压力增大；发展没有从根本上做到以人为本，社会公平、正义与秩序的问题突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使人们对国家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条件等问题有科学的认识，从根本上调整国家发展思想理念，用以指导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五个统筹”，即统筹城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外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的提出标志着科学的国家发展观的正式形成。
第三，在实践国家“跨越”式发展中，形成一整套国家发展的战略策略。
20世纪以来，无论是先期工业化国家还是新时期发展中国家，都十分重视制定自己的总体发展战略。这种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是由政府特别是国家层面上的政府主导并推动，根据本国发展水平和状况以及国际发展态势，以本国利益为中轴选择并确立的。很显然，由于世界市场一形成，就为先期工业化国家所控制，它们实行的国家发展战略自然是如何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利用自己在科技、资金和管理上的优势，尽力遏制后发国家的发展，以保持自己在世界市场上不断获得超过平均利润率的垄断利润和高投资回报。按照马克思的一般设想，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在工业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这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支配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然而，中国作为一个以“跨越”式发展方式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决定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必然是一种与“跨越”式发展方式相适应的战略，即“追赶战略”。“追赶”当然不是超越国家发展的必然环节，也不是超越自身经济形态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而是在充分认清自己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国际发展态势的基础上，千方百计加快发展速度，在各方面缩短同工业先进国之间的差距，力求摆脱在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不利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怎么样落实和实践国家“跨越”式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思考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所以，迅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赶超发达国家，展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自然就成了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毛泽东在1953年谈到党的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时，预计用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但是到了1956年初，急于求快的思想在党中央占了上风，于是作出了1956年底在农村基本建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城市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布置，使原定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只用了四年就全部完成了。1957年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中说：“在15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
1958年8月末，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作出钢产量比去年翻一番的决议，即由1957年的535万吨提高到1958年要完成1070万吨。显然，当时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思想和战略部署，在很多方面都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发展理论的一般原则，过分强调国家发展和“赶英超美”的政治意义，这就造成了党内急于求成的浮躁情绪，影响了党冷静客观地判断形势，没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实力，超越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许多环节，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给国家发展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