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建构国内各民族共同的利益是实现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也是现代国家的利益建构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的实施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切实推行，国内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利益，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少数民族的利益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当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共同利益。1979年邓小平谈到我国的民族工作时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中国国家利益的“民族化”建构突出特点是，民族问题、民族利益等逐渐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新时期中国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江泽民1995年视察陕甘宁地区时指出：“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个部分，民族问题只有在解决整个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才能逐步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社会主义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是国内各民族实现自身利益的前提和保障。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保证国内各民族人民实现真正平等，消除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别；才能在各民族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解决和消除某些具体权益主要是经济权益方面的矛盾和纠纷；才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各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避免因工作不慎或不当而伤害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和感情；才能从根本上抵制国际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分裂和颠覆活动，维护各民族团结、稳定和发展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如果各民族地区长期落后于先进地区，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最终成功。江泽民1995年视察陕西甘宁地区时指出：“没有西部地区的繁荣昌盛，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整个国家的繁荣富强，没有西部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就不可能保持我们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没有西部地区的全面振兴，就不可能达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没有我们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终成功。”
4.扞卫国家的根本利益，维护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民族国家利益的建构，在民族国家的全球交往中，积极融入全球共同体，努力成为全球共同体的一部分，在全球竞争和合作中获得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同时，在全球投资贸易、国际规制、全球公共事务、文化价值等领域的全球博弈中维护和拓展本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方面，在不断重构国内社会经济结构、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积极融入全球共同体中，坚持国家利益的核心原则，维护和扩展国家战略利益的范围和空间。
其一，维护国家安全利益：防止外敌入侵，预防、制止和击退对本国领土的军事进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推进军事现代化变革，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坚持质量建军，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推动多边安全合作，拓展中国的安全利益。其二，拓展国家政治利益：维护中国的独立和自主；保证社会稳定，避免和制止可能出现的社会动乱。其三，扩展国家的经济利益：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开拓国际市场资源，获得技术、管理经验、资本和资源，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倡导和推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扩大国际份额，壮大国有经济势力，提高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其四，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坚持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产业走向世界；开展文化外交，在国际交往中倡导并注入中国传统文化要素；维护中国文化安全，加强文化管理，构建中国特色政治文化。另一方面，在当代中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建构中，中国并没有固守自己的“狭隘”的民族国家利益，而是站在维护和发展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点上，从以往的意识形态化的国际主义逐渐转向维护世界人民利益的世界主义，树立中国民族国家的全球意识，在民族国家的全球交往中，以国际事务的是非曲直为基础，以维护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原则，来分析和解决国际问题。
（二）当代中国民族国家主权建构及其理论成果
国家利益是民族国家建构基础和最高原则，而国家主权利益则是民族国家利益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由于国家主权归根结底是因利益斗争而建构起来的，因此，国家主权的建构服从国家利益的建构。当主权原则与国家最高利益相抵触时，需要权衡利弊，不排除在国家主权的具体问题上作出暂时的让步，服从于国家最高利益。但国家主权又是民族国家利益的天然保护伞，成为一定社会群体包括阶级群体维护自身既定利益的有力的政治权杖。因此，民族国家主权的建构总是围绕着主权对内的至高性、对外的独立性、结构的完整性等方面展开的。换句话说，国家主权的建构包括国内政治层面的建构和国际政治层面的建构。尽管全球化给民族国家主权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但在全球性交往中的世界各个民族国家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计，又无不在强化着国家主权的建构，无不是从国内治理实际出发，依据传统主权理念和当下全球主权交往中通行做法来加强国家主权建构，积极倡导一种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型的主权正义。
当代中国的国家主权建构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出发，围绕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在国家主权交往中转变国家角色和职能、提高国家主权能力等方面进行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以来，我们进一步开展了中国国家主权建构的创造性的实践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1.进一步完善人民民主专政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基本纲领和基本制度，它体现了中国国家主权的性质、宗旨和当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价值旨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指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贯彻和落实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利益和人民监督以及依法治国、党的领导的制度保障。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来，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第一，人民民主专政方面。一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合法性基础。当前，在人民民主专政传统的历史合法性、阶级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资源逐渐流失的情况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先进生产力、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先进文化为基点，重新塑造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利益基础、人民群众基础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基础。二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思想。三是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推动人民民主专政的法治化建设进程。
第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方面。一是从理论上进一步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政治生活和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大制度是中国政治的优势，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基点，是理顺各种权力主体关系的关键，是保障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最好组织形式和最高实现形式。二是进一步理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系列关系。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通过政策与人事建议、人大常委会党组、人大代表中的党员干部的自身努力、党员干部的党纪约束等实现党对人大的领导；以制度的方式明确规定了人大与政府的关系是权力机关与执行机关、决定与服从的关系；公民与人大的关系逐渐归位为“授权”与“代理”
的关系，代表对人民负责，与选民建立固定的联系制度。三是完善了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缩小了省（自治区、直辖市）、全国两级人代会中城乡代表人口比例，实行差额选举，严格依法进行。四是完善了人大监督机制，强化人大的监督职能及其监督程序化，强化公民在选举制度中监督机制。
五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内部结构得到进一步的优化，人大代表的代表性逐步提高。
2.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解决我国民族问题、进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项制度创举，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邓小平曾经指出：“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都反复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取得了显着的成果。
第一，开创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新局面。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党始终把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当作处理我国民族问题的首要任务来抓，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使民族区域自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促进国家主权统一和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为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给予民族自治地方以财政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方面的支持；把国家的集中统一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区域自治有机结合起来，把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有机结合起来，是完全适应我国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原则，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思考其重要价值。
第二，依法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实行，标志着国家以基本法的形式把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固定下来并进而进入更加稳定扎实的依法自治阶段。九届全国人大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增加了事关自治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规定，明确规定了上级国家机关对自治地方的职责，补充了经济发达地区对口支援民族自治地方的条文。《民族区域自治法》颁行后，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的法规体系和监督机制也逐渐建立并健全，本世纪初基本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民族法规体系和监督机制。
第三，从中华民族和世界范围内来思考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的民族问题，一方面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而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另一方面国内各民族本身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华民族的振兴有赖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也有赖于我们积极汲取世界各民族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有益经验。
第四，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是促进民族区域自治的社会基础。在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我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的思想，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新概括和新总结，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的标志就是民族团结，坚持和完善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挥各族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积极性。
第五，重视提高民族区域自治能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有赖于民族地区自治能力的不断提高，大力培养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关键所在。为此，各级自治机关逐步扩大了少数民族干部的数量，增加了自治机关及其所属工作部门干部中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充分信任，放手使用。
3.推进和落实“一国两制”，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一国两制”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主权建构的创举，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我国坚持推进和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与完整，在理论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
第一，针对两岸关系的新情况、新特点，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提出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的“八项主张”。“八项主张”既体现了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精髓，又具有理论新意，即两岸尽早政治协商是结束敌对、解决分歧、实现和平统一的前提；可以吸收两岸党派、社会团体和民间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协商，以民间协商推动政治谈判；政治谈判可以分步骤分阶段进行；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决不允许外国势力插手、干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