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认同调节因素的研究
（1）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对认同调节影响的研究
可以看出，认同调节在休闲体育行为各发展阶段的表现各不相同。在第三、第四阶段，也就是准备阶段和行动阶段表现得最为强烈（19.68±2.81，19.53±2.16），在保持阶段表现出次弱（17.78±2.15），在意向阶段表现较弱（12.72±1.94），而在前意向阶段基本不产生作用（7.15±1.16）。为了判断不同发展阶段对认同调节是否产生了显着影响，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见表4.37）。结果显示，方差检验的F值为1437.86，相伴概率小于显着性水平0.01，也就是说，认同调节因素在5个发展阶段存在着非常显着的差异。为了进一步了解哪个组与其他组有显着的均值差别，采用LSD对5个阶段的样本均数进行了两两比较，结果如表4.38。从表中可以看出，除了准备阶段和行动阶段的认同调节因素不存在显着性差异，其他组之间的相伴概率都小于显着性水39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动机和限制因素的实证研究平。也就是说，前意向阶段、意向阶段、保持阶段的认同调节因素都与其他阶段存在着显着差异。
通过认同过程，个体认识到行为价值的重要性，从而将它作为自我的一部分来接受。比如说个体一旦认识到参加休闲体育活动对身心健康的重要性，他就会更加自觉地去参加休闲体育活动。在认同调节过程中，个体自由地选择活动，把完成个人的目标认为是重要的。例如，个体参加闲暇时间的身体活动，因为他认为这是改善自身身体状况的基础。只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参与休闲体育活动，这就是认同调节的作用。个人的目标本身就具有激励作用，目标能把人的需要转变为动机，使人们的行为朝着一定的方向努力，并将自己的行为结果与既定的目标相对照，及时进行调整和修正。因此，认同调节在准备阶段和行动阶段的作用是最明显的，个体会在目标的激励下，采取一定的准备措施或真正地参与到休闲体育活动中去。如果个体参与了休闲体育活动，其行为结果能够达到预定的目标，就会进一步促进行为动机的增强，那么个体的休闲体育行为就有可能会变成长期的有规律行为，进入到保持阶段。因此，在保持阶段，随着动机的进一步内化，认同调节的作用会逐渐减弱。相反，如果行为结果达不到预定的目标，已经形成的偶尔行为或暂时的规律行为就会受到限制，个体就有可能返回到前意向阶段或意向阶段。
（2）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不同性别对认同调节影响的研究
结果显示，不同性别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8.60，均方为8.60；不同发展阶段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24134.92，均方为6033.73。可见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要比不同性别的影响大。所对应的F值和相伴概率说明，不同性别对认同调节的影响没有显着的差异，不同发展阶段对认同调节的影响存在非常显着的差异，而且它们的交互作用对认同调节的影响也不存在显着的差异。
（3）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不同年龄对认同调节影响的研究
结果显示，不同年龄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96.89，均方为32.30；不同发展阶段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17609.51，均方为4402.38。可见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要比不同年龄的影响大。从表中也可以看出，不同年龄和不同发展阶段对认同调节的影响都存在非常显着的影响，而且它们的交互作用对认同调节的影响也存在非常显着的差异。也就是说，不同年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认同调节是各不相同的。
在不同的年龄段，个体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目的会各不相同。相对来说，完成阶段的老年人（退休以后）对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目标更为明确。因为这一阶段的人们更偏重于休闲体育活动给他们带来的身心健康方面的好处，以保持自身能力与生活意义的独立性。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会更积极地参与到这个活动中去。成人早期（20～29岁）的年轻人更渴望的是自我表达与感性的体验，如果他可以通过其他活动或方式满足自我表达的欲望，那么对休闲体育活动的认同就会减弱。对于成熟期早年（30～44岁）到成熟后期（45岁至退休）的人们，工作、生活的压力虽然剥夺了他们的一部分休闲时间，但是他们也渴望能通过休闲体育活动的方式去缓解压力、放松心情，从而以更积极的精神面貌去面对工作和生活。因此，在不同目标的驱使下，个体在不同年龄阶段对休闲体育活动的认同也各不相同。
（4）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不同婚姻对认同调节影响的研究
