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民族国家理论的新进展
民族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又一个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国家理论是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方法论依据，在深入考察近代资本主义（西欧）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与市民社会的成长、壮大以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等一系列事件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系统的思想和理论。在当代，民族国家遇到了全球化的严峻挑战。随着全球化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的进一步展开，全球化的逻辑与民族国家自身的内在逻辑发生着越来越激烈的矛盾，挑战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利益、主权和认同的基础。民族国家是因此被侵蚀而迅速走向衰弱，还是积极应对，强化自身的国家建构，这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不仅是一个创造性的实践问题，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创新问题。
一 马克思主义民族国家理论：国家的民族化建构
（一）政治化的民族与民族化的国家
什么叫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有那些基本特征？现代主权国家都属于民族国家吗？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民族国家？这些似乎显而易见的问题直到现在依然总是纷争不已。这种纷争的原因既与人们理解的历史经验、理论视角、方法原则上的不同有关，也与“民族”和“国家”这个本身就弄得纷争不断的历史范畴有关。
“民族”这一概念，《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定义的：“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的共同体。特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近年来有研究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定义虽然强调了民族是一群有共同特征的人，强调了民族的民众的、社会的和非政治化的性质，但却不能充分说明本来就有多种层面且不断改头换面的人、人群和人群共同体，它忽视了民族的政治学意义或本来就含有的政治含义。
在民族研究界，西方学术普遍强调民族的政治内涵。英文世界里na tion一词既具有民族的意义，又具有国家的含义。从各学科人们对民族问题的研究的资料进行归纳总结和理论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对民族的界定，大致有“现代主义”和“族群—象征主义”两种基本理论。它们构成了人们理解民族概念的两种基本向度：政治向度和社会向度。
现代主义的民族理论大致可以归于政治向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欧内斯特·盖尔纳、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安东尼·吉登斯等。他们认为，民族是一个现代概念，是“将自己的集体主权组成能表达政治意愿的国家公民所构成的团体”，“是一种国际政治的行动者”。吉登斯强调民族应该隶属于行政机构，霍布斯鲍姆主张应当把政治性作为民族的基本含义，班尼迪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现代化过程中由人们想象而产生的政治共同体。与现代主义过分强调政治向度的民族观相反，族群—象征主义在批判现代主义的基础上，更强调的是一种社会向度的民族观，即主要从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界定民族的内涵。族群—象征主义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安东尼·史密斯。史密斯将民族定义为：具有名称的人类群体，共享历史领土，有共同的神话和历史记忆，拥有大众公共文化，所有成员参与共同的经济和享有共同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在这里，史密斯区分了族群和民族两个概念。他认为，族群由于与历史文化因素有关，因而它是历史上即存在的，具有久远的历史性和持久性。民族则是一个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新范畴，它与疆域的联系不同于族群的那种象征性关系，而是真实存的占有性的关系；而且民族成员具有明显的“市民”或“公民”的性质，因而也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性。
可见，现代主义强调“民族”的现代性和政治性，注重“民族”的市民或公民性质以及它与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族群象征主义则强调“民族”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现代主义强调民族与国家在边界和国内人民共享单一的族群文化上的一致性，族群—象征主义则强调民族与国家在概念上的区别。但二者都承认民族与族群不同；承认民族是有名称和身份的人群体；承认在现实的国际体系中，并不是所有的主权国家都是单一民族的国家，一个民族有多个国家，一个国家有多个民族，以及有的民族没有国家等现象。
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族群—象征主义，它们对民族问题的考察都是从西方（西欧）自身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出发的。由于这些材料并不具有理论概括的普世性，因而在理论上存在着比较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尽管如此，西方民族理论对民族的历史性分析和政治性分析更进一步揭示了民族的本质，这对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国家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界定民族这一概念，必然涉及民族的产生问题。马克思主义对民族的理解并没有囿于抽象的理论概括，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深入到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历史进程中，站在一切社会上层建筑所赖以产生的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上来考察民族问题。马克思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
恩格斯还指出：“同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民族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在人类结束荒蛮状态后出现的，它与文明社会的组织结构联系在一起。对于民族的产生问题，列宁更为明确地认为：“民族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工人阶级如果不‘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如果不成为‘民族的’，就不能巩固、成熟和最终形成。
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隔绝状态，用阶级的对抗代替民族的对抗。”
斯大林进一步发挥了列宁的思想：“民族不是普遍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
