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从整体上看，毫无疑问在曾国藩的人际网络中，钱振伦只是自己任早年京官时的密友，钱振伦回籍丁忧后，曾国藩也随即负起了“中兴”的大任，军旅行次都是治国安邦的大事，与这位在东南一隅教书的同年，也就基本没有什么交往了。而钱振伦却还不得不时时引曾国藩同年以自重，不光把曾国藩早年在京时与其唱和、题图的诗词收入《示朴斋随笔》，自己的得意之作《示朴斋骈体文》作好后，还特意向曾国藩求序，而百忙之中的曾国藩却没有了当年的闲情雅致，序文只好请幕宾吴汝纶代写了。
人际网络首先表现为关系，历史个体的自我认同与自我实践都通过在网络之中的交往而实现的。人际网络既是个体扩展自身表达空间的工具，也是个体持续获得外界反映而调整自身意识与行为的通道。人际网络更是个体的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构成。
由于资料的原因，我们对钱振伦的人际网络的认识可能更集中于曾国藩、翁同龢以及那些同年进士，而对于他们有更密切交往的地位、声名不显的人物反倒被忽视，这是在梳理钱振伦的人际网络时需要充分意识到的。但这些名人联系无疑是其人际网络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名人在人际网络中的辐射能力会远较普通人为强。通过对钱振伦人际网络的梳理，可以看出，在血缘、地缘、学缘所构造的人际网络中，家族是一个基本的核心结构，家族成员有了一两个进士出身就可能将家族带入一个更高层次的交往平台，在这一平台上形成的人际网络通过认定师生、同门、同年以及婚姻等形式相对固定下来。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师生、婚姻等关系不仅是一种交往方式，也是保持提升门第地位和垄断知识学术的手段。这种基于亲缘、地缘、学缘等关系的人际网络的凝结，除了一般性的利益以外，从诗文唱和、学术知识交流、知识团体认同到共同的文化资本增殖都是重要因素。这种人际网络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传承性。一个文化家族内的不同成员之间可能在知识类型上经常是以否定的形式体现更替，而在人际网络上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兼容、过渡和传承。钱恂的官场升迁有不少父亲和伯父的人际关系在其中，而钱玄同的留学日本和进入北京学界也多少借重了父兄的人际网络。
三、着述与思想
钱振伦与钱振常兄弟主要生活的时代在道光、咸丰、同治三朝，这一时期正是清王朝内外交困，面临巨大挑战的时期。但如果从整个士大夫群体着眼，对这些挑战的回应并不充分，不仅魏源、林则徐这样尚不成熟的近代思想如空谷足音，就是后来的所谓早期维新派，所能代表的也只是在办理“夷务”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小部分中下层士大夫的转向。唐鉴、倭仁的领袖群伦所体现的才是那一时期士大夫群体的知识与思想面貌。钱氏兄弟的知识学术与思想价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与环境中展开的。
1.钱氏兄弟的着述
钱氏兄弟的着述，由于辗转迁徙和太平天国运动有些在钱恂的时候就已经看不到了。钱恂在家乘中所列的钱振伦的着述（包括笺注的）有六种：《樊南文集补编笺注》（十二卷）、《示朴斋骈体文》（六卷）、《示朴斋制义》（四卷）、《制艺卮言》（八卷）、《鲍参军集注》（有的本作《鲍参军诗注》）、《示朴斋骈体文胜》（有的本作《示朴斋骈体文续》）。除此之外，钱振伦的着述还有《唐文节钞》（十册）、《示朴斋骈体文续存》、《示朴斋随笔》（一卷）、《玉溪生年谱订误》（大部分本附在《樊南文集补编笺注》后）、《安定书院小课二集》。