结果显示，不同婚姻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104.82，均方为104.82；不同发展阶段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11887.50，均方为2971.88。可见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要比不同婚姻的影响大。所对应的F值和相伴概率也说明，不同婚姻和不同发展阶段对认同调节存在非常显着的差异，而且它们的交互作用对认同调节的影响也存在非常显着的差异。也就是说，不同婚姻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认同调节是各不相同的。
未婚的人们对休闲体育活动的认同更多地偏向于精神调节、修身养性的目的，因为生活给他们的压力不是很大，也不用承担养儿育女的任务。结婚生子后，不但生活压力会增加，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在工作中也会遭遇激烈的竞争，这时就需要调整自己，提高自身的各种生活能力。因此，人们更多地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而参与休闲体育活动。
（5）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不同收入对认同调节影响的研究
结果显示，不同收入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155.96，均方为51.99；不同发展阶段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15735.12，均方为3933.78。可见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要比不同收入的影响大。从表中也可以看出，不同收入和不同发展阶段对认同调节都存在非常显着的影响，而且它们的交互作用对认同调节的影响也存在非常显着的差异。也就是说，不同收入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认同调节是各不相同的。
不同收入的人们对生活的追求和需要会有所不同。由于收入较低，人们就会努力工作，拼命赚钱，以努力提高生活质量，而无暇考虑休闲生活，休闲体育活动成为一种费时费钱的奢侈；收入相对较高的人们，较少受到生活的压力，调节精神、修身养性成为他们参加休闲体育活动的目标，因此更容易形成对休闲体育活动的认同。
5.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整合调节因素的研究
（1）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对整合调节影响的研究
可以看出，整合调节在休闲体育行为各发展阶段的表现各不相同。在第四、第五阶段，也就是行动阶段和保持阶段表现得最为强烈（12.90±1.16，11.94±1.30），在准备阶段表现较弱（8.05±1.10），而在意向阶段、前意向阶段基本不产生作用（6.49±1.19，4.51±1.44）。为了判断不同发展阶段对整合调节是否产生了显着影响，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见表4.44）。结果显示，方差检验的F值为1834.01，相伴概率小于显着性水平0.01。也就是说，整合调节因素在五个发展阶段存在着非常显着的区别。为了进一步了解哪个组与其他组有显着的均值差别，采用LSD对五个阶段的样本均数进行了两两比较。可以看出，五个阶段的相伴概率都小于显着性水平。也就是说，前意向阶段、意向阶段、准备阶段、行动阶段、保持阶段的整合调节因素都与其他阶段存在着显着差异。
出于整合调节的个体，不仅认同某种外在价值的重要性，还将这种价值观与自我的其他方面整合为一体，并把它作为自我的一部分加以吸收。有机整合理论指出，个体对于外部要求、价值观、规则的内化程度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在活动中所体验到的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刚参加休闲体育活动的人们可能是为了达到某个目标，而在参加的过程中，人们不但达到了目标，而且逐渐地感受到休闲活动的其他效应，当这种综合的效应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个体偶尔产生的行为就会经常化或规律化。当个体认为，参加休闲体育活动不但能改善身心健康，而且还能改善人际关系，并从中获得愉悦，成为其闲暇时间的休闲方式之一，这时，个体就会经常有规律地参与休闲体育活动。因此，整合调节在行动阶段和保持阶段的作用最为强烈。个体在准备阶段或之前的意向阶段和前意向阶段，还没有体验到休闲体育活动的作用或效果，即使认同某种价值观，但自身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因此很难从自我出发加以内化，自我决定不能进一步增强，不能达到整合调节。
（2）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不同性别对整合调节影响的研究