马克思等人对民族产生的理解，是从人类社会生产方式演进的历史进程来理解的。在马克思看来，民族出现的标志是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出现、野蛮婚姻制度的被废止和符合新的生产力的社会伦理的萌生。它是古代意义上的而又必然演进到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而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则是古代民族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它始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正因为民族这种历史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阶段性，今天人们更多的是从现代意义上来理解民族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民族首先是一种古老的历史的概念，它以民族历史文化认同为前提。摩尔根在详尽考察人类早期氏族、部落的组织形态基础上，指出，部落民族最先由氏族开始，出于社会目的和宗教目的而形成胞族，由于活动范围的扩大，经过部落的整合下形成民族。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宗教、文化、历史和民俗，这是民族认同的基本因素。恩格斯正是基于摩尔根的历史考察，指出民族的特性首先是民族的社会历史性。
当社会生产方式进入资本主义时期，民族也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这时，民族就具有了现代的意义。因为，资本主义政治的统一性还需要以社会的方式组织起来，需要从社会中获取合法性依据，需要以民族利益作为国家利益的新的抽象形式。而最能为资产阶级国家提供这种需要的，既不是单独的个人，也不是某个阶级或集团，而只能是民族。于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力也就成了“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因此，民族似乎是因社会生产的发展而被迫纳入现代政治的轨道，其历史文化特征和社会组织、整合功能就被国家赋予了政治的性质而与国家建构结合在一起了。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民族是在国家催化之下形成的，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民族不是为了产生国家而存在，民族是由国家来创造的”。可见，民族是在其历史建构中逐渐获得了社会与政治的双重属性的。
当现代民族走向国际舞台后，其政治属性就在某种程度上以“国际政治行动者”的方式表现出来。西欧主权国家国际体系的形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资产阶级在打破封建割据局面的同时，也把种族、民族集合为一体并使它凝固起来了。于是民族主义的强大作用就被资本主义国家所利用，成为不断向世界扩张的合法性动力；同样，在国际舞台上，国家又常常以维护民族利益的名义，通过将国家和国际事务不断地向每个公民的日常生活中进行渗透，以充分发挥民族在调整国际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
如今，民族已经成为各国处理国际关系时，经常利用而又慎重对待的一种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民族的政治性质只是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才逐渐凸现出来，并具有了与国家相结合的基础。与此同时，国家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其社会性即社会基础也因日益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而被强化，于是国家就不能不给自己添上“民族”的色彩。国家也逐渐获得了民族的属性。如我们前面所阐述过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表面上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国家存在的前提和目的就是通过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使社会秩序的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国家的实质，那么，国家似乎是独立于社会之外或之上的一种机器，而军队、警察、监狱似乎是国家的唯一实体，政治统治也似乎是国家的唯一职能。实际上，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种机械的理解。因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只是从国家起源意义上来看的。但如果从国家的存在意义上看，国家不可能脱离社会，反而必须以社会为基础，时时处处要以社会普遍利益的代表的身份活动，这就表明国家与社会始终存在紧密的相互依赖、相互适应的关系，而且国家与社会这种相互关系到了现代社会才真正表现出来。所以，国家绝非是一个纯政治概念，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政治概念。国家是通过公共权力连接起来的，以维护公共利益和处理公共事务为目的，并由一定人口、领土组成的有机组织体。而且，国家的这种社会性将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不断被强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市民阶级、市民社会的出现和成长壮大。市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尤其是市民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务的增长，表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于是，国家随着市民社会的抽象而抽象化了，相应的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结构就被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所代替，国家决定社会的政治逻辑也就被社会决定国家的政治逻辑所代替。社会决定国家的政治逻辑使统治阶级越来越认识到，必须充分正视国家的社会基础，于是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公共职能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成熟而逐渐呈现出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性和社会职能的凸显并不断得到强化，在理论上是具有很强的逻辑建构力的。也就是说，人们对国家的本质的理解，不仅是基于历史的逻辑，而且还是基于现实政治经验的逻辑。在某种程度上，西方论者所抓住的“公共”一词，是现代西方国家现实实践的经验化的成果，它最能代表和体现国家的社会性本质：国家权力是指向全体公民的一种普遍性权力；国家具有自主处理自己内外事务的权力；国家权力及其组织和运行必须具有社会公意基础。
一旦国家的社会性被重视和强化起来，那么，民族在利益诉求、社会组织、文化认同等方面的普遍性功能就最能满足现代国家的集中、统一和“公共性”建构的需要了。这样，国家在现代建构的过程中，从民族那里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容，更加坚实的合法性基础，更加强大的社会功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就是国家的民族化建构过程。
（二）民族国家及其基本特征
民族与国家的历史上的关联性、逻辑上的同一性和实践上的互补性，使两者必然走在一起，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新型国家。基于这样的历史事实，西方学界对民族国家进行了经典的理论构思和实践发挥。西方民族主义的古典理论认为，民族国家就是由一个民族或者基本上由一个民族组成一个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在这种理论看来，人类最为理想的共同体形式就是民族国家，它将自然的民族和人为的国家结合起来，实现了两者的完美结合以及主体边界与国家领土疆域的大致一致，这不仅有效地避免了国际战争和争端，而且还成为现代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根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一般将欧洲中世纪晚期出现并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普遍形成的“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界定为民族国家。在19世纪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看来，民族国家是最好的国家形式；欧洲每一个文明民族都有自决权，都应当通过独立、合并、统一等途径实现民族的自立与完整，都应当建立本民族的主权国家，即民族国家。所以，英国学者埃里·凯杜里就干脆把国家与民族相符一致确立为民族国家的基本原则，宣称民族与国家政治单位必须严格对应起来，不符合这种原则的必须要加以革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