其中《樊南文集补编笺注》、《玉溪生诗笺注》是与其弟钱振常合作的。此外，钱振伦还是同治十三年（1874）《续纂扬州府志》的主纂。
而钱振常除了上两部与其兄合作的着作外，现可见的他补校的还有《吴兴科第表》（有的本作《国朝湖州科第表》）。应当说，这些着述只是他们生平所着的一小部分，钱振伦在《樊南文集补编自序》中说：“庚申（1860），贼扰江浙，仓促渡江而北，平生书箧，悉付灰烬，而此本居然独存。”钱恂也说其父曾自焚稿三百余篇，佐幕期间的奏牍又随写随弃，做京官期间的撰稿也从不携归私宅。
以上着述按内容可分以下几大类：一是对唐宋诗文的笺注、节钞及相关的考订，《樊南文集补编笺注》（李商隐）、《玉溪生年谱订误》（李商隐）、《鲍参军集注》（鲍照）、《唐文节钞》属此类；二是自着的骈文及科考制义，如《示朴斋骈体文》、《示朴斋骈体文胜》、《示朴斋制义》、《制艺卮言》、《安定书院小课二集》；三是其他杂着、方志与校补，《示朴斋随笔》、《续纂扬州府志》、《吴兴科第表》、《西域水道记校补》属此类。
这些着述中两人用力较多且看重的应当是《樊南文集补编笺注》和《示朴斋骈体文》。钱恂在家乘中说，“樊南补编之笺注，学吕公（振常）用力为多，同治四五年间，学吕公在长沙，恂随侍左右，得见手稿十余巨册”。李商隐文集久失传，清代前期的传本注本《樊南文集》仅100余首，都是从《文苑英华》中抄出的本子，钱振伦从《全唐文》中辑出二百余首，并和钱振常分任笺注，而成《樊南文集补编笺注》。“《全唐文》中200篇李商隐佚文的发现，又给进一步考证李商隐生平提供了极重要的资料。”从而使二钱的笺注成为与清初冯浩及后来张尔田并列的清代李商隐研究的三大成果。《示朴斋骈体文》是钱振伦所着骈文的集子，同治六年刊刻，全书按赋、序、书、跋、赞、论、诔、祭文、杂文等分类别卷，共六卷，收文百余篇。钱振伦认为唐代作家以才思作骈文，而使骈文思想雅正，用典平易，语言雅洁，风骨有力，并以此自期。他对自己的《示朴斋骈体文》也颇自负，刊刻以后，送翁同龢、曾国藩等人。在吴汝纶代曾国藩的序称其文“不尽效李氏（李商隐），冲夷清越，藻丽自生”。同是浙人的晚清举人、学者谭献称其“师法义山，纯用唐调；清典可味，固是雅才”。张之洞在《书目答问》说“今人《示朴斋骈体文》用唐法”，看来至少在当时有相当影响。
而所谓的《胜稿》和《续存》也都可以看作《示朴斋骈体文》写作和传世过程中的副产品。
2.知识结构与思想取向
二钱年青时都以时文出名，晚年都以教书为业，而当时一般的书院在学术研究之上最主要和基本目标就是科举考试。科举制度高度强化了如钱振伦、钱振常兄弟这样士人的知识结构的同质性，钱氏兄弟对科举制义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兴趣，钱振伦多次编辑过科举制义的应试书籍。在他所编的《安定书院小课集》中分类收入学生的时文、诗赋、策论等科考内容，加以评点，并称其目的在于使人们知道“功令所以取士不离乎此，书院所以课士亦不外乎此”。当然在科举体制构造的知识结构中，他们也表现出自己的学术兴趣。如果按照戴震的分类法，将传统学术划为义理、考据、辞章三类的话，则可以看出，二钱的主要学术兴趣在辞章一类，而兼事考据。王森然在《钱玄同评传》中说钱父振常：“幼颖慧，喜骈俪，以文名于时，中年擢进士，晚年湛深经学，精于考据。治小学，能究文字之变迁。”在辞章的诗词、骈文、古文三类中二钱似乎又尤钟骈文。二人的诗词传世极少，钱振伦“不言诗，自定骈文、时文而不列诗”。骈文之中，又推崇唐、宋，而对文中的义理并不十分强调，这和当时主流的桐城派又有分野。