结果显示，不同性别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5.55，均方为5.55；不同发展阶段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10930.79，均方为2732.70。可见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要比不同性别的影响大。所对应的F值和相伴概率说明，不同性别对整合调节的影响不存在显着性差异，不同发展阶段对整合调节的影响存在非常显着的差异，而且它们的交互作用对整合调节的影响也不存在着显着的差异。
（3）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不同年龄对整合调节影响的研究
结果显示，不同年龄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12.58，均方为4.19；不同发展阶段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8631.83，均方为2157.96。可见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要比不同年龄的影响大。从表中也可以看出，不同年龄对整合调节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差异，不同发展阶段对整合调节的影响存在非常显着的影响，而且它们的交互作用对整合调节的影响也存在非常显着的差异。也就是说，不同年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整合调节是各不相同的。
相对于完成阶段的老年人（退休以后）来讲，其他年龄阶段的人们更追求休闲体育活动带来的精神层面的作用，如获得愉悦感、调节人际关系等。个体每周和朋友一起去打羽毛球，他所追求的并不只是为了使自己减肥，而更多的是为了和朋友在一起聊聊天，谈谈工作，增进友谊。对这样的人来说，休闲体育不再是为了达到工具性的目标，它带给他们的可能是得到关注、接受与体验温情。
这种休闲体育行为已成为他们的休闲生活方式之一。特别是对于成人早期（20～29岁）的年轻来说，只有当这项休闲体育活动能满足自我表达和感性体验时，个体才会经常地有规律地参加。
（4）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不同婚姻对整合调节影响的研究
结果显示，不同婚姻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1.06，均方为1.06；不同发展阶段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6903.71，均方为1725.93。可见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要比不同婚姻的影响大。所对应的F值和相伴概率也说明，不同婚姻对整合调节的影响不存在显着差异，不同发展阶段对整合调节存在非常显着的差异，而且它们的交互作用对整合调节的影响也不存在显着的差异。
（5）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不同收入对整合调节影响的研究
结果显示，不同收入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24.68，均方为8.23；不同发展阶段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7225.10，均方为1806.27。可见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要比不同收入的影响大。从表中也可以看出，不同收入和不同发展阶段对整合调节都存在非常显着的影响，而且它们的交互作用对整合调节的影响也存在非常显着的差异。也就是说，不同收入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整合调节是各不相同的。
在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求，收入较高的个体会拥有相对较多的时间和金钱参与到休闲体育活动中去，就会追求更高的需求。对一些人来说，他们会根据不同的收入情况选择不同的休闲体育场所或环境。在公共体育场所打球或到私人会所健身，虽然都能起到身心健康的作用，但体验到的愉悦程度是不一样的。而这种体验往往会影响到个体对休闲体育行为动机的内化，从而影响其行为的经常性和规律性。
6.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内部动机的研究
（1）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对内部动机影响的研究
可以看出，内部动机在休闲体育行为各发展阶段的表现各不相同。在第五阶段，也就是保持阶段表现得最为强烈（16.53±2.52），在行动阶段表现较弱（13.24±2.01），而在准备阶段、意向阶段、前意向阶段基本不产生作用（7.32±1.79，4.78±0.74，4.77±0.85）。为了判断不同发展阶段对内部动机是否产生了显着影响，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见表4.51）。结果显示，方差检验的F值为2196.41，相伴概率小于显着性水平0.01。也就是说，内部动机因素在五个发展阶段存在着非常显着的区别。为了进一步了解哪个组与其他组有显着的均值差别，采用LSD对五个阶段的样本均数进行了两两比较。从表中可以看出，除了前意向阶段、意向阶段的内部动机不存在显着差异，其他三个阶段的相伴概率都小于显着性水平。也就是说，准备阶段、行动阶段、保持阶段的内部动机都与其他阶段存在着显着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