二钱的知识结构以科举知识为主体，对当时主流的程朱理学和汉宋之争的介入都有限，体现着一种疏离的态度。“振常先生最不好名，少年所作，均已焚毁，故盖世文章，所传者少。”这多少体现了政治失意后与世无争的隐逸倾向。这种疏离的态度体现在知识兴趣和知识结构上，就是基本以传统知识为主，而对新知识则持批评态度。当时西方坚船利炮而激起的各种新知识，基本未被纳入钱氏兄弟的知识视野，即使辞世时间较晚的钱振常也大致仍是如此。
《汪康年师友书札》中存有钱振常写给汪康年这个晚辈的七通书信，其中有不少内容为学术上的探讨和交流，包括两人互赠书，钱托汪买书，但内容均在《礼记》、《韵字略》、《古文苑》这些传统知识之内。而《艺风堂友朋书札》中存有的十通钱振常给缪荃荪的书札，其主题一是交流朋友们的状况，二是交流书刊信息和读书心得，而所读之书无一例外全在旧学之内，没有一本当时已有些气候的经世新学之书。在其与张鸣珂的通信中，所显示的钱振常所关注的知识范围也与上述两种书札类同。
和这样的知识结构相伴随的就是，他们在政治倾向上较为保守消极，对各种以新学干禄的作法尤其厌恶，钱振伦曾感慨，“自粤匪肆扰东南，浮竞之士，相率投匦献书，以希躐等之荣进。或且乐其诞而崇奖之。事后追思，百无一验。然则所谓留心经济者，其效亦略可睹矣”。钱振伦的议论对当年薛福成上万言书而蒙曾国藩赏识，似乎很有针对性。其实后来，他的侄儿钱恂也是通过类似路线而发达的。时代环境在不断地变换，在钱振常那里，他已经对当时的政事有了相当的关注，比如曾向缪荃荪打听：“海军、铁路巨政，近来仅得之传闻，能赐示其崖略否？”也曾向张鸣珂通报“黎观察庶昌代竹筼使东，现在美国未有信息”。不过，早期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形成明显会抑制新的知识和思维的习得。
对时政的关注并没有使钱振常对新知识认真对待，反而对新一轮的以学干政充满抵制之意。钱玄同回忆他小的时候，钱振常对当时的风头人物康有为颇为不满，“父亲在日，曾给我一个别号叫做‘有不为斋’，当时因为康有为渐出风头，父亲反对此人，故以‘有不为斋’为我的别号。”这和当年钱振伦对薛福成等人的观点遥相对应。兄弟二人分别对洋务运动时期薛福成辈和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辈的“以学干政”行为的反感，可以解读出不少的信息。其中包含了已经失意的士人对新的政治力量的敌意，包含了正在老去的一代对新的一代的戒备，更包含了传统的知识结构对新的知识取向的抵制。知识和政治在近代的历史图景中，经常演化出非常复杂的内在关联，即使对于钱振伦和钱振常这样已经在主流政治之外的士人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知识结构通过思维定式、利益取向、群体意识等种种中介因素，对他们的政治思想取向构成明显的影响。张灏曾认为，“19世纪末中国的一些重要思想人物，如陈澧、朱次琦、朱一新和王闿运的思想，很少显示出西方影响的迹象。
对于这些人来说，如同1840年之后50年里的大部分士绅一样，核心关切的仍然是那些有关儒家学说的传统问题”。以此来观察钱氏兄弟，可以说大致不错，钱氏兄弟正是当时未变或少变的大多数。无论是在骈文的叠韵起伏中，还是对经学和小学的专研中，钱氏兄弟都没有析解出新的知识领域与思想方式。1898年，钱振常去世，变法维新正进入高潮，那正是一个中国知识界旧知识和新知识此消彼涨的关键年头，对于钱氏家族而言，钱振伦和钱振常兄弟所象征的时代已经翻了过去，在他们后代的身上，知识结构和思想意识的更新都已经开始加速。历史新的一页在他们的后代身上的演绎是他们所无法悬想的。
